“其余的一些配殿，从前供奉佛像处只剩空空的座架。殿两旁的房间已改成了接待革命串联群众的招待所。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个殿里。入夜，周围山坡上的松涛声似乎给这宁静得令人不安的肃穆佛殿里带进了阵阵的山风，使我从心里觉得寒气袭人。这一夜，我大部分时间是清醒地静听那哗哗的松涛，心底深处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失落。我们白昼的欢笑已被天童寺的惨像淹没。听说这寺里原有上百名僧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部分年轻的被迫还俗，下山种田去了，剩下的多为年老体弱，但也要强制耕作庙田，维持生计。我想起五佛塔和尚的话。他们本已是超脱尘世烦恼的脱俗之人，他们摆脱了功名利禄，追求着精神上的极乐世界；而如今这丑恶的尘世又把这残酷的斗争带到他们这块神圣的土地，使他们重又陷入了尘世间的烦恼。这真是作孽罪过啊！”
七
章含之等人“串联”从宁波回到上海后，因为实在不愿回到北外去。于是找了一家小工厂，算是在那里与上海工人阶级串联。那是一家玻璃器皿制造厂，章含之被分配在一个车间劳动。名为串联，其实他们根本不过问其在搞些什么。这个厂的工人全部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给章含之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红袖章。章含之说，“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的唯一一只红袖章。”
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初，学校来函通知章含之等人立即回校参加运动。他们这三个多月的逍遥自在的日子结束了，于三月底回到了学校。
此时的北外又是一片沸腾。外事口掀起了“打倒陈、姬、乔”和“保陈”的大争论；校内开始辩论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成绩和错误。作为教师，章含之对十七年教育路线成绩的评价十分关心。所以在这年的四月二十六日，各系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四·二六”组织，其任务是捍卫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之后高等教育的不可磨灭的成就。
章含之也参加了“四-二六”的活动，成了“革命群众”。一旦卷入这场革命，她的变化大概也就从此开始了。由于经历了那长长的八个月的压制、批斗，此时的章含之一改从前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的状况，从心底认为如果是极左路线占上风，一切又要回复到八个月前的状况，中国又要大乱。当时暴力行动已有所克制，但由于自己仍然被学校的另一造反派组织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她觉得必须以全部的热情投入这场“革命”。
在章含之看来，这种热情也许就如穿上了那双魔鞋，开始跳舞时自己感觉非常美好；但当你疲惫不堪想停下来时你才发现你已永远也停不下来了，这双漂亮的魔鞋会一直带着你跳到精疲力竭最后倒在那偌大的舞台上。此时，鼓掌的观众早已离去，空荡荡的剧场里，耀眼的水银灯也已熄灭，只剩下你穿着那双让你着魔的舞鞋，等待着生命之火的熄灭！
这一年，章含之见到了后来与之结为伉俪的乔冠华。在她颇有调侃意味的笔下，他俩首次相遇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派”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
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文革”的闹剧正在上演，渐渐步入“佳境”。乔冠华、章含之同在患难之中，在这荒诞岁月他们有缘相遇，说起来，不免带有几分苦涩。
八
一九六八年秋天，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外之后，章含之和许多老师又一次被打成了“敌人”。章含之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她意识到如果不站出来为自己争得公道和正义、人格与尊严，那么就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恰恰在此时，学校军宣队的头头不知从哪里听说了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与毛泽东有交情，而章含之本人又曾经教过毛主席读英语。军宣队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冲动的学生造反派，什么都不在话下。他们怕在对待章含之的问题上出差错，所以有一天海军军宣队的英语系支队长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处于半隔离状况中的章含之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并直截了当地问起是否真的教过毛主席英语。
章含之回答说确有其事。他说能否让他看看有关材料，于是章含之获准回家取“证明”。她给这位支队长看了毛主席一九六四年给章士钊的信，其中最后说：“含之同志身体可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章含之还给他看了毛泽东学英语时用的大字印刷体的“九评”英语翻译本。当即支队长表现出对毛泽东十分的虔诚和对章含之的羡慕。
此后，章含之的处境略有改善，但学校总的形势并无大变化。军宣队的这个举动提醒了她，只有毛泽东出来说话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局面。
于是，章含之利用了她得到的人身自由，决定再次上书毛泽东，反映北外的情况。她私下与青年教师、她的邻居张幼云商量，张幼云也说赞成给毛主席写信，并表示可以一起签名。
就这样，她们写出了给毛主席的“告状信”，信中讲述了军宣队、工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的情况，请求毛主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章含之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为民请愿”的这条她本不愿意走的路。
毛泽东收到了她们两人的信后，作了批示。军宣队没有向章含之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但后来她还是得知了毛泽东批示要北京市的新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于是，有一天下午，章含之突然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议室去见当时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
丁国钰见章含之进去，很热情地与其握手，并说他来之前以为章含之是个男同志，没想到是位女同志。其时章含之一肚子怨气，真想对他说：
“不见得吧！你来之前一定作过详尽调查，军宣队也一定向你作了汇报，你不会连是男是女都没有弄清就找我谈话吧！”
不过，章含之还是克制了自己，客气地与他寒暄。丁国钰倒是个爽快人，知道章含之给毛泽东写了信，他说根据毛主席批示，他来听取意见。
