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我是例外。最近很有趣味，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一百年纪念，隆重的纪念。当中有一个项目就是要纪念在复旦教过书的老教授，超过一○○岁的，一找找到了九个，最高年龄是一○七岁，我是当中的小弟弟。不同的就是，他们现在都不能工作了，有的不大能动，我还能动，我还能生活自理。
主持人：您还能工作。
周有光：我还能工作。
解说：作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是从五十岁才半路出家的。一九二三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产生了兴趣。他精通汉、英、法、日四门语言，还经常写些心得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但他的主业一直是经济学。一九四六年，他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工作。解放后，他回到祖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一九五五年，他受邀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被留在北京改了行。
周有光：他们就把我留下来，我说我不行的，我这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他们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个时候大家有这么一个口号，叫作“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因为中国很大，好多方面都是缺少人的，所以做工作的人，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才能建设国家。这样子我就同意留下来。
主持人：那时候您已经五十多岁了吧？
周有光：那时候四十九岁。所以当时改行是偶然的，没有想到改行。可是这个偶然是这样，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我就把经济完全丢掉，就是要很认真地搞语言文字学，因为语言文字学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学问。
主持人：当时您的任务是什么呢？
周有光：当时是这样子，成立两个研究室，一个研究室以研究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还有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以研究汉字简化为中心。我主管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的研究室。那么我们做了一段工作就上报国务院，周总理自己抓的。我们经常到国务院去开会，而且开会谈论谈论就到十二点吃饭了，周总理说就在此地吃饭，我们就在那里吃饭。周总理我觉得他是很接近人民的，一个八仙桌坐八个人，我们说周总理他是总理，一个人坐一面，那么其他人两个人坐一面。周总理说不行，他也要两个人坐一面。
主持人：要跟你们一样。
周有光：这虽然是一个小事情，也说明总理是非常接近人民的。那么这件工作是经过三年才完成。到一九五八年才定下来。定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跟总理讲，由国务院，有一个国务院委员会，由委员会开会通过就算了。周总理说不行，还要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主持人：这也充分说明当时语言文字改革，包括汉语拼音的改革，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周有光：非常重视。为什么非常重视呢？因为建设一个新中国，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广大的人民没有文化，甚至绝大多数都是文盲。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有一个人姓祁，叫祁建华，他是部队的教员。他就发明了一个方法，让青年的兵集中力量来学汉字，一天开头学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就这个样子，很短的时间就学了三千多字。当时这个祁建华，大家觉得他这是了不起的发明。由郭沫若代表中央做了一次报告，说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出了第二个孔夫子了，讲的就是祁建华。
解说：我们找到了一段祁建华速成识字方法的珍贵资料。当年这种方法在部队获得成功后，就以很快的速度向全国推广。但遗憾的是，不久人们就发现，它对群众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
主持人：为什么觉得在群众里头不成功？
周有光：（部队里）为什么成功呢？因为部队里面他们都是青年，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他们什么顾虑都没有，集中在这里，在学这个汉字。
主持人：而且部队里还有纪律。
周有光：一到群众里面不行。主要是农民，农民他学的强度不能那么强，他还要工作，所以他的心思不能完全在学文字上面。这样很快就把这个目光转移到了文字改革上面。文字改革当中，最重要就是定一个汉语拼音方案来做一个工具。
解说：在当时，制订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还不仅仅是为了扫盲识字，更是语言交流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长久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注音符号，五十六个民族，共有八十多种语言和地区方言，使彼此间很难沟通，人们之间的交流往往困难重重。
周有光：我今天能背古书，或者我能用方言背古书。
主持人：都是用方言背？
