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高中第带了十几个人下乡检查，遇到两群羊，畜主恰巧还没有交售。于是，高中第下令近千只的两群羊悉数没收。两群羊赶到县城全部宰了，皮毛交银行收购，羊肉挂在县府大堂任由官吏衙役取用，手抓、小炒，甚至烤个全羊，大吃一通。无奈羊肉太多，一时吃不完，腐烂发臭，整个县政府臭气熏天，行人过此，无不掩鼻。
平均地权与按户抓兵
曾文俊
1948年冬，正当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之际，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突然发布命令，要在全省立即施行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
命令颁布后，就在各机关和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员，集中起来进行培训，马鸿逵亲自演讲，大肆污蔑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大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照宁夏的人口和耕地计算，规定每人可分得土地三亩，把富有的私人土地、牲畜和农具都拿出来分给少地、少牲畜和少农具的人。对这些拿出来的东西，一律折价，分期归还。
训练结束后，各县都组成一个20多人的所谓“扶农工作队”。每队派一名厅、处长担任大队长，另设副大队长和干事各一名，队以下又分两个工作组。大队人员留住县城，工作组分赴各乡调查登记，又利用集市和召开民众大会，大力宣传。
调查登记的内容大致为每户的人口实数、拥有的耕地、牲畜和农具的情况，这项调查登记工作限在一个月内全部完成。
当时的广大农民，对此举或多或少地抱有一些希望，求神拜佛祈愿得到真正实现，在登记中都把人口等情况如实上报。不料，调查登记近尾声时，马鸿逵就下令撤销工作队和工作组，再也不提平均地权了。接踵而来的，竟是按各户如实登记的人口征抽壮丁。这时，广大农民才知道马鸿逵的所谓平均地权实是为了征抓壮丁而设下的一大骗局。
“周鞭子”挨鞭子
康瑞天
1938年至1943年期间，中卫县县长周勋岑为追缉逋逃，催兵派科，经常鞭打乡、保、甲长和百姓，人们气愤地给他送了个诨号，叫“周鞭子”。
马鸿逵的征兵政策是视兵源的情况而随时改变。最初，是五丁抽二，三丁抽一。兵源不足，后就改为两丁抽一，父子合格，同族合格，祖孙合格，不一而足。在一次征兵中，省府规定是父子合格者抽一丁，即父年45岁、子年18岁为合格。中卫县河南三区申杨滩某家，父已年过50，而子还不满15岁。乡保长明知不合格，不能抽丁，但因乡里合格者少，而该户人家不仅老实，且又家道殷实，乡保长认为可欺，就派了一个兵额，示意让他雇兵顶替。此家不服，有人出谋让他上告，乃请人写状上告于省政府。
马鸿逵专横跋扈，喜怒无常，见状后立即令军法处派宪兵开了一辆车，将县乡、保长及这家父子一并押解省城。次日晨，在省政府礼堂集体办公时，将一行人等押到当堂审验。马先叫周县长验，周验后回答：“老的老，小的小，不合格。”又叫乡、保长验，仍答不合格。马鸿逵大发雷霆，命宪兵将县、乡、保长脱去上衣“揭背花”（用皮鞭抽打脊背），直打得皮开肉绽。这时，各厅长们才出面求情，说：“主席息怒。对他们已经惩办了，当前征兵事急，让他们回县去征兵，提前完成任务，以功补过。”人们听说周县长挨了鞭子，无不欢欣，嘲弄说：“‘周鞭子’时常用鞭子打人，这次自己挨了鞭子，真是一报还一报，天理昭彰。”
马仲英进犯宁夏
