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我国的两广一带曾经存在过一个小国家，叫南越国。南越国的首都，在今天的广州，皇帝姓赵。第一代皇帝赵佗，原是秦朝南海的一个县令，为人十分精明强干。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时，他逐步取得了岭南的控制权。南越国一共传了五帝，93年。南越国的第四、五位国王合起来的时间只有三年，因争夺王位，兄弟相互残杀，来不及建立陵墓，国家就被汉朝灭亡了。第三代国王的陵墓，三国时期孙权派人挖了，从中挖出了玉玺、金印、铜剑等东西。孙权还听说第一代南越王墓中的宝物很多，派了上千的士兵到处寻找墓，没有找到，只得作罢。第二代南越王的陵墓则是个谜，史书之中从未提起。这座陵墓在哪儿呢？
广州城北是风景如画的越秀山。越秀山的最西端是一个名字叫象岗的小山头。传说南越国第一代皇帝赵佗曾在这里筑“朝汉台”。明朝扩大广州城的规模，象岗一带成为北城门所在地。清顺治年间，在象岗上兴建炮台，是广州城北的军事要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象岗还划为军事禁区。七十年代，随着大陆与台湾之间形势的缓和，象岗不再作为军事区。数年之间，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在象岗周围矗立。为了兴建着名的中国大酒店，还把象岗北侧的山坡削平，象岗成为一个孤堆。八十年代初期，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决定削平这个孤堆，大约花了三年的时间，把孤堆削低了17米，然后将削低的地方整理成近5000平方米的地块，计划在这里建造4幢高层的公寓楼。就在开挖墙基槽时，发现地下有成排的大石板，情况十分异常。工地的负责人及时把情况报告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同时暂停施工，保护现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经过3天的勘查，初步弄清这是一座岭南地区罕见的汉代大型石室墓，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好，可能是岭南地区之首，墓主的身份肯定也非常高。总之，这将是一座极其重要的考古大发现。鉴于事情重大，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立即将此事报告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同时电告国家文物局，随后又专门派人到北京向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详细汇报。遵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先生的意见，由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名上报国务院，请求批准发掘。1983年7月1日，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领导和专家同到广州，带来了国务院同意发掘的批示和田野发掘证照，并勘察发掘现场。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党、政领导对这次发掘十分重视，为了协调和有利于发掘工作的开展，由广州主要领导牵头，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帮助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三方派人组成“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下设发掘组、技术组、保管组、行政组。在中国考古史上，象这样阵容强大、组织严密的考古队伍并不多。正是由于这支队伍，广州象岗汉墓的发掘才保证了高度的科学性，成为一次经典性的考古发掘。
考古学是一门人为性很强的科学，人的因素占据绝对的重要性，科学和非科学往往就存在于考古人员的举手投足之间。中国政府对大型古代遗存的发掘一直控制很严，对考古从业人员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考古早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水平得到了国际上的赞许。同时，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加速，旅游越来越成为创造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许多考古场所被开发成为旅游景点。