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地球上唯一能预见到自己总有一天会死的动物，但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个问题。我们为何没有时常被吓得腿脚发软？很多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心理学家说，对死亡的恐惧其实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他们认为，死亡的念头如此恐怖，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已进化出了抑制恐惧的机能，它决定了我们如何构筑社会、对待他人和看待自我。
以这种想法为基础形成了一派理论，名为恐惧控制理论。它声称要解释当有事件对永恒之假象或我们强加给世界的意义构成威胁时人们的反应。这套理论能够解释“9·11”恐怖袭击事件引发的后果：美国星条旗销量骤增，排外主义高涨，美国人团结在一位本来被很多人视为失败者的总统周围。恐惧控制理论的拥护者说，更重要的是，预测人们面对自己死亡时的反应有助于我们培养更高尚的本性，例如宽容、利他主义和创造力，以及抑制邪恶的本性，例如歧视、憎恨和侵略性。
这种思想诞生于数十年前。1974年欧内斯特·贝克尔获普利策奖的作品《拒绝死亡》引发了谢尔登·所罗门、汤姆·佩什琴斯基亚和杰夫·格林伯格这3位好友的思考。这3名心理学家奇怪人类为何努力抵御别人的抨击以维持自己的尊严，为何如此执着于自己的世界观，例如宗教或关于人生意义的信仰。贝克尔似乎提供了一种解答，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用来缓解对死亡恐惧的工具。
他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格林伯格、所罗门和佩什琴斯基亚这三位来自美国不同大学的心理学家认为，这个论点值得加以验证。他们的第一个实验是测试在意识到生命无常，必有一死后，人们随之对违反自己价值观的人的态度会受到多大影响。为此，他们首先请一组法官对自己死时会出现的情况及其感受写几句话。随后让这些法官对一名假设受到卖淫指控的女性裁定保释金。另一组法官也需要就此做出裁决，但事先并没有让他们想到自己的死亡。结果产生的差异非常显着。第一组裁定的保释金平均值为455美元，而第二组仅为50美元。想到死亡显然令法官们对违背自己价值观的人更加苛刻。
接下来，为了研究对死亡的恐惧与自尊之间的关系，这3位心理学家召集了两组志愿者，发给他们伪造的性格测验结果。第一组在测验结果中得到了积极评价，而第二组的评价不太高。然后每组各有一半人观看有死亡镜头的电影片断，而另一半观看一般的电影片断。事后研究者问志愿者感觉如何，考察他们的紧张程度。他们发现，被激发起自尊的人观看与死亡有关电影片断时的紧张程度与观看一般片断的人相同。而在没有被激发起自尊的人当中，电影中的死亡镜头比一般镜头所导致的紧张程度高得多。格林伯格说：“自尊的作用是让我们相信自己很了不起。我们优于动物的想法让我们自信不会受制于衰老和死亡的自然法则。”
所罗门、佩什琴斯基亚和格林伯格相信有了重大发现。他们指出，将宇宙想象成一个充满秩序和意义的世界有助于人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包含灵魂、投胎转世和来世等概念的世界观带来了永生不灭的观念。另外，通过与国家、组织和事业等比我们自身更强大、更持久的实体相联系，通过对自我存在的实实在在的证明，例如孩子、金钱和具有文化价值的成就，我们还能获得象征性的永生。反过来，我们也通过遵守自己观念中的标准和价值观来获得自尊。
起初这些理论受到了质疑，但自从1985年第一篇论文发表以来，人们共进行了200多项研究。所有研究无不显示，一旦得到人必有一死的提醒，我们总会做出预料中的一些反应。
其中很多实验表明：死亡提示会影响我们对某方面价值观与我们相同或相悖的人的反应，而且这种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亚利桑那大学的霍利·麦格雷戈及其同事发现，接受死亡提示之后，人们给怕吃辣的政见相左者添加的辣酱往往多于给怕吃辣的政见一致者。相反，先前没有得到死亡提示的人给两组人添加辣酱的量大致相同。
还有研究显示：死亡提示会增加人们对文化准则——其所在群体所认同的品质或行为——的遵从。格林伯格在一次研究中发现，当人们在殡仪馆附近接受调查时，他们对慈善行为的评价比在大街上接受调查时更高。在另一项调查中，研究者对美国的实验对象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在美国国旗上喷洒黑色颜料，第二个最佳解决方案是用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敲钉子。那些被迫想到自己死亡的人处理这些问题所需的时间比一般人长得多。所罗门、格林伯格和佩什琴斯基亚认为，这是因为死亡的念头令他们对亵渎美国和基督教象征物感到不安。
恐惧控制理论引起争议的部分是它坚持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几乎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源。这怎么可能？因为大多数人说很少想到死亡。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所罗门、佩什琴斯基亚和格林伯格一直试图找出相关的思维程序。他们与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的杰米·阿恩特合作进行的研究发现，在得到死亡提示之后，实验对象不会立即表现出生理上的焦虑迹象，而且还会声称并不担心。所罗门说：“第一反应是主动抑制过程，似乎要掩盖对死亡的意识。”几分钟后，与死亡有关的思想开始无意识地表现出来。人们变得更容易由提示的字母“coff——”联想到与死亡有关的词，例如想到“coffin（棺材）”，而不会想到“coffee（咖啡）”。最后，10～15分钟之后，实验对象出现预期的反应，即巩固自己的自尊并重申价值观，这反过来似乎抑制了下意识的死亡想法。
因此，恐惧控制理论专家认为，帮助我们克服死亡恐惧的精神防卫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人们主动抑制有意识的死亡思想，但无意识的死亡思想则导致了实验中出现的反应。他们说：这种区别对于该理论有重要意义，因为这解释了基本属于下意识，但永远存在的死亡认知，如何在很多方面影响我们的行为，以及为何我们仍然能正常生活而没有吓得要死。
但恐惧控制理论进一步提出，意识到自己生命有限是如此令人腿软，因此当我们的祖先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世界进行大力改造以适应它。没有人确切知道这种认知形成于何时，但很可能是在人脑变得日益复杂，至少具有自我意识并能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后。该理论的拥护者说，认识到生命有限导致了宗教体系、群体定位、具有文化价值的工艺品和成就以及其他所有文化附属品的发展。所罗门说：“几乎所有将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事物，无论是直接出现的还是后来形成的，都是我们用来帮助自己应对这个问题的。”
但这些说法激起了一些进化论人类学家的愤怒。他们指出：进化论已经解释了我们丰富的文化生活和人们受到威胁时出现的团结协作倾向。他们说：被自己会死的念头吓倒不符合人类的本性。相反，就像所有动物一样，我们在面对具体的威胁——例如蛇、一个挥舞着斧子的人或身处高空——时才会产生恐惧。恐惧心理的形成有其目的——它让我们的身体准备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作出反应。因此，关于人类进化出抑制所有恐惧和焦虑的机制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这对恐惧控制理论造成了哪些影响？人们对这项理论也许还存在争议，但没有人怀疑我们面对死亡的反应方式确实耐人寻味。在这个战争、暴力和恐怖主义随处可见的世界，能预测人们在这些情况下的行为具有实际意义。这些威胁可能加剧歧视和隔绝，但有实验表明，如果你首先提醒人们其所在社会团体的积极价值观，死亡提示可以激励人们表现出宽容、公平和慷慨等品质。不用说别的，单单是认识到发生另一场“9·11”事件必然会造成哪些反应，就有助于维持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