董文伦
1929年5月，马仲英率部进入宁夏。宁夏省主席门致中疏于防守，城被攻破。门致中仓皇逃离省城，秘书长赵玉耕在省府院内自焚而死。宁夏中学校长王其昌被马部士兵枪杀于省府门前。当时，马仲英的士兵仇视国民军所派的机关人员，见了穿制服的人必杀无疑。建设厅厅长邵遇芝幸蒙卖水的山东老李用锅煤抹黑了手脸，改装成挑夫，幸免于难，其家中被抢劫一空。
马部士兵从西关开始，经西大街直至羊肉街口，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不计其数。而羊肉街头口至东门、南大街、北大街却安然无恙。这主要是常将军的求情，由宁夏商务会会长李玉堂筹款万元，作为马仲英军饷的缘故。
马仲英率部到宁夏老城，认为新城的常将军就是他父亲常说的常帅，马父原先在北京曾与常帅换过帖，然而宁夏的常将军并非常帅。马仲英不详实情，率随从10余人，携带贵重礼品，来到常将军的府邸，给常将军行大礼，口称“老伯”，并说明他父亲的嘱托问候。常将军听罢，知道是误会，不得不将错就错，尽情款待，并乘机劝其言：“贤侄少年有为，前程远大，听老叔进一言，进了宁夏城，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污辱妇女，你有困难，我愿尽力相助。”马仲英立即派马弁快马给先头部队传令。等到大令传到，已经烧杀到羊肉街口，无可挽回。
马仲英入城后，原计划以宁夏作根据地，长期踞驻。未及，吉鸿昌部由甘肃来宁夏支援，门致中亦收集残部向宁夏反攻，马仲英败退宁夏。
葛神甫与伤兵
孟杼
1927年，意大利神甫葛天民（译音）在中卫城内买地修建了一所天主教堂，同时在教堂西门外买地二十多亩，辟为花园，内修洋房一幢。每到夏秋季节，葛神甫常到这里散步，人们称此园为“洋园子”，园内种有葡萄、桃、杏等多种果树及奇花异草。特别有一种“洋梨”，外形像梨，味道沙甜可口，酷似苹果梨。秋后此果成熟，葛神甫便作为馈赠豪绅的礼品，或邀挚友共同享受。蒋介石来宁夏，马鸿逵曾派专人取来招待蒋。
抗日战争期间，中卫城内迁来一个军政部一○一后方医院，收治抗战中的伤员，当时住有绥西战场上送来的伤员百十名。
1940年秋果成熟的季节，有些伤兵想到“洋园子”品尝“洋梨”，却被拒之门外。一次，一个伤员溜进园子，被呵斥出来。那个伤兵恨恨地吼道：“东洋鬼子老子敢打，你西洋鬼子有什么了不起？等着瞧吧！”伤兵们经过计议，便在园门外等候。不一时，葛神甫果然姗姗走出，伤兵们一拥而上，用拐杖等将葛神甫打翻在地，又复拳脚交加，并骂道：“你敢挡老子的路！”“鬼子敢欺侮中国人！”直打到葛神甫鼻青脸肿，不省人事，伤兵扬长而去。事后，中卫县政府和后方医院领导商议，马上派医官到教堂医治葛神甫。但伤未及痊愈，葛神甫即匆匆离开中卫。
尹冀汤天津辩冤
陈明德
尹冀汤，字相丞，宁夏灵武县人。性豪爽，有胆识，善交友。清朝末年，在董福祥甘军中任伍长、土长等职，参加过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庚子事变后，尹离军返乡，定居灵武县城后街，入赘方家为婿。民国初年，任灵武县警兵队长之职，负责地方治安。
当时，侨居于灵武城内的两名英籍人发生争执，互相械斗，结果一人被杀身亡，凶手逃跑。时驻天津的英国领事馆得知此事后，蛮不讲理，他们依据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对中国施加压力，诬陷杀死英人的凶手是中国人，要中国地方政府速将凶手缉拿归案，送天津英国领事馆审判。如凶手未获，亦须派人到天津英国领事馆受审定案。
消电传来，灵武县政府万分恐慌，毫无办法。尹冀汤毅然挺身而出，愿担此任，前往天津英国领事馆为国人辩冤。
