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颛顼同共工决战的场景里，诗人以暗示式的语言，揭露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天柱折后，颛顼与共工一同毁灭，表达了诗人对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强烈的憎恨。在黑暗中，终于传来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声音。女神们不屑于去做修补残局的工作，她们再造了一个太阳，并且预言这个新造的太阳将“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站在时代的高处，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
《女神》中许多重要的诗篇，饱含着郭沫若眷念祖国、颂扬新生的深情，这也正是对“五四”的礼赞。五四运动激起身居异国的郭沫若深切的爱国之情。从这些爱国诗篇奔腾澎湃着的热情里，可以看到再生女神和火中凤凰的身影。《晨安》和《匪徒颂》是两首格调相近的名诗，气势磅礴，笔力雄浑。《晨安》写诗人在“千载一时的晨光”里，向着“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着革命的先驱，艺苑的巨擘，向着壮丽的山河，向着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口气喊出了27个“晨安”。《匪徒颂》则是为反对日本新闻界对中国青年的诬蔑而作的。他们称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诗人深怀愤怒地写下了抗议的名篇，对历史上曾经起过革新作用的一些“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作了由衷的赞扬。《炉中煤》一诗，最能表达他眷念祖国的深情。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过：“‘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恋歌没有颂歌的奔放，却别具一种深婉含蓄的美。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轻的女郎”，怀着炽热的心唱出了：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女神》中不少诗歌，就是这样地把对于祖国和民族前途的希望与个人为之献身的决心结合在一起，激发出乐观的信念。然而，“五四”后的中国虽进入新的革命时期，但浓重的黑暗毕竟还有待长期艰苦的革命工作去驱除。诗人回国以后，目睹“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枢”的悲凉景象，终于觉得“这位姑娘”辜负了他的“思量”：“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nn（幻灭）的悲哀哟！”这种沉痛的呼喊，同样表达了诗人爱国主义的激情。
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是《女神》的另一重要内容。收在《女神》里的诗作，无论是反抗、破坏或者创造，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象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分诗篇里，更对作为叛逆者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歌。这个自我气吞日月，志盖寰宇，“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这个自我无视一切偶像和封建权威，公开宣称“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这个自我俨然是“可与神祗比伍”的“雄伟的巨制”，“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这个自我还与“全宇宙的本体”融合起来，引起诗人高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这种对自我的极度夸张，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但这个自我不是拘囚于个人狭小天地里的孤独高傲、忧伤颓废的自我，而是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在那些歌唱自我的诗里，不仅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有时也表现着他自我改造的思索。
对于劳动、对于劳动群众的景仰和颂扬，这是《女神》中很多诗篇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三个泛神论者》里，他把三个泛神论者都作为靠劳动吃饭的人来赞美。在《地球，我的母亲！》里，他认为“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姆”，“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在《西湖纪游》里，他更想跪在雷峰塔下一个锄地的老人面前，“把他脚上的黄泥舐个干净”。
《女神》中有不少歌咏大自然的诗，如《光海》、《梅花树下的醉歌》等篇。诗人当时正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认为“全宇宙的本体”只是万物的“自我表现”，而人则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喜欢讴歌自然，并把自己溶解在广阔的大自然里，达到“物我无间”的境界。诗人歌唱的是“日出”和“春之胎动”，赞美的是“太阳”和“雪朝”。他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鲜的情调”，他从在他“头上飞翔”的“雄壮的飞鹰”想到他“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在这一部分诗里，有气象宏伟、壮阔飞动的描画，也有笔致宛约、清而幽静的篇章；但无论是礼赞“波涛汹涌着”的大海、“新生的太阳”和“天海中的云岛”，或是歌咏“池上几株新柳，柳下一座长亭”，以及“含着梦中幽韵”的“醉红的新叶，青嫩的草藤，高标的林树”，总是流转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和足以使人愉悦、奋发的乐观主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和诗人自己的飞扬凌厉的朝气。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贯穿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宏伟的构思与浓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相适应，在创作手法上也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郭沫若曾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写作《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时，往往诗兴突然袭来，无暇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但由于诗人感情的饱满，艺术修养的深厚，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写来，不事雕琢，仍然能够达到和谐铿锵的境地。例如《湘累》里的一节：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沙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的自然流露的感情相适应的。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一些外国着名诗人的作品，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穿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津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郭沫若与之息息相通。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激动人心的篇什，它们为“五四”后的自由诗开拓了新的天地。郭沫若的自由诗突破了旧诗的樊篱和束缚，它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连脚韵也不押，但是诗的内在的旋律与诗人感情的节拍是和谐一致的。在很多地方，诗人用重叠反复的诗行表现丰富的想象和浓郁的情思，给予读者以强烈的内心激动，就像他在《序诗》里所期望的那样，《女神》的确是在当时青年们的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了的。