章含之向丁国钰重复了她向毛泽东反映的意见：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的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而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这次会见后，章含之期待着学校形势有些重大变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唯一的变化，只是她本人得到了优待，不仅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还在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开幕前被派去参加“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
这在当时是件极为光荣的事，只有政治上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进入这个班子。章含之奉命到新华社报到，所有的专家和一般翻译都集中在一个从前的外国专家院子里。“文革”期间，大部分外国专家被赶走了或吓跑了，剩下的几个外国老共产党员被关起来了，就像外国语学院的英国老专家柯鲁克夫妇。
翻译班子集中之后，其宣布的纪律十分严厉。为了保密，翻译们不仅不准回家，连打电话都不允许。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彻底地与世隔绝。工作非常紧张，尤其到开幕前夕必须定稿时，有几天，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几乎二十四小时没有睡觉。
应该说，章含之当时真是很高兴能参加“九大”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彻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后，她又接触了她很喜爱的英语。
然而，这种喜悦随着“九大”结束，章含之回到学校时又很快地消失了。
章含之看到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曾经与她一起落难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受所谓的审查，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多少是被“招安”、被“收买”了，军宣队所“解放”的只是她一个人，为的是要她不再给他们制造“麻烦”。于是章含之和张幼云商量，他们决定再次上书毛泽东。
这一次，毛泽东似乎是下决心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了。章含之他们的信送上去不久，他就批示说：外国语学院的问题看来北京市委解决不了，拟派8341部队进驻。这对章含之这帮教师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8341部队是中南海警卫队，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贴身卫队。当时这支部队奉毛泽东之命已经进驻了“六厂二校”，二校即清华和北大，而北外便成为8341进驻的第三所高校。8341部队进驻北外那天，部队稍一安顿之后，立即召开了全校大会，由政委孙泽福讲话。
孙泽福是个极有魅力的军人。他来自山东，中等身材，很魁梧，相貌堂堂，透着一股军人的威严。他声音洪亮，说话很有煽动性。他后来曾告诉章含之他在中南海服役期间坚持参加中南海内的大学自修课程，当时他们请了许多名家上课。孙泽福还对历史、哲学和文艺很有兴趣，他听过吴晗给他们开的历史讲座，因此他的文化知识比当时的一般军人要高。
孙泽福在第一次外国语学院的全院大会上用他洪亮的嗓音极为有力地宣布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队伍，他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他的讲话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应。
就这样一夜之间，章含之成了替代外国语学院两个造反派组织的独立的“群众代表”。8341部队当然知道是她向毛主席反映了外国语学院情况，因此，任何重大事情他们都要找她商量……
回首这段荒诞时，章含之感慨地说，“……我终于被逼上了梁山，还不得不扮演宋江式的人物。自从我第一次与张幼云一起写信给毛主席之后，我就成了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积极分子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我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运动，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而且充满了激情。那时候，我确信我是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书斋生活已成遥远的过去，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章含之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时间与军人打交道的就是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之后。章含之认为自己其实很喜欢这些军人，他们确实没有知识分子那些过分拘谨，遇事考虑方方面面的复杂心态。“同他们打交道很符合我的性格，他们多数人都很直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话不拐弯抹角。但是，我们之间也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原因我想还是因为派一群根本不懂教学更不懂外语的军人来领导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高等院校这种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
章含之与8341军宣队发生的一场最大的争论，是关于外语教学改革。那是在一九七○年七月，章含之奉毛泽东之命前往外国语学院湖北沙洋干校进行教改，筹备招生的过程中发生的。
章含之在《忆主席》这篇散文中叙及当时的这段背景有如下叙述：
一九七○年五月，北外在8341军宣队率领下离开北京，赴沙洋干校。其时，章含之母亲奚夫人已于前一年去世，她父亲章士钊已经九十高龄。周恩来考虑到章士钊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建议章含之留在北京。
于是章含之向周恩来总理请求不要让她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她去工厂劳动锻炼。周恩来同意了，指定她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请他安排章含之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
就这样章含之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
孙毅把章含之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热情地欢迎章含之下放到车间，认真地教她台车纺织的技术。
很快地，章含之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她随着她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她心安理得地想要当一个安心的工人。
然而，毛泽东没有忘掉章含之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她的生活又将出现重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