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927年9月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所署的笔名原是“矛盾”，说明他当时的心情是存在着矛盾的，他在《从枯岭到东京》一文中曾对这种心情作了详细的分析。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也为了“改换一下环境”，并且使“精神苏醒过来”，他东渡日本，在那里短住一个时期。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过锻炼的茅盾，虽然思想上存在一些矛盾，却没有被革命落入低潮的形势所压倒，他仍然在摸索道路，渴望投入新的战斗。这些复杂的思绪以及自我思想斗争，在他写于日本的总题为“随笔七篇”的一组优美的散文里，隐约可见。
1928年2月写了短篇小说《创造》，表明他的思想已有变化，对社会解放抱着积极进取精神。1929年的长篇小说《虹》（未完成）中，更可以看到原先那些悲观失望的心情已经消退。这部小说的原来计划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但只写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止。从已完成的部分看来，虽然结尾略嫌匆迫，却也自成一个整体。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她的特征是“往前冲”，她“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作品一开头就描写梅行素乘轮驶出“四川的大门”——夔门时的情景，将三峡景物的描绘和人物心境的刻画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在梅行素看来，夔门内外正是两个决然不同的生活天地。自第2章至第7章，写梅行素出川前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真实、细腻地写出了潮涌而至的“五四”新思想对于梅行素的巨大吸引力量：“抨击传统思想的文字给她以快感，主张个人权利的文字也使她兴奋，而描写未来社会幸福的预约券又使她十分陶醉。”作品还写出了梅行素在前进道路上的彷徨苦闷的心情。她的苦闷，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仅仅基于“自我价值的认识”或是“生活意义的追求”而进行个人奋斗的知识青年共同的苦闷。
但是飞出家庭牢笼的梅行素，既没有铩羽归去，也没有颓废堕落。她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她“要单独在人海中闯”，“去闯另一个圈子”。这样她就来到了上海。作品最后3章描写了梅行素初到上海后的迷惘和不安，描写了她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下的初步觉醒。她感到“什么事都得从头学”；她参加了“五卅”运动；她要“负起历史的使命来”，“把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颈上的铁链烧断”；她还认识到“真正的上海的血脉是在小沙渡，杨树浦，烂泥渡，闸北，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从整个作品看来，虽然梅行素思想转变的过程还写得不够充分，梁刚夫的形象也欠饱满，但梅行素的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她的道路是旧中国知识青年逐渐摆脱个人主义走同集体主义的道路。
1930年春，茅盾自日本返国。这时国内的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都已深入发展，左翼文艺运动正在蓬勃展开。茅盾参加了“左联”，一度担任过行政秘书（书记）工作，和鲁迅往来亲密，积极推动左翼文艺运动。随着他思想、生活的变化和艺术经验的积累，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在回国后的最初一年多时间内，他陆续写了中篇小说《路》、《三人行》取材于历史故事的短篇。《路》以1930年的武汉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大学生火薪传的觉醒道路。火薪传原来对政治和世事都采取怀疑态度，随后通过学生运动和革命者雷的启示，逐渐认识到只有“前进还有活路”，同时“要坚韧，不消极，也不发狂”。《三人行》描写了许、惠、云3个青年：许从不可知论走向侠义主义，又因侠义主义而失掉了自己的生命；惠是一个中国式的虚无主义者，但冷酷无情的现实终于证明他的虚无主义的破产；出身于富农家庭的云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因为家庭在大地主迫害下败落，他被抛出原来的生活轨道而参加了实际斗争。同《路》中的革命者雷一样，《三人行》中的革命者柯，也是作为革命真理的传播者而出现的。这两篇小说因为作者对大革命后的青年生活不够熟悉，开掘不深，也未能创造出真实具体的人物形象。但是，从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幻灭、动摇，到反映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逐渐觉醒、参加斗争，革命现实主义越来越加强，就茅盾的创作道路而言，是一种可贵的进展。
1932年前后，是茅盾创作力量最旺盛、收获也最丰富的时期。他先后写了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和着名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表现出茅盾善于刻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揭示含蕴于其中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动向的艺术才能，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里，茅盾还继续努力于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他继《鲁迅论》后又陆续写成《落花生论》、《冰心论》、《徐志摩论》等多篇作家论，系统地分析了“五四”以来一些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他们的特色，内容扎实，是当时文艺评论方面的一个收获。此外，他还写有《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等文，对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所论述。在对于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中，他写有论文《“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文，在严正驳斥他们的谬论的同时，对于自己早期曾经受到过影响的法国资产阶级学者丹纳的理论也作了批判。
抗日战争爆发，茅盾最初在上海主编《呐喊》周刊。上海沦为“孤岛”后去香港，辗转于长沙、武汉、广州等地。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被选为理事。在这段奔走各地的颠沛生活中，他仍然积极参加文艺活动，主编香港《立报》副刊《言林》和《文艺阵地》，并写了中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1938年底，茅盾应邀离香港赴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并主持该地的文化协会。1938年5月，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反动面目开始暴露，茅盾离开新疆。返回内地途中，于延安稍作逗留，并在鲁迅艺术学院作短期讲学。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高昂的革命斗志和欣欣向荣的生活气象，给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中，抒发了自己对这段美好生活的感受和怀念。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他在香港写成长篇小说《腐蚀》，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重要支柱特务机构残害人民的罪行。随后，他又写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剧本《清明前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茅盾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撰写了不少杂文散文，并创作长篇小说《锻炼》。