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旗位于宁夏西北部，与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整个宁夏的五分之三，巴彦浩特（定远营）是旗府所在地，下设36个巴格（相当于乡），全旗散居着约3万人口，其中蒙古族2万人、汉族1万人。阿拉善旗草原富饶辽阔，除汉族引贺兰山溪水灌溉、从事少量农业生产外，大多数蒙古族以游牧牛、羊、马、骆驼为生。
阿拉善旗位于宁夏西北部，与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整个宁夏的五分之三，巴彦浩特（定远营）是旗府所在地，下设36个巴格（相当于乡），全旗散居着约3万人口，其中蒙古族2万人、汉族1万人。
阿拉善旗草原富饶辽阔，除汉族引贺兰山溪水灌溉、从事少量农业生产外，大多数蒙古族以游牧牛、羊、马、骆驼为生。1933年，马鸿逵任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后就把阿拉善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37年，马鸿逵在阿拉善旗设立了“宁夏省政府定远营办事处”，征兵、派款、要马、要驼使牧民倾家荡产，灾难深重的阿拉善旗大草原在黑暗的笼罩下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阿拉善旗原为四卫拉特（额鲁特）之一的和硕特部，称为套西蒙古。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时，和硕特部首领和罗里，因避准噶尔部之乱率部来到贺兰山地区，上表清廷愿乞归顺，并请指拨牧地以便驻牧。清圣祖将贺兰山以西的地区划为和硕特部牧地，并按编制蒙古四十九旗之例，将和硕特部编为阿拉善和（霍）硕特旗。按阿拉善系贺兰山的音转，阿拉善和硕特之定名则系地方名与部落名的合一。
（第一节）世袭第九代亲王爵位的达理札雅
阿拉善和硕特旗建旗后定为特别旗，直隶于中央政府管辖，不受地方盟（以及后来的省）的节制。康熙二十五年至民国38年（1686~1949年）的263年中，先隶属于清朝的理藩院，后归属于民国初的蒙藏院，国民党时期则由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直接管辖。全旗最高行政长官称为札萨克（即旗长，俗称王爷），解放时阿拉善和硕特旗的札萨克是该旗世袭第九代亲王爵位的达理札雅。
达理札雅号锐荪，在北京阿拉善王宅邸罗王府出生长大，受过很好的教育。因此，他的生活习惯完全趋于城市化，平时讲话也以汉语为主，福晋（夫人）金允诚，系清皇室近支爱新觉罗载涛之女；生有格格（王女的尊称）6人，阿哥（王子的尊称）1人。1931年，达理札雅28岁时就任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
阿拉善和硕特旗（简称阿拉善旗，包括现在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磴口县）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牧业地区，位于祖国的西北边疆。东及东北部，与伊盟杭锦旗、乌兰察布盟的乌拉特三公旗为邻。西与额济纳士尔扈特旗接壤。南及西南部，与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及东起宁夏石嘴山西至甘肃山丹、张掖。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分界。全旗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大。境内多沙漠、盐湖，闻名于世的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以及吉兰泰、雅布赖等盐池，分布在旗内的东、西、南部。解放前阿拉善旗共有人口6.3万人，其中蒙古族、汉族各占一半，其他民族有1000多人。
全旗划分为36个巴格（相当于乡），管理牧区的地方行政事务，并在边境地方设立了3个总管公署（磴口、四坝、奴尔盖3处，位在巴格之上，相当于区），用以处理境内汉族居民的行政事宜，旗治设在定远营即现在的巴彦浩特。
阿拉善旗定远营原为小市镇，仅有7000多人口，但在这弹丸之地内，除建立了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及三青团等组织外，国民党政府还设立了军事专员办事处，派遣了军事专员驻在这里。蒙藏委员会也派来协赞专员，就近监督。至于军统、中统等特务分子，则混杂于各组织之中，秘密进行活动。马鸿逵自1938年攻占定远营后，派有1个营的兵力驻守，并且成立了民国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在定远营建保甲编户口，征兵收税，设银行派特务，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控制阿拉善旗。
1949年2月17日，达理札雅与旗协理罗巴图孟柯、章京（官名，在札萨克下负责管理旗务）、陈爱尔德尼巴图等3人，在对宁夏时局交换看法意见后，决定在王府召集旗府官员共同商讨阿拉善旗的前途和命运。达穆林旺楚克（达理札雅的三弟）、罗瑞光、段巴图尔、左甲木英、罗永寿、白诚禧、陈那笋巴图等旗府高级官员参加了会议。
