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里明确写道，章士钊前后一共有三位夫人。原配夫人是吴弱男女士，她“出身安徽名门，为中国最早一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她还是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会员，与孙先生、孙夫人很接近。一九零九年，他们在伦敦结婚，大哥章可出生在英国。不过，父亲后来与吴夫人感情发生裂痕。这似乎是因为吴夫人个性很强，致力于妇女运动而不善家务。用现在的话说是‘女强人’这一类的妇女活动家。而父亲在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之后，大概需要一个不介入社会活动、温顺美貌的女性做妻子，因而终于在二十年代末与吴夫人离异并与我的母亲奚夫人结合。吴夫人带着她的三个儿子赴欧洲定居，直至欧战爆发才回国”。吴夫人的三个儿子，章可、章用、章因，是章士钊的亲生儿子。按章含之的回忆，“二哥、三哥都早殁于青年时代，都未及成家。大哥年过六旬才结婚，未有子嗣，如今也故世了。”
不过，章含之对自己的养母奚夫人的来历，从来没有细说过。倒是洪晃，满不在乎地揭穿了。“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据说出身不是特别体面，是吃青春饭的。曾经有外号叫‘铁面观音’，因为她从来不笑。的确，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她的笑容。所谓吃青春饭，洪晃还解释过：“我的外祖父有三个老婆……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据章士钊的亲戚回忆，奚夫人名叫奚翠珍，苏州人。
按照章含之的说法，章土钊和奚夫人一起生活的开始，是一九二零年年底。他们没有亲生的孩子。章含之生于一九三五年，被章士钊和奚夫人抱养。
而事实是，章士钊纳妾在先，元配吴弱男吵闹无效，愤而离去。据白吉庵在《章士钊传》中说：约在一九一九年，章士钊“背着吴（夫人）在外已与一女士奚贞同居，住处比较秘密，每天回来很晚。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后来终被吴发觉，于是，她在怒气难消之下，便带着大儿子章可找到奚贞处，吵闹了一番。之后吴对章的这种毛病，甚为不满，关系一直不好”。
《章士钊传》进一步引用章可的话：“据章士钊的大儿子章可说：奚贞，原名奚翠贞，乃上海‘大享’黄金荣的干女儿。一九一九年章士钊在上海，经黄介绍相识，之后常有往来。一九二五年章任北洋政府总长后移居北京。奚因膝下无女，抗日时期收养了一个叫王秀兰的小孩为女儿，这便是后来长大成人的章含之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年已半百的章士钊到了上海，做了杜月笙的门客，当律师，与各式人等打交道。胡适也曾在这些场合见过章士钊，他说，“到汪原放家中吃饭，见着章行严，多年不见他了，他现在上海做律师，实在是靠杜月笙等人吃饭。他说，他现在是‘吃流氓饭’！”霸据说章士钊交际甚广，也乐于助人，虽然才思敏捷，但也是旧式文人风流。
一九三九年，章士钊为了躲避日伪政府的骚扰，避免“落水”做汉奸，从上海秘密迁入重庆，直到抗战胜利的一九四五年才重回上海。章士钊离开上海是独身而去，二太太奚夫人和养女章含之，则留在上海。
到了抗战胜利，章士钊从重庆回到上海时带回了殷夫人。这位殷夫人叫殷德珍，原名雪明珠，无锡人，曾当过演员，演过《三娘教子》，据说还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的入室弟子。
再看下面这一段话颇有意思：“抗战胜利后，父亲的三位夫人都住在上海。据说吴夫人同殷夫人倒常见面，礼尚往来，只是我母亲奚夫人同她们两人从不见面。”这内中原委耐人寻味。
章士钊交际如此广泛，加之有妻妾多人，小时候的章含之与章士钊的关系并不亲热。据章含之忆述：
每当与朋友们谈起自己与父母的种种亲情和情感的交汇，我都有种说不出的惆怅。由于我们民族的特殊历史和父亲为理想的求索走的特殊道路，从童年到少年，他在我的心灵中都不过是一个朦胧的印象。直到他已年过六旬，我也已经从小学升入初中，他才走入我的生活。那是由于他在我刚刚学步时就只身离开上海辗转去了大后方重庆。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离开北平迁居上海。但翌年3月南京的“维新”伪政权又宣告成立。父亲的一位老友梁鸿志沦为汉奸。梁极力劝诱父亲加入汪伪政府，父亲严词拒绝。此后，日伪当局对父亲进行威胁，父亲遂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随着太平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他不得不于1939年2月由香港赴重庆，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回到上海。父亲离家一去八年。在这抗战八年中，我一直同母亲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上海。在我模糊的童年记忆中似乎有几次，母亲紧张而神秘地同来我家的客人低声交谈。来人告诉她父亲的近况。如果我在屋里，母亲总要关照我出去不要乱说。记得1943年临近春节时，家里又来了这样一位神秘客，他走后，母亲很兴奋，马上带我去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买衣料做了一件白底彩花织绵缎的旗袍。