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东面茔区较重要的发现见于六十年代发掘的M439，为春秋晚期的哀成叔墓。它位于中州路墓区范围，西距东周王城约一公里，墓葬规模约3．4×1．9～6．4米，葬具一椁一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有铜礼器鼎、铜勺、玉器、骨贝等。哀成叔鼎铭（54字，重文3字）字数之多，在中原东周铜器中较少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96年～1997年发现并发掘的洛阳凯旋路南东周墓群，西距东周王城东垣430米，南距洛河1300米，应是属于王城东面茔区的一部分。此处共探出墓葬104座，发掘62座东周墓及3座车马坑，时代从春秋早中期到战国晚期。凯旋路南东周墓葬均系长方形竖穴土坑，规模最大的4．1×3．05米，规模最小的2×0．8米，最深的墓距当时地面8．9米，最浅的为2．2米，墓向基本南北向，其中3座有壁龛，1座有生土二层台。葬具已朽，有3座墓一椁双棺，33座墓一椁一棺，16座墓单棺，10座墓无椁无棺。屈肢葬的43座，直肢葬的5座，葬式不明的11座。随葬品以陶礼器为主，青铜礼器较少，规格较低，可能是王城东面茔区某个卿大夫或士的家族墓地。从出土玉器来看，此时的东周王城居民已具有了某种以玉覆身的思想，是否是汉代金缕玉衣的前身有待研究。此批墓葬的发掘对揭示东周时期社会生活，探索东周王城历史面貌，研究中原东周时期丧葬习俗提供了新资料。
近年来在凯旋路南东周墓群附近多次发现东周墓群，如其北不足300米处曾发现长乐街东周墓群；其东北约500米处发现定鼎南路东周墓群；其西约200米处发现七一路东周墓群。由此观之，王城东茔区还可细分为若干区，每区很可能代表一个家族墓地，这与文献记载东周居民聚族而葬基本吻合。所以凯旋路南东周墓很可能是一个家族墓地。
属于西面茔区的涧西地区也有很多东周墓葬发现。如1955年在此发掘古墓300余，1956年又钻探发现1600座周墓等，这些墓春秋和战国时期均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只有个别随葬青铜礼器，且普遍随葬石圭，所以此处墓的主人大概是东周时期普通的士或平民身份。
此外，金属铸币的出现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铸造手工业的发达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洛阳地区出土的空首币材料很丰富，较重大发现有：
七十年代洛阳附近发现了三批空首币，分别是1970年在洛阳南35公里伊川县富留店村挖出一瓮空首币753枚；1971年在洛阳西30公里的新安县牛丈村发现401枚空首币（放在一个陶罐内，出土时已破碎）；另一处是在洛阳北孟津县后海资村出土的72枚空首币，是马坡村群众捐献的，合计1226枚，保存基本完好，仅个别残破。可分为大型平肩空首币、斜肩空首币、小型平肩空首币三类，年代为春秋时期。这三批空首布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尤其是富留店村和牛丈村出土的），为研究我国货币史提供了科学资料，货币上的文字又为研究我国古代货币文字提供了许多新资料。这三处出土地点均在洛阳通往四方的交通要道上，当与洛阳是当时繁荣的商业城市有关。
八十年代在洛阳地区发掘的东周墓葬中，有6座出土先秦货币，同时伴出有组合关系的陶器，为洛阳地区先秦货币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另外，洛阳附近出土空首布数量最多的窖藏当为宜阳县柳泉乡花庄村，共出1789枚，总重量达61公斤，均斜肩、弧足，摆放整齐，此批空首布属中型布，是斜肩弧足布中较大的一种。年代为春秋中期。
东周王城遗址区的发掘自建国以来，极少发现西周时期的地层和遗物，这个事实说明东周王城不是建在西周王城城址上，排除了西周在此建造都城的可能性。
大量发现西周的遗迹和遗物是在洛水北痉河两岸，范围大致是西起史家沟以东，东到浐河东岸的焦枝铁路两侧并延至塔湾村，北起陇海铁路以北的北窑村，南达洛水之畔的洛阳老城南关，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此范围内的重大发现有：
