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送韩伯画往俄国》、《光明》、《羊群》、《赠A·S》等，暴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诗人对光明的向往和对革命者的赞美长诗《毁灭》等抒发了探索人生道路过程中的苦闷孤独的情绪。这些诗明快朴实，深沉柔美，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清华时期主要从事散文创作，着有《背影》、《你我》等散文集。其中的《荷塘月色》、《背影》、《给亡妇》等，或在细腻优美的景物描绘中流露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或在平易亲切的叙述中表达对亲人的深沉怀念；将写景、叙事和抒情融为一体，创造了诗意浓郁的艺术境界，为其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抗战爆发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其间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时写有《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杂文集。1948年8月12日病逝前嘱告家人，宁愿饿死也绝不领取美援面粉，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许地山
许地山，生于1893年，卒于1941年，现代作家。名赞堏，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台南。
他早年受过佛家思想影响，经历过从台湾到内地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思想和经历在他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
最初的短篇《命命鸟》，描写一对青年爱侣被迫自杀的悲剧故事，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控诉。女主人公那种虔诚的宗教感情，相偕投水时极其从容欣慰的态度，正是作者涅盘归真的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具体反映。
《缀网劳蛛》一篇，通过女主人公尚洁的半生经历，表现了封建男权社会中妇女所受的惨重压迫。尚洁把生活比作极易残破的“蛛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像蜘蛛一样不停地补缀这个破网。这些收在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里的早期作品，往往以闽粤或国外的南洋、印度等地为背景，有浓重的地方色彩，故事情节曲折，语言晓畅明快，人物性格大多坚韧厚实，富有生活毅力，但又常带着宗教的虔诚和命定论的思想，很少对不合理现实进行正面反抗。
在作者自称为“杂沓纷纭”的早年散文集《空山灵雨》中，积极成分与消极成分也错综并存。着名的《落花生》一文，充满着一种朴实、淳厚的情致，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春的林野》虽然轻敷着一层返朴归真的色调，但春光的明媚可爱，万物的富有生机，洋溢于字里行间。许地山创作上的这种复杂情况，后来逐渐有所变化。
193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春桃》，尽管有强悲伤为欢笑的悬空之处，却生动地写出了遭受苦难的劳动人民之间的纯厚情谊和他们的高尚品格，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善良、坚强、豪爽、泼辣，性格迥异于尚洁的劳动妇女形象。它标志着作者创作上的重大进步。
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治上和人民的日益接近，作者更写出了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寓意深刻的《铁鱼的鳃》这样的佳篇。
周作人
周作人，生于1885年，卒于1967年，现代作家，鲁迅先生的弟弟。原名妇寿，字星构，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
1901年入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1911夏回国后，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任教，后任绍兴县教育会会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员，1918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早年与鲁迅合作编译《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等。五四时期，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撰写《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理论文章，反对违反人性的封建礼法，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积极介绍俄国、日本、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批判封建文化的散文。