一些不具备高水平考古发掘的文物单位，或是为了迎合地方政府、或是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采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发掘了一些不该由他们主持发掘的考古遗存，结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有蔓延之势，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同样急需发展经济的广东，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处理方法显示了高瞻远瞩的胸襟。后来，广东省和广州市有关部门改变了建楼造房的计划，在象岗为这座墓葬专门兴建了博物馆，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考古与经济建设结合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象岗汉墓是怎样的一座汉墓？它为什么如此激动人心呢？
象岗汉墓是一座挖坑和凿洞结合的石室墓。坐南朝北，南北长10．68米、东西宽12．24米，总面积100平方米。平面呈“士”字形。前部为墓道和外藏椁，中间为前室，前室左右为东西耳室。后部为主棺室、后藏室和两边的东侧室、西侧室。各个墓室之间有门相通。客观地说，就规模而言，在中国已经发掘的汉代墓葬中，象岗汉墓实在是算不上什么的。它的面积是大约同时的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八分之一，是河南永城梁孝王墓的七分之一，是梁孝王后墓的十六分之一，它甚至不如梁孝王墓的一个车马室大。不过，象岗汉墓的形制是很有特点的。它的开凿方式借鉴了中原地区诸侯王墓葬“凿山为藏”的形式。墓室的安排，显然是从楚式的头箱、足箱、左右边箱的方式演变而来。从墓葬的形制来判断，已经可以初步断定为一座诸侯王级别的墓葬。
各个墓室中随葬品的内容和陈列方式有汉代岭南地区的独特个性。墓道后部的外藏椁其实就是一具随葬棺椁。可以判断，殉人至少有两个。殉人的主要随葬品是陶器、木车和铜镜。陶器的个体比较大，有的高达60厘米。过去广州汉墓的陶器中多发现黍、梅、橄榄等粮食和果品残留，推测这些大陶器也是贮藏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殉人是一种残酷、落后的现象，在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已经废除了。象岗汉墓的殉葬现象表明，当时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文明程度相去甚远。
前室中的布置比较简单，其中放置了车马器和一具随葬棺。从随葬人身上佩带的印章知道，他的身份是景巷令，相当于史书中的永巷令，职掌皇室的家事。以景巷令为殉，并放置车马器，或许象征为墓主人准备车马，而令景巷相令陪乘。景巷令的身份远远高于外藏椁的殉人，他的身上有一套由3件玉璧、2件玉璜、2件玉环和1件铜环组成的玉佩。引人注目的是，前室中出土了两套砚台，砚石和砚面上都粘着一层墨迹。经鉴认，墨迹黑中泛红，与前室周壁和顶部的朱墨绘云纹的墨色一致，推测这两套砚台很可能是描绘前室图案之后留下的。
东耳室是放置宴乐用具之所。随葬品的数量很多。室内整齐地陈放有多套铜、石、漆木质的乐器和许多盛酒的容器。北壁为一套铜钟和石编磬，全部悬挂在木架上。东壁为铜甬钟。东南角的青铜器，相互套叠，压在一起，有的铜器中的动物骨骼已经散落在地面。门口有一具殉人，身上佩带粗糙的小型玉饰件，推测生前为敲击钟磬的乐伎。
从录像资料和门道口的观察得知，西耳室内层层叠叠堆满随葬品，几乎无立足之地。考古人员想出了低悬空作业的办法，就是先清出几个落脚点，搭起一个高出地面约60厘米的操作平台，考古人员坐在或趴在平台上就可以工作。人在高处，工作面在低处，一天下来，累得够呛，但大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由于墓室多次进水和放置随葬品的容器腐朽的缘故，随葬品已经叠压在一起。根据发掘所见，可分为三层。上层有铜器、漆器、丝织品和玉印、玛瑙印等；中层有铜虎符、乐器、象牙和存放木工工具的漆木箱；下层有铁铠甲、车马器、丝织品等。没有殉人。
主棺室是放置墓主尸骨的地方，长4．84、宽1．84、高2．3米。虽然面积小于东西耳室和侧室，但是一共用了19天才清理完毕。因为墓门已经锈死，为了保护文物免遭损失，研究和尝试进入墓室的方案，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的领导视察现场之后，同意用沉降墓门的办法进入室内。清理过程中，夏鼐先生亲临现场，仔细观察了各种迹象之后，提出了切实具体的操作方案。以棺椁为中心，外侧四周放置铜承盘高足玉杯、漆盆、铜盆等物。棺椁内中间为身着丝缕玉衣的墓主。玉衣上有成组的玉佩，玉衣内墓主的胸前背后有许多玉璧。墓主的骨骼基本存在，但面骨被顶部落下的石头砸碎，无法复原，否则可以复原墓主的容貌。墓主为男性，身长170厘米左右。墓主的头部有两个漆奁，一个存放珍珠，一个存放龟板。漆奁的后面是一批精美的玉器。墓主脚部放置两个玉璧和139件象征玉璧的陶璧。最能说明墓主身份的是玉衣上的印章，有“文帝行玺”、“泰子”金印，“赵昧”、“泰子”、“帝印”玉印。后藏室与主棺室仅用两根石柱象征性地隔开，是厨房和存放食物、燃料的仓库。