西周墓葬可分为周人墓和殷遗民墓两类。周人墓葬以六十年代发现洛阳北窑西周墓地为代表，墓地东临浐河，南对洛河，主要分布于洛阳邙山上东西500米，南北300米范围内，年代从西周早期直到西周晚期。1999年出版了报告《洛阳北窑西周墓》，报告中把发掘的355座墓葬做了整理，包括7座马坑。一条庞家沟把墓地分为东西两部分，沟西墓葬分布密集，沟东较少。相对来说沟西墓葬早于沟东，沟东主要是西周晚期的，沟西墓葬大致是从早到晚，从北向南。发掘的墓葬中除两座为带墓道的“中”字形墓外，其余皆为长方形竖穴墓。墓葬按规模可分大、中、小三型。在棺椁与墓壁之间有高出墓底的二层台，个别墓发现壁龛，有腰坑的仅4座。葬具多数不存，从仅存迹象观察，大中型墓有棺有椁，小型墓有棺无椁，人骨也多数不存，仅有5座可看出直肢葬的葬式。另外大中型墓发现殉狗现象。由于墓葬遭严重盗损，棺椁以下随葬品无存，所剩只是填土中的随葬品，有铜礼器、陶器、瓷器、铜兵器和铜车马器、玉贝蚌器等。北窑西周墓地规模大，数量多，分布集中，排列有序，根据青铜器铭文可判定墓的主人为西周时期的奴隶主贵族。
周人墓在浐河东岸的下窑村泰山庙一带也有分布。
痉水东岸到塔湾一带是西周殷遗民墓区，以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墓底设腰坑。葬具为一椁一棺或单棺，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铜、铅器，有一些青铜器上带有商人族徽符号。这里清理的西周墓与庞家沟西周贵族墓群相比，明显是平民墓，而且表现出“殷人”遗风。另外在瘗河西岸北窑铸铜遗址内也发现300余座；涧河西岸也有发现，如1954～1955年在洛阳中州路曾发掘10座西周墓，其中6座有腰坑，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晚期。
此外。浐河东岸还发现西周祭祀遗存。
除墓葬外，还发现了西周车马坑，如1984年在浐水东岸发现5座西周车马坑，发掘4座。其中的1号车马坑为长方形竖穴，规模是6．2×3．7米，坑内有2具车马，北边为一车二马，南边为一车二马，旁殉一犬。
1985年在痉水西岸中州路北侧即洛阳老城中部清理了四座车马坑，1号、2号、3号车马坑位于发掘区的北部东侧，呈南北向一排，相距一米多。4号车马坑在3号坑西，相距约13米。除3号坑内葬一马外，其余皆一车两马，出土物为青铜马佩饰和车饰，时代为西周早期，为研究西周早期的车制及车马具的形制增添了新材料。
七十年代在庞家沟西周墓地的东南发现大型铸铜遗址，年代为西周前期。当时探明遗址范围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300米，估计面积可达十余万平方米。从1975～1979年共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遗址内发现建筑遗存、灰坑、烧灶、烧窑、墓葬和兽坑，出土遗物有陶器、陶范、熔炉壁、骨、铜制工具、砺石、卜甲和卜骨等。此遗址范围大，出土遗物丰富，很可能是当时西周宗室的铸造作坊。该遗址的发掘是继郑州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铸铜遗址和山西侯马东周铸铜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是周王室在东都设立的一处重要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为研究西周前期青铜铸造工艺提供了珍贵资料。
1974年在北窑遗址还发掘了3座西周房址，其中F2下有12个围绕成环形的奠基坑，所出卜甲、卜骨反映了当时浇铸铜器时进行祭祀占卜的情况。
八十年代又在铸铜遗址处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发现西周灰坑、墓葬和道路遗迹，其中道路遗迹位于铸铜遗址的南部，已发掘部分长40米，宽9米，路面发现车辙。从规模上分析，应是通往铸铜作坊和庞家沟贵族墓地的“官道”。遗址出土物有大量陶范、熔铜炉残壁、骨制生产工具，出土的绝大部分陶器属西周早期遗物，保留了浓厚的殷代作风，表明在这里从事手工业的绝大部分是周初被迫迁来的殷“顽民”百工。
1986年在痉水东岸西距洛阳老城约半公里处清理了一座西周窑址，并有陶器残片出土，年代为西周初年，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
近年来还发现了用于宫庭贮藏的鱼窖群。
据考古工作者回忆，在浐河之滨曾发现可能是建筑台基的夯土遗存。