1927年以后，逐渐逃避现实，脱离时代主流，提倡写作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被保释出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并写作出版了一些有关鲁迅家庭及少年时代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资料。着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21种，诗集《过去的生命》、《儿童杂事诗》，论文集《艺术与生命》、《中国新文学源流》、《儿童文学小论》等。着述颇丰，涉猎面广，在民俗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等方面均有贡献。在文学上以散文创作最为突出，形成独特成熟的艺术风格，语言平白自然，意境淡远，对俞平伯、废名、李广田等散文作家都有影响。
杨朔
杨朔，生于1913年，卒于1968年，现代散文家。原名杨毓瑨，字莹叔。山东蓬莱人。1929年到哈尔滨谋生并兼修英文，同时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写过旧体诗词。
抗战爆发后，辗转南下，先后在上海、广州从事进步文化工作。1938年创作了描写陕北革命根据地人民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
1939年到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战地访问团，赴华北敌后根据地访问，后留在山西八路军总部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并随军转战于华北游击区。
这一时期的创作结集为《渔关之夜》（散文报告）、《铁骑兵》（通讯集）、《月黑夜》（小说集）出版。解放战争期间，在晋察冀野战军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出版中篇小说《望南山》、《北线》、通讯特写集《北黑线》等。
抗美援朝期间曾赴朝参战，1952年出版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和特写集《鸭绿江南北》、《万古青春》。
1955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并致力于散文创作。1956年后，主要从事文化外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散文集有《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来》等，另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洗兵马》（第一卷）。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朔散文选》。
杨朔的创作尤以散文成就最高，多撷取生活中的浪花和微澜，反映时代侧影，歌颂普通劳动者。艺术上主张“以诗为文”，多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手法，刻意营造意境，讲求诗意效果；结构精巧、跌宕有致；注意炼字，语言平中见奇，典雅含蓄。
秦牧
秦牧，生于1919年，现代着名散文家，原名林觉夫，广东登海人，出生于香港。
他从小就同情贫苦人的不幸遭遇。少年时代，他在新加坡“端蒙学校”读书，酷爱文学，好看马戏，喜欢动物；假期常到马来亚一个大果园消闲，这更增强了他对动植物、对大自然的浓厚兴味。这段少年时代的异国生活，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
1932年回国后，在澄海、汕头、香港等地读中学，高中时开始发表文章，接受了鲁迅、巴金、茅盾等人作品的影响。1938年春，在抗战热潮中，他结束了学生生活，到广东参加了抗敌宣传工作。曾干过演员、编辑、战地工作队员、科员、教师等等工作，失业时即以写作糊口。
1943年~1944年在报上发表的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后辑为《秦牧杂文》。这是作者的第一本文集，由此他踏上了文学的道路。解放前，他一直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建国后，主要精力集中在散文的写作上，散文集有《星下集》、《贝壳集》、《潮汐和船》及《花城》，此外还有中篇小说《黄金海岸》、童话故事集《巨手》和文艺散论《艺海拾贝》。粉碎“四人帮”后，他出版了散文自选集《长河浪花集》，此书代表了他散文创作的主要成就。
建国以后，秦牧散文的格调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早在解放前的一篇散文中就已经艺术地透出了它的消息：“今日，坟墓里的死人都在引颈呻吟了！而明日，将靠我们的血手奠下一份和平的基业，我们将在群星闪烁的夏夜，为孩子们谈天说地，从宇宙谈到阿米巴，不再象前辈老人一样，再用战栗的音调述说吃人肉的故事……”事实果然如此，解放后秦牧的散文以新的面貌出现了。从内容上说，它由重在揭露转变为以歌颂为主；从写法上说，它由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议论转变为环绕一个中心旁征博引、谈天说地；从语言风格上说，它由尖锐犀利转变为明快晓畅。
秦牧是一个多才多艺、知识丰富的散文家，他的作品题材广阔，写法多样。他早就痛感于现代散文题材的狭窄，主张它应该是一个“海阔天空”的领域。他认为：“除了国际、社会斗争、艺术理论、风土人物志一类的散文外，我们应该有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散文。通过各种各样的内容给人以思想的启发、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