做好后又让我穿上这新衣带我去照相馆拍了各种姿势的照片。直到这时，母亲才偷偷告诉我这照片是父亲托人到家里来要的。来人很快要回重庆。母亲说父亲带来口信要我好好读书，因此她要我照相时手里一定要拿本书。我至今还保存有其中的一张。那是父亲抗战胜利后又带回上海的。照片上的我看上去实在呆得可笑。我一身锦缎大花棉袍与我当时十岁左右的年龄极不相称。头上还顶了一个同一料子扎的傻气十足的大蝴蝶结，手里却捧着一本不知什么内容的翻开的书，而眼睛却又望着镜头。这大概是母亲与摄影师共同导演的作品。照片背后写着：“父亲大人：女含之叩上民国三十二年。”这虽是一件小事，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那时我童年的心灵是多么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样，家里有个“爸爸”，所以，当母亲带我去照相并告诉我是父亲要的时候，我是十分兴奋的，因为从中体会到也有个父亲在关怀我。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上海一片欢腾。幼小的章含之也十分兴奋，她记得从楼上窗口看狂热的人们往载满撤退的日本兵的军用卡车里扔西瓜皮。她觉得，不仅如此，对于她们家来说，抗战胜利带来了自己父亲从后方归来的希望和喜悦。
三
不久，章士钊从重庆回到上海，继续重操旧业。章含之随母亲奚夫人把家搬到了现在的延安中路达巷七号，同时这里也成了章士钊的律师事务所。
这时，章士钊不跟奚夫人、章含之她们住在一起，他与殷夫人住在一起。章士钊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案子很多，经常要出庭辩护。每天下午，章士钊在殷夫人那边吃过中饭就来到达巷，一到就忙，会客，接谈案子，出庭……很少有空闲。章含之后来不禁感叹：“对于十一二岁的我来说，本来就因为父亲八年在重庆，对他完全陌生，如今回到上海，却不住在家里，每天只有在晚饭前后见到他，还常常是宾客满座。当时，我觉得父亲是那样不可接近，那样令我望而生畏，我尽可能躲开他；而他似乎也不大注意我的存在，极少同我讲话。大人们都忙于他们的社交生活，少年时代的我在家里十分寂寞。
所以，章含之认为自己从小就缺乏亲情，没有完整的家的概念：“我们这一家挺特别的。我三个哥哥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吴夫人生的，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夫人奚夫人领养的，我在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到重庆去了，所以根本没有一个家的概念，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九四五年父亲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又多了一个夫人，他跟殷夫人住在一起，我们家就是他的办事处，他白天来办公，晚上回到殷夫人那里去。我缺乏亲情主要是我的母亲对我没有一点儿母爱，从来就没有过，大概是因为当时她特别不想要孩子，她是一个蛮冷的女人，很冷的。所以洪晃很福气，假如说她从我这一代缺少母爱亲情的话。但是她小的时候得到了全部的我妈妈和我爸爸的爱。他们对我从来都是非常非常冷的，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洪晃了，所以洪晃得到的是最多的。我就在那么一个完全没有亲情的环境里长大，很多人觉得我又会做饭又会做衣服是很奇怪的，什么事都很独立，其实倒也不是我这个家庭确需我去做，只是因为你没有这些亲情的时候，想自己学会做这些，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温馨的感觉。”
因此，章含之的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她早上起来上学的时候，章含之的母亲奚夫人还在睡觉，因为和一些夫人们在一起打了一夜麻将，中午她妈妈还不让女儿回家吃饭，就是给点儿钱，在马路边吃饭。然后等章含之下午放学回来的时候，她妈妈又在麻将桌上了，章含之也只好独自看书学习。
一九四六年，章含之考入震旦女附中。章士钊为她请了一位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任家庭教师。她每天下午来到家里一小时帮章含之复习功课。老师走后，章含之常常独自一人躲在三楼平台上看小说。冬天，平台上太冷，她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徐訏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新文学书籍，都是那时她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一直看到吃晚饭再回去。她后来对中外文学的爱好，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她幻想将来当个文学家，也写小说。
因为没有人管，章含之很寂寞，是很寂寞的一个女孩子。她非常喜欢看悲剧作品，悲剧那种凄美的东西，最能打动章含之。
对此，章含之认为：“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基本上是一个人度过的，倒也不是自己照顾自己，家里的条件也很好，有保姆，但是缺少的是感情上的东西。”章含之晚年一再提到感情、亲情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