东侧室殉葬墓主的四位夫人，她们是泰夫人、左夫人、右夫人和另一个夫人。她们身上佩带成组玉佩和表明身份的印章。只有左夫人的骨骼可作鉴定，估计年龄在25-30岁。西侧室有殉人7个，全部为女性，有一个40岁左右，其余为青年。生前大概是墓主的奴仆，所用的随葬品比较粗劣。
从1983年8月25日至10月6日，42个日日夜夜，考古队员们一直处在紧张和兴奋之中，即使是参加过无数次考古发掘的老专家们，也时时流露出激动之情。象岗汉墓的随葬品实在是太丰富了，还没从田野工作的劳累中缓过气来的考古队员，马上又投入到整理、修复和编制报告的工作中去。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从容不迫地端详每一件珍宝了。
一件青铜提筒的纹饰再现了当年祭祀河（海）神的神秘场面。四条首尾相连的船只行进在惊涛骇浪之中。每只船的首尾都竖立2杆羽旌，水鸟在羽旌旁盘旋飞舞。船上有5个羽人，第一个人左手持弓，右手拿箭；第二个人坐在鼓形座上，用力敲击面前的大鼓；第三个人左手抓住一个俘虏的头发，右手持剑，作势欲砍，俘虏被吓得瘫坐在地；第四个人站在高高的船台之上，左手持弓，右手执箭，是这场祭祀的主祭人；第五个人用力划桨。四只船只的构图略有不同，不断的重复，稚拙的技法，不仅没有减低表现力，反而渲染出更加怪异的气氛。
一件犀牛角状的玉杯将人们的思绪带向遥远的西亚。用整块青玉雕成的玉杯，呈半透明状。杯身雕刻三层纹饰，有高浮雕卷云纹和夔龙纹，整体造型和纹饰浑然一体。这种角杯是一种酒器，主要流行于西亚一带的游牧民族之中。广州自古以来是我国南方的重要港口，角杯大概是经过海路进来的。这件角杯已与西亚传统的形状有所区别，它经过岭南工匠的再创造，比西亚角杯更加优美。
玉衣自然是众目所注的焦点。由于墓顶落石的砸击，玉衣出土时相当散乱。工作人员将玉衣完整取出后放入室内，后来又运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技术室，整整花了7个月的时间，才将玉衣修复完整。玉衣共用玉片2291片，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玉片之间用丝缕连接。上衣为对襟式，与其它玉衣均不同。这套经科学发掘、整理和修复起来的玉衣是我国最早的一套完整的玉衣，显示了早期特点。玉衣上的成组玉佩，则保留了西周以来的贵族传统。
这里无法详细描述每一件文物，无法描述考古人员当时的心情。大家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搞清墓主人究竟是谁。“文帝行玺”、“赵昧”印章似乎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然而，翻阅史书，南越国历史上既无文帝，也无赵昧这个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研究人员经过深入的考证，终于弄清，原来，西汉政权建立后，南越国表面上对汉称臣，暗地里还打着皇帝的旗号。第一代皇帝赵佗死后，汉朝谥武王，南越国自称武帝。这位文帝是赵佗的孙子，第二代南越王赵胡。赵胡和赵昧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赵昧统治时期与汉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其时，福建一带的闽越人攻打南越国，赵昧没有擅自兴兵，而是向汉中央申诉。汉中央支持赵佗，准备讨伐闽越，兵马还没有到达闽越的边境，闽越王就被人杀死。南越王为了表示对汉中央的感谢和忠心，准备亲自去长安，拜见天子，后被大臣劝阻，汉中央也没有深怪。过了十来年，赵昧病死，死后埋葬在象岗上。
象岗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年代最早的一座石室墓，是中国汉代考古中的重大发现之一。经报请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有关部门批准，停止了在象岗兴建公寓楼的计划，改为发掘后就地修建南越王墓博物馆，以利于长期保护墓室建筑和展出各类丰富的出土文物。发掘结束后，新华社播发了这次发现的专题通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以及人民画报、广东画报等报刊杂志，都刊载了图文并茂的消息和整版的专题报道，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如今，这里游人如织，是广州市一处观光的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