到了天津，时经数月，开庭询问数十次，尹冀汤据理申述：一、案件与中国人无关，是英国侨民互相械斗，致使一人亡命，凶手在逃。整个事件地方官民尽皆知晓，本人也曾见，可做证明，请求公正处理；二、英国人向来信奉天主教义，办事不违良心，若违背天主教义假罪于他人，天主是不能容忍的。领事馆办案要遵守天主教义，符合事实。
在多次开庭审讯中，尹冀汤一再申述，并要求领事馆将在华英籍侨民带来辨认，保证认出凶手，弄清事情真相，解决悬案，查实罪责。在尹冀汤义正词严的据理力争下，英国驻天津领事馆终于同意带来英在中国西部的侨民，让尹冀汤辨认。尹在英国侨民面前，不慌不忙，仔细辨认，终将已化了装的凶手当场揪了出来，并高声叙述当时情况。在铁的事实面前，凶手低头认罪，真相大白，英国领事馆不得不宣布这一事件与中国人无关。
尹冀汤勇负重任，千里辩冤，折服英人，光荣返乡，灵武士民尽皆欢迎，传为佳话。
董福祥的“宫保府”
李仲三
辛丑条约后，董福祥被革职还乡，但仍保留了太子少保的虚衔。之后，董即带家眷、亲丁三千余口回宁夏金积堡。因原来在金积建的第一座董府已不敷应用，便又在青铜峡的余家桥附近修建“宫保府”。
董府所在地原是一片湖塘，为了确保地基牢固，湖底全部垫上了一米半至二米厚的煤炭层，上面再夯以黄土。当时，用了数百峰骆驼，由百里以外的磁窑堡驮炭；摊派民工、车辆拉土，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把地基垫好。造房用的木料，来自甘肃，沿黄河顺水放下；所用石料，采自陕西。其余砖瓦、石灰，就地烧造。木匠大部来自四川，故其窗门的雕花图案，颇具南方特色，做工精巧。铁匠部分来自包头，石匠则来自陕西。
新建的董府，分内外两寨。内寨大门向东，以示董虽被免黜，但心仍向着清廷。外门有上下马石和石狮伏卧，前后六院置于内寨中央。外寨共有房屋数百间，供府中的佣人、亲丁、护卫人员等住用，以及用作仓库、马厩等。外寨之外还有“董营村”。董府和董营村共占地三千余亩。
董府建成后，董福祥只住了三年多，就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故于此。家人把他的御赐黄马褂及巨幅照片等供在中后院楼上的祖先堂里。
灵武旧县府楹联拾零
陈明德
灵武县即古之灵州，人文荟萃，因唐肃宗避安史之乱，于此即位而闻名。民国年间，灵武县历任县长多书楹联，悬于县府门庭，以表署理县政之志，令人难忘。
1915年，秦学坚署理灵武县政期间，看到灵武县百里山川，沟渠纵横，田园栉比，民丰物阜，有感于此，并兼言志，在县府过庭抱柱上，制悬宽约7寸，长约2丈的木刻黑底绿字对联一副，上联曰：“望百里山川锦绣慕汉代循良谨守官箴作家法”；下联曰：“看四郊田园栉比赖秦渠灌溉早完国课报天恩”。联末署“秦学坚书”。
1922年，潘瀛任灵武县县长时，本其“官民一体”之识，制对联两副，悬于县府二堂东西两侧门旁。东侧门：“在位为官，去位为民，应识官民本一体；待人以宽，治人以猛，拟将宽猛符初心。”西侧门：“催科不免追呼，愿百姓早完国课；有事勿如忍耐，劝众人莫到公堂。”
1933年，程福刚署理灵武县政，为标榜其要刷新县政吏治，在县府大堂门口，制悬长约2丈的白漂布对联一副。上联曰：“能清廉正直给大众办好事者请进来”；下联曰：“图升官发财为个人利益的滚出去”。对联初悬，令人耳目一新。
1943年，李英华任灵武县县长之初，遵从父诫，在县府二堂制悬宽约6寸，长约1丈5尺的木刻红底黑字对联一副，上书：“勤政爱民，但抱天良是父母；奉公守法，要留地步于儿孙。”联后注：“此二语，为余作宰初，先君书以告余者，录悬庭堂，以示不忘！李英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