1948年末到达解放区。1949年7月，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协前身）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第一任文化部长。此后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和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撰写了大量文学评论，特别是以极大热情和精力帮助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79年11月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1年3月27日茅盾在北京逝世。临终之前，他念念不忘党和人民的文学事业，捐献自己劳动所得的稿费25万元，中国作家协会决定设立“茅盾文学奖”，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中国共产党按照他的遗愿，恢复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茅盾从1916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以来，在漫长的60余年中，为中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为现实主义文学树立了杰出的典范。他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王统照
王统照，生于1897年，卒于1957年，现代小说家、诗人。字剑三，笔名有客庐、息梦等。山东诸城人。
“五四”时期开始在《小说月报》、《曙光》、《新潮》等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作品，编过《美育》杂志。自“五四”至3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短篇集《春雨之夜》、《霜痕》、诗集《童心》、《这时代》及中篇小说《一叶》、《黄昏》等。他的早期创作体现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为人生”的共同倾向，但虚幻的想象多于客观的描绘，往往“从空想中设境或安排人物”，“重在‘写意’”，以抽象的“爱”和“美”作为弥合人生缺陷的药方。《沉思》、《微笑》等篇都渲染“爱”和“美”的魔力。但他逐渐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雪后》、《春雨之夜》等小说中，带着失望和苦闷，表现了美好愿望在丑恶的现实中破灭的主题。《童心》集中的诗以及中篇《一叶》，也都怀着一种悲哀的情绪对人生问题进行探索。随着作者思想的变化，笔锋逐渐转向暴露和控诉不合理的现实。《湖畔儿语》借流浪儿童的答话，侧面写出了一个贫民家庭的困境。《生与死的一行列》为那些孤苦无告而只能“相濡以沫”的下层劳动者鸣不平。《沉船》对外国商轮贪利超载、沉没灾民的罪行表示抗议。《鬼影》、《司令》等篇则对旧制度下种种荒淫混乱的社会现象予以讽刺和抨击。这些短篇虽然颇近于纪实性的散文，但已逐渐消除了“五四”初年作品里那些抽象的关于“美”、“爱”和人生哲理的幻想，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1924年以后写的后来收在《这时代》集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和稍嫌艰涩的文字，也多少反映了这样的变化（如《烈风雷雨》、《轿夫的话》等篇）。
王统照作品中较为突出地体现这种变化的，是193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山雨》，这部作品以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农村为背景，较深刻地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苛捐杂税、天灾兵祸下农村经济的凋落，农民寻求出路的摸索与挣扎。小说着重表现了自耕农奚大有由“靠地吃饭”、“安士乐居”到因为“活不下去”而“另打算”的变化过程。最初，由于卖菜的纠纷，他被兵大爷无理拘押，为将他赎出而欠下的债务竟逼得他变卖田产。父亲更因此一气病故。奚大有的性格开始变得容易暴怒，“他的一颗诚朴的心也不像前此对一切完全信赖了”。接着，预征钱粮，强派学捐，旱灾，土匪，出兵差，饿兵据村骚扰，这一切全村人共同的灾难，也同样落在奚大有的头上，使他逐渐失去了对土地的依恋。现实的严酷终于使奚大有否定了陈大爷的“命定论”的劝告，带着自己全家离开了“这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到都市去另寻活路。
小说对奚大有变化过程的描写，“细密而具体”，使“农民被掠夺的过程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惊心的图画”。围绕着这一主要情节，作品还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遭遇。奚大有的父亲、勤劳忠厚而又褊狭保守的奚二叔、被迫“吃粮”的流浪雇农宋大傻、铤而走险的徐利、满腹牢骚的陈庄长、乐天安命的魏二以至怀着渺茫的希望、终日枯坐“瓢屋”的徐老秀才，众生芸芸，各有特点。
这许多人物不仅烘托了主要人物奚大有，而且以各自的遭遇构成了一幅凄厉阴郁与愤怒悲壮相交融的现实的图景，有力地展示了农村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在30年代反映农村经济破产的小说中，《山雨》是一部风格浑厚的扎实的作品。小说不足之处是，全书很多地方以叙述代替描写，读来略嫌艰涩和冗长。
此外，王统照还有写“五四”后知识青年动向的长篇《春华》，以及诗集、短篇小说集多种。
郁达夫
郁达夫，生于1896年，卒于1945年，现代作家。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创造社创始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嘉兴府中学、杭州府中学、杭州育英书院。
郁达夫是创造社成员中小说散文方面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作家，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从小受过中国古典诗文熏陶，也喜读小说戏曲作品。1913年他随长兄去日本，经过几年的中学（日本称为“高等学校”）学习，191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经济学，但他的兴趣却在文学方面。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广泛涉猎了西洋文学，特别是近代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从中接受影响。
将近十年的异国生活，郁达夫同那时许多留学或侨居国外的中国人一样，受过种种歧视、冷遇以至屈辱，从而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增强了他的愤世嫉俗、忧郁感伤的思想性格。这些生活经历和思想状态，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1921年，他同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等人共同筹组创造社，并开始写作小说。1922年，郁达夫回国后积极参与了创造社的文学活动，编辑创造社的刊物，后来又先后到安徽、北京、武昌、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仍然用于文学创作。
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是作者留日时期生活和思想的写照。这部小说集同郭沫若的《女神》一起列入最早的“创造社丛书”。小说集包括《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个短篇，其中《沉沦》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日学生，渴望得到纯真的友谊和温柔的爱情，但在异国遇到的只是屈辱和冷遇，终于绝望而走向沉沦。作品中主人公的难以排除的忧郁苦闷，反映了“五四”时期那些在重重压迫下，有所觉醒而又不知如何变革现状的青年共同的心理状态，具有时代特征。小说的主人公沉痛地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说发表后在当时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遭到封建守旧派人士的非难。正如郭沫若在谈到郁达夫早期创作时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