浐河两岸表现出殷周两种文化因素，反映了周初洛阳一带商周两种文化相互影响交流的历史事实。
以上西周遗迹的发掘，为解决西周东都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
东周成周城以后为汉洛阳城，所以成周城的位置应在汉魏洛阳城遗址附近。文献记载汉魏洛阳城曾有两次大规模扩城之举，一次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东周敬王时期，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时。再往后，从两汉至魏晋，除在城西北隅营建金墉城外不再有扩城之事，这与考古发现的事实基本吻合。
1984年对汉魏洛阳故城城垣遗迹解剖试掘，发现了规模较大的西周城址，这是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西周城址，城址基本呈方形，大致合当时东西六里，南北五里的文献记载。位于汉晋洛阳城中部；其北部为春秋晚期建造，从而弄清了东周成周城的形成及规模。此时期的城址除北部为扩修部分外，南部则沿用西周时期所筑之城，且略有修补和增筑；时代最晚的城址系沿用西周、东周城址并向南扩大而成，其建造年代约晚于东周，早于汉代。东周时期使用的城址在此时期仍被沿用并有所修补，此时的城址约南北九里，东西六里，已达到并形成了汉晋洛阳城的形制和规模；由城墙解剖沟中发现的各代增筑夯土看，这时期所形成的城圈在西汉至北魏历代均有修补或增筑。
关于洛水东的城址是否在西周时期就称为成周多有争议，但不管怎样此处城址在东周时从敬王开始已称作成周，并成为国都所在。而且根据文献记载，东周时的成周城要比西周时所修之城大，包括狄泉在内。关于狄泉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后汉书·郡国志》：“雒阳周时号成周，有狄泉，在城中。”狄泉在文献中也称“翟泉”，据文献载位于汉魏洛阳故城东北隅，同时这里也是周墓或周王冢所在。《国语·周语下》韦昭注：“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晋元康地道记》：“城东北周威烈王冢。”
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带是东周时的成周陵区。1928年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北部偏西发现的金村古墓群，为战国中晚期东周王室墓葬。由于金村古墓是盗掘，所以关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无准确记录。但依加拿大怀履光所着《洛阳故城古墓考》的描述，金村共发现八座“甲”字型大墓，分列两行，其中M1、M5和M7的墓道两侧各有“马坑”，且据记述M5的规模为12×12-14米，墓道长70余米；另有小墓三座，形制有异，与大墓不成序列。据传金村古墓出土物很多，有青铜器、漆器、玉器、银器等。许多青铜器铸、刻铭文。有些随葬品非常精美，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其中的一座被盗墓出土的石圭上书“国君”二字。过去对金村古墓群的国别和性质曾有争议，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编着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提出秦墓说；后来局氏编钟铭中释出“韩”字，又有韩墓说，以加拿大怀履光为代表；1946年唐兰先生认为是东周墓，陈梦家《六国纪年》也认为是周墓。
近年来在金村古墓附近又发现第9座特大型墓及90座陪葬墓和车马坑，目前尚未发掘。
1957年在汉魏洛阳城西北3公里的孟津县平乐乡境内发现一批随葬青铜礼器的东周墓。其中一座春秋晚期墓中，出土一件大型青铜鉴，上有铭文5行26字，表明这是春秋晚期齐侯嫁女于周的媵器。此铜鉴的出土，可知这里或是周室东迁期间洛阳金村以外的另一处重要墓地。
以上东周城垣和墓葬的发现证实了这里确为敬王所居的成周城。此处后来成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国都的汉魏洛阳城，成为中国古代早、中期都城的典型代表，对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