达理札雅在会议上说：“当前国共两党的战争越打越明显，总的来说国军失利共军胜利，国民党最后逃往台湾的趋势已是大势所趋了。今年北平的和平解放，这是人们意料不到的变化，同时也给人们指明了今后该走的方向。据我旗驻北平联络员徐厚田托人向我汇报，北平解放后全国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和起义将领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很多的人是我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具有远见卓识，既然他们拥护共产党，自动地站到共产党那方面去，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共产党的作为是深得人心的。面对当前的局势，我旗究竟应该怎么办？走哪条路好？请大家谈一谈。”
陈爱尔德尼巴图说：“我旗自从1938年被宁夏马鸿逵占领后，始终处于受军事管制的地位。目前的形势虽然对国民党十分不利，但在宁夏地区马家军利用贺兰山这道天然防线进行挣扎的可能性大，这样一来我旗人民恐怕要遭受涂炭，我们不能不早作防备。其次，我旗的官府和人民一向没有和共产党作过对，也不是什么反共势力，至于李志远与胡开科（二人均系共产党嫌疑）被捕事件，完全是在国民党军事专员办事处的指示下，由特务们下手干的，此事不仅有案可查，而且活人俱在足可证明我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罗巴图孟柯说：“现在怕就怕马家军在贺兰山以北拉开战场，要是那样的话，我旗的老百姓就要被军队吃光、抢光了。至于共产党来的话我们怕也不行，跑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共产党投降热烈地欢迎人家，只有这样才能不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据从山西和北平来的买卖人说，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可怕。”
罗巴图孟柯建议：“根据形势的发展，我旗要有两手准备，一方面要不事声张地做好迎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汲取马家军突然袭击定远营的教训，要严密监视马家军的动向，做好防范工作。当务之急应该把旗府的财产、粮食、武器弹药、历史档案等重要物品，立即向巴丹吉林沙漠内转移。估计马敦静的队伍由黄河沿线败退下来，一定窜入贺兰山做垂死挣扎，这样一来定远营就是他们的当然司令部了。现在马家军以换防的名义，把原来驻在定远营的工兵营换成特务营，这个营管辖着5个整连，相当于一个团的建制。在他们阴谋诡计面前，我们绝对不能丧失警惕。当前对付好马家军就是保护了阿拉善旗。”
达穆林旺楚克说：“我看能走的话，我们还是早些走嘛，不要等共产党来了谁也走不出去，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左甲木英说：“在我们牧区除了牲畜以外，再没有什么财产，想走也没有地方可走。我们和从东北来的蒙古人不同，他们同共产党对立打仗惹下了人家，结下了冤仇，人家进来哪能不收拾他们呢。听说北平和平解放了，傅作义仍然是傅作义，仍不失为上宾之位。这说明只要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起义就会有出路的。因此我主张我们阿拉善旗争取和平解放。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尽量设法避免使全旗人民大众遭受灾难，以等待人民解放军的来临，能做好这些事就是我们给全旗人民立下的功劳。”
会议结束时，达理札雅归纳出四项意见务请大家遵守。第一，要努力保持稳定，旗政府、旗区防司令部绝对不能迁动，必须坚守定远营。第二，关于迎接共产党的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如走漏了风声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我们的。第三，要想法与北平的载涛联系，听一听北平方面的动静。第四，要紧密地观察形势的发展，绝不能轻举妄动。
在这次王府召开的商讨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都是不愿意离开家园，共同的希望是阿拉善旗能够早日得到和平解放，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就万幸了。但大家对共产党的政策了解不深，究竟共产党来了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流露出一种惶惑、迷惘的心态。只有达穆林旺楚克坚持认为出走为上策。
王府会议后，阿拉善旗政府的官员们心里都有了主心骨，从而沉着冷静地应付各种事物，这不能不引起驻在定远营的国民党人员的怀疑。他们看到阿拉善旗政府对共产党的态度非常沉默，既不造反共声势也不做反共准备，感到其中大有文章。一些死心蹋地为国民党的效劳特务分子，则企图阻止阿拉善旗起义，他们大造谣言蛊惑人心说什么：“蒋介石在重庆整顿军事力量，3个月就能反攻回来。”“美国要出兵了，英国军舰已经开到了吴淞口。”还有个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对阿拉善旗军政人员训话中说：“你们不能动摇，坚持就是胜利，蒋总统绝对有神策……”