除了自由体诗而外，《女神》中也有一部分诗形式格律相当谨严。例如诗剧《棠棣之花》的歌唱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五言诗形式，《晴朝》和《黄浦江口》有着相当整齐的形式和韵律，而《西湖纪游》中的某些短诗则表现了词的小令的风味。这些可以看出诗人是如何善于采用多姿多彩的形式，来抒发自己不同的情感。
《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宏大的艺术魄力，独创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中国现代诗歌开辟了新路。就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的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在纪念郭沫若50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这些评论说明了《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的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们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
《前茅》、《恢复》等诗集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于1923年出版了诗文集《星空》，其中所收诗歌散文均为1921年至1922年在日本和上海两地所作。这正是“五四”高潮已过，国内政局混乱，新的革命运动尚在积极酝酿和准备的时期。几度返国的诗人在目睹了灾难重重的祖国、倾饮了人生的“苦味之杯”以后，思想感情处在极端矛盾中。他一方面对现实有更深的憎恶和不满，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抗精神，要求对社会做彻底的改革；另一方面，从个性主义和泛神论思想出发，他又希望在大自然里或者在超现实的空幻境界里找寻暂时的逃避和慰安。《星空》中的诗篇，清晰地反映了诗人当时思想感情上的这种矛盾状态，缺少《女神》那种豪情四溢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星空》仍有与《女神》一脉相承的东西，那便是诗人对于“血海”似的旧世界的愤怒，对于舍己为群的古代英雄的赞美，以及把改造旧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近代劳工”身上，尊之为“未来的开拓者”的信念。《星空》中还有《天上的市街》这类命意清新、韵律和谐、比喻生动而富于独创性的好诗：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我想那隔河的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人们从诗人奔腾丰富的想象里，可以感受到《女神》的那种积极进取的艺术力量。
出版于1928年的诗集《前茅》共收诗23首，多数写于1923年。那时，革命群众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日趋高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情绪也有了显着的变化。他辞别了《星空》中那种“深沉的苦闷”和“低回的情趣”，重新正视坎坷的现实，以粗犷的声调歌唱革命。他看出了，假使不像“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中国就“永远没有翻身的希望”；他预感到“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他要同“世上一切的工农”一起，“把人们救出苦境”，“使新的世界诞生”。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是《前茅》中一首耐人歌吟、启人深思的诗篇。诗人通过黑夜的必将消逝和光明的必将到来，预示革命的最终胜利。当人们读到：“在这黑暗如漆之中，太阳依旧在转徙，他在砥砺他犀利的金箭，要把妖魔射死。”就似乎看到了那些在黑暗统治下英勇斗争的革命者的形象，感受到了诗人对革命前途的乐观而高亢的召唤。
为追悼列宁而作的《太阳没了》，是《前茅》中另一重要的诗篇。诗人首先描画了全世界人民对失去伟大革命导师的无限哀痛，接着就以如椽之笔颂扬了列宁的伟大光辉的功绩：
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
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冰垛，
无衣无业的穷困人们
受了他从天盗来的炎炎圣火。
诗人充分估计了列宁的死给世界革命带来的难以弥补的损失，但他要乘着“赤诚的炬火”，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起，继续做“逐暗净魔”的工作。这首诗在“四海的潮音都在同声哀悼”的时候，给读者以革命的鼓舞。
写于1925年初春的《瓶》，是一组歌唱爱情的诗，除《献诗》外由42首短诗组成。浓郁浪漫的遐想和波翻浪涌的诗情，依然表现了诗人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感情”，是“五四”时代精神通过诗人作品在另一方面的反映。不过部分诗篇流露了缠绵悱恻的情调和人生如梦的感慨。
诗集《恢复》出版于1928年，集中24首诗作，写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岁月里。诗人当时经历了一场大病。反动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疾病的摧折并没有磨损他的革命意志，相反，他用更高亢、更坚决、也更充实的诗篇对它们作了响亮的回答。
《我想起了陈胜吴广》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为题材，由陈涉、吴广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和他们不能不革命的悲惨地位，不仅为当时农民的痛苦生活提出控诉，还揭示出造成这种痛苦生活的根源是由于那时出现了“无数的始皇”——“外来的帝国主义者”和“他们豢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诗篇最后将“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誉为“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在《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中，也借扬子江之口对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作了歌颂，预言“三亿二千万以上的贫苦农夫”和“五百万众的新兴的产业工人”，是足以“使整个的世界平地分崩”的“最猛烈、最危险、最庞大的炸弹”。
抒写革命情怀的诗在诗集中占最大的比重，也最具有诗人所说的那种“狂暴的音乐”、“鞺鞑的鼙鼓”的战斗特色。当诗人看到“我们血染的大旗忽然间白了半边”，无数革命者在敌人的屠刀下前仆后继地牺牲，他不能不感到苦痛和愤怒。但他没有悲观，没有气馁。虽然“眼前一望都是白色”，但诗人确信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他激动地写道：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罢！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的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如火如荼的恐怖》
诗人还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并不是从天上落下，也不是由谁来恩赐，而是要通过斗争来取得的。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酿出一片血雨腥风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的太阳和新的宇宙！
——《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