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第五章第4节自作聪明必吃亏，装疯卖傻真才华
智慧行囊：有锋芒才是有魄力，在特定的场合下显示自己的锋芒，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外露自己的才能，只会招致别人的嫉妒，导致自己的失败，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更有甚者，还累及身家性命，所以真正懂得做人制人之道者，必然会隐藏自己的锋芒，即便有想法，也不会直言相对，即使有才华，也会含而不露，貌似愚憨。
狐狸遇到猎捕他的敌人，会用各种装疯卖傻的姿态或者自残的方式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等到敌人的思想受到麻痹时，立刻转身逃跑。狐狸清楚地知道显现自己的能耐绝对在敌人面前落不了好，忍一时的愚钝，可以令自己长命百岁，怎么看“装傻”都比“硬撑”强。对于人来说，有时候过于曝露自己聪明机智，或显现自己才华，很容易招来别人的嫉妒，上级的猜疑。自古以来自作聪明或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通常都没有好下场。
大文豪苏轼的诗词、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其政治生涯却有待商榷，他在官场上不识时务，最终一贬再贬已经有名了。
当时宰辅王安石变法时，苏轼认为变法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虽不敢直言抗上，但是从内心里讲，他不完全赞同新法，于是托事讽喻。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
王安石佐政期间，苏轼不只一次得罪王安石。那时苏轼还是朝廷礼部尚书，一次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正巧这天后者不在，他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轼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在当时盛行改诗一风。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将其贬职。
苏轼被贬到合浦后，从几个孩童的口中得知，当地把一种虫子叫做黄狗，把一种鸟叫做明月。那时苏轼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难怪后者会看他不顺眼。
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因为原来苏轼对“新政”颇有微词，“复辟派”认为苏轼与他们是同伙，此时苏轼便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谁知，苏轼旧性不改。在旧政复辟的情况下，苏轼又主张“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们对新法的全盘否定。这就又与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嫉恨，只得要求外调，于元祐四年三月出任杭州通判，给后人留下一个倜伥的苏轼。
苏轼在总结自己坎坷一生的教训时，叹息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以苏轼文学上的成就，他的聪明毋庸置疑，却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锋芒，还自作聪明，终究还是害苦了自己。古今中外一些有点才气的人物，之所以怀才不遇，其志难展，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主观原因就在于这些人不会掩盖自己的锋芒，不懂低调做人。而那些韬光养晦者，才是真正的智者。
在这一点上，苏轼就远远不及孙膑聪明。当年孙膑被庞涓所害，只好装疯卖傻，令庞涓感受不到他的威胁。结果孙膑一出牢笼，改投明主，并将陷害他的庞涓击杀。孙膑的经历说明了，有时候装疯卖傻以保存实力，方能厚积薄发，为自己创下一片天空。
很多人说，有锋芒才是有魄力，在特定的场合下显示自己的锋芒，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外露自己的才能，只会招致别人的嫉妒，导致自己的失败，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更有甚者，还累及身家性命，所以真正懂得做人制人之道者，必然会隐藏自己的锋芒，即便有想法，也不会直言相对，即使有才华，也会含而不露，貌似愚憨。
世界上不可能人人都如魏征、寇准那般的人物，得遇圣明的上司。更多的是遇到昏庸的领导，钩心斗角的社会状况，所以直言当看对谁，可以直言的当然要去尽自己的职责，但是不值得你去进忠言的就管好自己的嘴巴和行为。直炮筒子未必受欢迎。中国人也向来喜欢含蓄说话、办事，所以懂得含而不露，把愚憨作为一种潜智慧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