周有光：你要叫我背古书，要用普通话，我就很困难，我要在头脑里面翻译一下。
主持人：那这是不是造成了当时人们之间的交往很困难？
周有光：是很困难。有一次，很有趣味，在欧洲，三个人，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我是上海人，三个人在外国讲话讲不通，只能用英文。
主持人：互相之间谁都不懂，只能说外国话，只能说英文。
周有光：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拼音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有的人说你们搞这个东西是小儿科，看不起的。
主持人：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故事，恰恰让我感觉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我们会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周有光：所以常常最普通的东西，最有价值。但是因为它太普通了，大家都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解说：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全国各地共六百三十三人寄来了六百五十五种汉语拼音方案。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和审议修正，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主要由周有光负责制订的采用国际性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五千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周有光：不仅是国内有用，对国外也有用。中国文化要传到外国，像今天这样子，汉语热，很多国家都要学汉语。那么怎么学汉语呢？怎么学汉字呢？一个很大的难题。第一步就是用汉语拼音，所以汉语拼音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我觉得是双向桥梁。一方面向中国国内的大众，一方面跟外国交流，作用是很大的。
周有光：这是美国出版的，我的一个朋友，文字学家，他编的，纪念几个人：一个是叫作卢戆章，第一个搞文字改革的清朝人，第二个是鲁迅，第三个是茅盾，第四个王力和吕叔湘，第五个周有光。这是在美国出版的，它纪念我。
解说：汉语拼音方案顺利实施后，国家又将简化汉字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设立了一门新学科--“现代汉字学”，他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这本大学教材的基础。一九六一年第一版后，即向全世界发行。而这时的周有光已彻底告别了经济学界。令他庆幸的是，这次改行竟让他逃过一次大劫难。
周有光：我呢，应当说是很高兴，高兴什么呢？就是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我就到北京来了，离开经济学界。到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反右了，反右在上海，经济学教授都是重点。我呢，是逃过了这一关。
主持人：因为您搞文字学去了。
周有光：哎，糊里糊涂不知道，事后才了解。还有抗日战争八年，我逃到四川，在重庆，一个炸弹在我旁边炸开，冲力很大，通过空气的冲力把我人都摔到路旁边去了。我以为自己受伤了，结果呢，我摸摸我身上一塌糊涂，没有疼的地方，没有受伤，旁边的人炸死了。所以我有两次逃过劫难，一次在重庆的炸弹，一次就是反右逃过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逃不过，所有人一概下乡。我们单位是属于国务院，国务院的凡是跟文化有关系的单位，一概下乡到宁夏平罗，那叫作“五七干校”。
主持人：那段生活在您的印象里头，印象深吗？
周有光：我的这个处世哲学，是这样子的，叫作随遇而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么到五七干校去，那个地方走二十里路也看不见一个人的，可是我去了呢，我觉得我得到许多好处。
主持人：放这个兜了。手绢是吗？这个兜，我刚才看见您放了。
周有光：什么好处呢，我容易失眠。因为脑力劳动容易失眠，我下去做体力劳动，失眠也就好了。我的失眠，医生医来医去医不好，到了五七干校，把我失眠搞好了。我一直到今天不失眠，所以有好处。
主持人：这是您在五七干校最大的一个收获。
周有光：要能够适应不好的环境。你不要着急，不要失望，遇到任何坏事情，你要稳定，要安定，同时要保留积极的思想，不要消极。
主持人：实际上也是一种面对困难的心态，积极的心态。
周有光：因为你假如不是这样子，有时候自杀就是这个道理，他走到要拐弯的地方，他不能拐弯，就只好死了。当然一生好玩的事情多得很。比如在五七干校，遇到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林彪死了，第二天开大会。那个地方的中午特别热，我想，我们开起会来都是很长的，我就戴了一个大的草帽预备中午用。开会开到大概九点半钟的时候，上面飞来许多大雁，古书上面不是说大雁老飞来飞去吗？现在的大城市，大雁怕你的城市的烟囱啊，都不敢飞。所以在北京你看不见了，可是在宁夏可以看见，大雁来的时候，几千几万来的。到那个时候，大雁铺天盖地地来了，到我们头上，有一个大雁一声怪叫，大家都下大便，大便像雨这样子下来，我的这个草帽上面全是大雁的大便。
主持人：您的草帽起作用了。
周有光：我袖子上面也搞了一点，人家不戴帽子的人不得了，大雁的大便黏得不得了，放在头发里面，洗都洗不干净。像这样的事情，人家说要一万年才碰到一次啊。
主持人：您太幸运了，戴了一个草帽。
周有光：这个事情是没有多大特别意义的，可是要遇到这样的一个怪事情是很难的。生命长的呢，就会遇到许多奇怪的事情。
解说：就是在“五七干校”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周有光还带了各国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开始了比较文字学的研究，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空白的领域。