在他的300多篇散文中，或描绘日月星辰，山川土地；或状写花鸟虫鱼，珍禽异兽；或介绍古迹名胜，风物人情；或漫话史实传说，趣事轶闻……真是丰富多彩，美不胜收。人们把他这些五颜六色的散文比为一座“花城”，是很贴切的。尽管他的散文偏重于说理的较多，但同是说理，色彩也不划一。
《菱角的喜剧》，讲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面包和盐》，谈平凡和伟大的辩证法；《花市徜徉录》，由赏花的观感论及文学艺术的创作；《海滩拾贝》，由贝壳的启示说到事物复杂、变化的道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这些文章选材角度别致，见解透辟，富有哲理性。
他的偏于抒情的散文，也是不拘一格的。《社稷坛抒情》、《土地》，其抒发感情的方式表现为思接千古、浮想联翩；《奇树》、《榕树的美髯》，其抒发感情的方式却求助于连类设譬、借物抒怀；《深情注视壁上人……》、《欧洲的风雪和阴霉》则又不同，前者缅怀往事，忆念生平，情真而意笃，是一篇颇为动情的回忆性散文，后者娓娓叙事，含而不露，但“曲终奏雅”，是典型的抒情散文的写法。
他还有一些偏重于叙事的散文，如《壮族与我》，追叙了一段因民族隔阂而造成的小小“误会”，从而阐发了民族之间应团结共处的思想；《摸鱼老手》，描写了一个叫“亿泉”的青年农民，他不仅擅长摸鱼，而且品德高洁，是一曲新人的赞歌。总之，在题材及体裁多样化的开拓上，秦牧是有贡献的。
在重视思想性的前提下，讲究文章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是秦牧散文的又一重要特色。他的散文实践了他的主张，象是和读者在星下漫语，在海滨谈心，天上地下，妙趣横生，而决然不会叫人产生读那些“干、硬、空”文章时所感到的那种苦楚。《社稷坛抒情》一文仿佛把读者带到了遥远的古代，认识了那“五行”观念的萌生过程，见到了人们对孕育着万物的土地的膜拜感情，给人以有益有趣的知识；《潮汐和船》则似乎又把读者引到了潮水涨落的海滩，面对那扬帆远征的轻舟，了解了从古至今航船发展演变的历史，使人情不自禁地要对那“人类文明的积累”大声赞美，对那种“勇敢、智慧和毅力”深表倾慕。在《珍贵植物与瑰奇传说》中，他讲了有关水稻、麦子、甘蔗、茶叶等植物的美妙传说；在《海滩拾贝》中，他介绍了诸如“椰子螺”、“蜘蛛螺”、“凤凰贝”、“波斯贝”等贝壳的名贵品类。在《花城》中，他说花；在《奇树》中，他道树；在《说牛》中，他谈牛；在《土地》中，他讲土……他每做一篇文章，每谈一个题目，在取材上常常是锐意穷搜、旁征博引。他总是结合着自己的生活体验选用材料，绝不只是“吊书袋”；加之他文思活泼、想象驰骋，故能使读者耳目一新，眼界大开，既增长了见识，又获得了“愉快和休息”。
秦牧是十分重视散文的写作技巧的。他认为，“一座大山上有小堆的乱石，无损于大山的壮观。但如果一个小园中有一堆乱石，就很容易破坏园林之美。同样的道理，短小的文章特别需要写得简洁和优美。”在他看来，散文应该“象苏州的园林，小是小了，然而却境界深邃，天地开阔，看起来花样蛮多”，应该“象扇画小幅，尺素之间，竟有烟波云海，幽谷峻崖；象牙雕，榄核雕之类，小小一片一粒之间竟有许多的人物形象，使我们目注神驰。”他叙述故事文笔生动、传神。如《左传》上有名的“晋公子重耳出亡”的情景，在他的散文《土地》中被描写得栩栩如生，真是叫人“目注神驰”。
他还非常善于在文章中嵌入景物描写的精彩片段，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引人遐想的幽美画面，使文章摇曳多姿、顿然生色：
就是在今天，在可以登陆的沙滩以外，乱石纵横的岩岸地区，你仍然可以依稀看到一个保持着原始格调的热带岛屿的风貌。浩瀚无边的湛蓝的海洋，一道道波浪不断涌来，撞击在岩石上，发出了天崩地裂的吼声，喷溅着雪白的泡沫。海蟹在石头缝里穿行，藤壶、牡蛎密布在岩石上，海参在清澈的海水里蠕动，吐着青白色的黏液。在天空上，岩鹰正在滑翔。好一片天苍苍、海茫茫、寥廓空旷的景象！
秦牧还擅长于在关键的地方极为精炼而又恰到好处地抒发感情。《古战场春晓》一文，篇短而意长，抒发了他在三元里这一古战场上凭吊怀古的激昂情怀，回顾了中国近代史的伟大“开篇”。全文结束处，作者不禁放怀长吟：“呵，我们美丽的土地，英雄的人民！”他在《土地》这篇文思泉涌的着名散文中，怀着对土地的儿女般亲昵的感情，阐发了一个如何保卫、建设从镣铐中解放了的“大地母亲”的严肃主题，他在谈及抗击侵略、保卫国土时，油然而发感喟：“呵！一寸土，一撮土，在这种场合意义是多么神圣！”
秦牧谈起自己写作散文的经验时说：“一方面，要紧紧掌握住根本的思想要求；另方面又必须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点出新意。一方面必须对材料有高度的概括；另方面又必须在‘画龙点睛’之处作细腻的加工。一方面要注意自然淳朴；另方面又必须认真修饰剪裁。一方面要多运用新鲜的口语；另方面又必须刻意作语言的加工。”特别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他认为应该格外“强烈和细腻”，在这些地方，他“往往放慢速度，特别细心地写。有时甚至另纸起稿，以一两个小时来写那刻意求工的三五百字”。另外，他强调散文作家应具有多套笔墨，注意“粗犷和细致互相结合，意笔和工笔交错运用”，使语言能在平易流畅的基础上，求得生动奇警、文采焕发，从而使自己的文字能以曲折尽意，栩栩传神。他的文章恰恰印证了这些见解。
秦牧说过，“一个作家应该有三个仓库：一个直接材料的仓库装从生活中得来的材料；一个间接材料的仓库装书籍和资料中得来的材料；另一个就是日常收集的人民语言的仓库。有了这三种，写作起来就比较容易。”显然，他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地掌握散文这一灵便武器，写出众多剖理精微、新意赫然的篇章，完全是得力于他的深厚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