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章含之刚刚把殷夫人、章眉安顿在北京饭店住下之后，七月一日出发前给打招呼的“朋友”赶来饭店告诉她，在她离开北京期间，发生了重大事件。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乔冠华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乔冠华面临的是难以预见的命运。在那个年代甚至后来的相当长一段岁月中，谁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晚上，乔冠华和仲曦东一起来看章含之。他们两人尤其是乔冠华心情很紧张，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厄运。乔冠华说为了不把她牵连在他的问题中，他尽量少来看她，因为她有着很强硬的“关系”，她只要不受他的牵连，她的事业会很顺利。
章含之望着乔冠华那疲惫和茫然的神情，不知说什么才好。这种局面，她虽略知缘由，但也远非她的力量所能改变。她只得叹口气对他说：“有什么必要讲牵连呢！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未了！”仲曦东也在一边叹息。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乔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章含之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内交真是比外交复杂得多。乔冠华和章含之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转入了“半地下”的状态。
每当乔冠华晚上去章含之家，他就同老仲讲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说乔冠华在他家，大约×小时后回家，有文件那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老仲打电话到章家，再由乔冠华给部里回电话。实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乔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章、仲他们住同一胡同，章在西头，老仲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如今来看，这真是何等的荒诞！为了这不可捉摸的政治，乔章两人本来是正大光明的恋爱竟要用这“地下工作者”的方式。
六
一九七三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7月底已达高潮。在章含之的记忆中，许多话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外交部要“掺沙子”……一时间外交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
七月四日，毛主席召集了王洪文、张春桥等五人谈话，并要他们都学点外语，“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后来的正式文件中“乔老爷、姬老爷”被改为“老爷们”，但矛头所指十分明显。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章含之所在的亚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要求访华的报告。布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虽然他当时是在野党，但外交部认为应同意他访问。周总理也同意。
孰料，到了毛主席那里，他不同意，批示说：丢掉叶海亚，招来小政客，就是丢掉西瓜，捡了芝麻。这又成了一件周总理检讨的事件。此后，周总理作检讨，外交部也作检讨。
传毛主席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一时人心惶惶。毛泽东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那时，乔冠华是作了撤职下台准备的。但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狂风巨浪到了夏末，却悄然地逐渐淡化了。
当时因要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乔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两个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乔冠华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报告和这一年的联大发言之中。但他预感这风波只是为了开好“十大”而暂停，实际并未结束。对于政治的变化莫测，乔冠华和章含之都一片茫然。那时候章含之和乔冠华尚未结婚，但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反而增强了他们在一起共渡险关的决心。
中共“十大”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京举行的。八月三十日召开了十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乔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大闭幕不久，章含之随乔冠华赴纽约参加联大第二十八届大会。章含之回忆：“七十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了去买‘大件’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师都一样。除此之外，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乎都被我用在冰激凌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激凌，都不足以使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待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一九七四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睡不着，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才的事对不起。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么，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他说好不容易在国外可以不去想国内那些复杂的事，他不愿我离开他。我被他说得也感慨起来。这场小小的风波过去了，但我知道他和我心里都不轻松。”
一九七三年的国际形势也不太平。这年发生了中东战争，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很紧张。乔冠华最喜欢这种国际风云的大风大浪。凡是联大平静的年会，他都觉得这些会很无聊，凡是碰上国际上出大事，安理会剧烈辩论的年头，乔冠华就精神百倍，可谓“斗志昂扬”。章含之看到他对斗争那样投入，尽管紧张繁忙却心情激奋，真希望他能永远不受干扰地投身他倾心的外交事业。
乔冠华他们预定十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十一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周总理、乔冠华会谈。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要卷入复杂的环境，章含之感到不寒而栗。于是她就给乔冠华出了个主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剧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谈判。
乔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周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
章含之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吧，反正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平安！”
在章含之的反复劝说下，乔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说乔冠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
乔冠华说，都是章含之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
章含之说：“我猜周总理懂得乔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
就这样，乔冠华和章含之按时回到了北京，并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
不幸而被章含之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二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了周总理癌症恶性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能回到西华厅会议室召集那令乔冠华、章含之熟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因为这一系列的外交谈判活动，自然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极大不满，他们蓄意挑起事端。要人到毛泽东处“吹风”，说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领导人会谈有“错误”。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因为听了两位翻译不太准确的汇报，误认为周总理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要政治局开会批评负责对美事务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谈判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据说毛泽东在会上说过，“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又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指王、唐等）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既然毛泽东作了指示，当晚，周恩来只好在钓鱼台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会后，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从十一月至十二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王洪文主持下，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二十一日起会议范围扩大，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外交部参加者增至八人：四老四小。老的除姬鹏飞和乔冠华外增加了副部长仲曦东和黄镇大使。小的除原来列席政治局会议的王海容、唐闻生外，增加了章含之和法语翻译罗旭。此外还有中联部部长耿飙，八大军区负责人中的许世友和李德生以及其他一些人。第一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他宣布开会后，由唐闻生介绍周恩来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批评。在批判中，江青态度严厉，说这次是第十一次路线问题，还说周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批评周恩来的会开到十二月初，这种批判会对周恩来身体和精神的打击之大可以想见，周恩来的癌症复发。
十二月九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会见后，毛泽东分别同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毛对王海容、唐闻生说，十一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看来毛泽东只是要敲打敲打而不是要打倒周恩来，同时毛对江青也不满意。这使周的压力有所缓解。
周恩来和叶剑英、乔冠华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乔冠华、章含之也被指令参加上述一系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章含之回忆说，“外交部姬、乔、黄、仲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指示’由她们传达。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年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存的必需。”
乔冠华、章含之在会上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对此，章含之后来曾经作过深刻剖析。她说：“回首往事，在七十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一九七三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一九七五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正因为有了一九七三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一九七五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一九七三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他们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一九七三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的错误却处之坦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