周有光：林彪死了，叫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嘛，把这种老年的知识分子都集合起来，由什么人来给我们训话，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滓，没有用了。我们是人道主义，所以给你们一口饭，你们都回去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好，我就回去。回到家里面，我很高兴。
主持人：为什么很高兴？
周有光：我有空了，有时间了。我就看书、做研究。那个时候做研究，还不是今天这样看完，因为研究工作停下来好多年了，要把它整理出来。到了一九七九年，好像是冬天，忽然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星期你要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去，我说，已经几十年了，我跟外国完全隔断了。我说我连衣服都没有，破的。他说，衣服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最好的，从袜子、皮鞋做起，到大衣，出去回来一概交给公家。那么我只能服从命令嘛。就这样子。
解说：从一九七九年这个会议开始，周有光多次代表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这一提议在一九八二年获得通过。从此，经联合国批准，用汉语拼音拼写人名和地名在全世界推广使用。
主持人：这是您这一生当中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周有光：我觉得一个人活着几十年，在地球上面，你的价值不是你多赚几个钱。一定要为人类社会创造做一点事情，不论多大，大也好，小也好，总之要看你这种工作能不能推进社会，而不是空的。这个思想对我影响非常大。
周有光：我不是汉语拼音之父
访问者中国艺术报
今年一○六岁的周有光先生，思维依然活跃。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前半生研究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后来半路出家，搞起了语言文字学，并成为汉语拼音方案制定者之一。他被连襟沈从文称为“周百科”，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在见到周有光先生之前，我想象着他将带给我怎样一种厚重的历史冲击。可采访时发现，坐在面前的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生活气十足的长者：面色红润，家常穿着，喜欢爽朗地笑，还爱吹空调。采访的间隙，他甚至从古旧的书桌里拿出指甲剪悠然地剪起了指甲。但这并不妨碍老人的思考，深度与锋芒自不必说，仅是表达的流畅也足以让大多年轻人自愧不如。那天，记者已是他接待的第三位访客。老人听力有些不好，和记者的直接交流少了些。但老人还是认真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怕记者听不明白时，还会在纸上画些示意图。谈话中，老人最强调的一点是，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国家，而不能从国家看世界。
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是兴趣使然
语言文字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汉语拼音方案必须完善，但不是改方案。
中国艺术报：近年来您以百余岁高龄出版了《孔子教拼音--语文通论》《拾贝集》《文化学丛谈》《朝闻道集》等著作，其中不少文章是百岁后写的，广受好评。您最近有新的写作或出版计划吗？
周有光：我年纪太大，不写研究文章了。我的专业是语言文字学，八十五岁以后就不搞学术了。为什么？没有精力了。搞专业研究，天天要去图书馆，还要到外国找材料，精力不行。我现在是有什么看什么，随便写些杂文。
中国艺术报：平时喜欢看什么书？
周有光：因为年纪太大，不能去书店了。现在是有什么书看什么书。我在美国、中国香港都有朋友，他们会带外国新出版的东西过来，或者把旧的杂志寄给我。在他们看来是旧的，我看还是新的。这样的好处是我能看到外面的新情况，视野可以开阔一点。我现在常常讲一句话，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
能够实行这个理念，眼光就会扩大，避免自己落后。
中国艺术报：年轻时，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是什么？
周有光：我们年轻时读的中文都是文言，《古文观止》中有不少好东西，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好。我希望青年能背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古文观止》。当然，古代的作品不能完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要有鉴别能力，分辨对与不对。
外文方面，英国的优秀作品常常能读到，这对我影响很大。比如有一篇英文，作者忘记了。这篇文章给我灌输了民主思想，扩大了我的胸襟。我们有时候觉得你不能反对我，反对一定是坏，一定是反革命。但这篇文章认为，没有反对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国家不会前进，不会发达。这篇文章文笔也很好。
我们读书时学校里不教白话。我有个老师，古文很好，可他提倡白话，使我受到新思想的启发。那时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对中国的启蒙运动很有影响。
现在学校的老师不能选好东西给学生，课本都是规定死的。听说这几年语文课本里鲁迅的文章在减少，我想这是一个好现象，太多了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