尽管达理札雅等对于时局的判断已经有了决定，但由于阿拉善旗从地理位置及军事上长期受制于宁夏马鸿逵，随着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解放大西北步伐加紧，各方势力对于阿拉善旗上层人士的拉拢、打压、引诱、窥探反而愈演愈烈。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1949年6月中旬，国民党“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打来电话请达理札雅去银川面商要事。对此，达理札雅当即召集协理罗巴图孟柯、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段巴图尔等旗府官员10多人开会。大家共同研究和分析了马敦静的意图。达理札雅说：“马鸿逵要到兰州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或者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职务。老子走了，儿子继位，马敦静当然要执掌宁夏省的军政大权了。现在马家军在三边失利已退回宁夏，这次重新作军事部署，估计找我去一定是在阿拉善旗身上打主意。”
考虑到马敦静与达理札雅会谈时，一定涉及到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因此，达理札雅带上旗区防司令部参谋主任李文钦、骑兵保安总队罗永寿二人去银川。抵达银川后，马敦静因去吴忠不在，由省政府交际处李振国处长出面接待。
第二天下午，马敦静从吴忠回到银川会见了达理札雅。寒暄过后马敦静说：“主席（指父亲马鸿逵）已经到了广州，不久即将去兰州赴任，关于宁夏的军政事务，仍然要按照主席原来的部署进行。今天请阿叔（达理札雅与马鸿逵为结盟兄弟，故称阿叔）来银川，主要是商议两件事，一件是请贵旗给“宁夏兵团”支援军马300匹，因为胡宗南部队在关中一带失利，马继援“青海兵团”的兵力支援不够，又要调“宁夏兵团”的两个军去增援关中地区，由于部队马匹不够用请予支援；另一件是请贵旗给“宁夏兵团”支援骆驼1000峰。“宁夏兵团”准备在贺兰山里构筑防御设施，为了使军用物资预先向阿拉善旗的三关、南寺、北寺、代开、定远营等处输送，要求贵旗承担起这项紧急运输任务，支援全副鞍具的骆驼1000峰。为保证战争顺利进行，贵旗有责任也有义务派出驼、马支援前线，以便取得最后胜利。”
达理札雅在听了马敦静的谈话后答复说：“马司令的要求，我一个人不便做主，等我用电话与旗府人员商量以后再行答复。”随后，达理札雅与罗巴图孟柯通了电话。罗巴图孟柯在电话中回复说：“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拒绝马敦静的要求，不要把事情闹僵了双方都不好下台，只有采取应付和拖延的办法来对付马敦静，可以先答应给“宁夏兵团”支援军马100匹，其余的事慢慢再说。”
第二天，马敦静带上他的辎重团长马文炳一块来拜会达理札雅，一阵客套过后，达理札雅对马敦静说：“关于马司令要求我旗支援驼、马一事，昨天我在电话中已经和旗里人员商量过了。现在从牧区征集骆驼和马匹确实有困难，因为天大旱，马匹、骆驼膘情不好，目前牧场正是抓膘季节，我旗的意见是等秋后牲畜膘情好转时当尽量给以解决。为了支援当前的战争，我旗设法先从旗骑兵保安总队部的军马场里给支援军马100匹以应急需。”马敦静听后思索了一会说：“既然如此，暂时也只好这样吧。”后来，在交付马匹时，旗保安总队只交给“宁夏兵团”70匹战马。“宁夏兵团”为了负隅顽抗寻找退路，用骆驼向阿拉善旗南寺、北寺，运输军粮40多石，并企图在贺兰山修筑防御设施，后在达理札雅的应付拖延下，最终没有实现这一军事计划。
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由广州飞到银川，徐永昌电话约请达理札雅来银川和他见面，达理札雅、白海风、达穆林旺楚克等人前去银川与徐永昌会晤。徐永昌谈了一下当前国内形势和他视察宁夏地区军事部署的情况，向达理札雅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宁夏兵团”在贺兰山的防御设施问题，要阿拉善旗必须予以大力支持，以便使贺兰山的防御设施早日建成。第二，关于阿拉善旗保安部队与新一旅的配合作战问题，此事必须抓紧进行，以便在贺兰山以北开展草原游击战，至于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则空运补给。只要“宁夏兵团”坚持三年，国军便能反攻回来。第三，阿拉善旗的高级军政人员在大陆的人身、财产安全都有保证，力劝达理札雅和高级军政人员前往台湾。
达理札雅婉言谢绝了徐永昌的好意，说：“贺兰山山大沟深，没有住户人家，“宁夏兵团”一旦入山就要面临饮水和吃饭的奇缺困难。如若在贺兰山建立军事防御设施就必先开发水源，但是既便贺兰山军事设施建立起来，如果黄河防线失守贺兰山也就无法把守。贺兰山以北是一望无垠的戈壁沙漠，吃粮饮水更是困难，绝对开展不了什么游击战。”马敦静发表意见说：“蒙古人在生产和生活上流动性很大，不像汉人农民生活稳定。如果牧民搬走了，那就是浩如烟海的草原和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沙漠地理条件复杂，气候变化无常，交通不便，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开展游击战，委实有些困难，此事再从长计议吧。”
徐永昌听完马敦静、达理札雅的意见后默默沉思，也没有作出任何具体指示。只是劝告“宁夏兵团”的高级将领们要坚持信心，不要动摇，要把“戡乱”大业进行到底，坚持三年就是胜利。从这以后，国民党“宁夏兵团”就再也没提关于在贺兰山里建立军事防御设施和开展游击战等军事计划事宜。1949年9月19日，徐永昌由绥远回到了银川，达理札雅又去银川拜会了徐永昌，见面也没有谈政治和军事问题，徐永昌一再要求达理札雅同去广州，但被达理札雅谢绝了。
（第二节）短命的“蒙古自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