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杜丽娘和崔莺莺比较一下，便可发现，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的大胆执著的追求与反抗精神，明显地高于曾经犹豫不决的莺莺。这使她在文学史上闪耀着自己的光彩，成为封建桎梏下女性解放的又一个追求者。汤显祖通过这一肯定了人的自由权利和爱情的崇高，有其崇尚个性解放和至真之情，反对理学禁锢的文化意义。但是，如果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来解读丽娘的爱情婚姻，仍可发现其中的问题。如果说莺莺是借助于红娘，那么丽娘则是借助于梦境和皇帝，从实质上说，二人都有“媒妁”的参与和促成。此外，丽娘曾鼓励柳梦梅追求功名富贵，最后也是以“金榜题名”团圆收尾，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意识中陈旧的依附心态。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损害她的典型意义。据说《牡丹亭》一问世，就在广大女性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相传娄江女子俞二娘读了《牡丹亭》，因伤感自己的身世断肠而死；杭州女演员商小伶也因婚姻不自由，演出《牡丹亭》时，触景伤情而昏死在舞台上。许多青年女性，从丽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可见丽娘的典型性和感染力是多么强烈。
四、追求知己之爱的林黛玉
杜丽娘之后，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中最有突破意义的当是曹雪芹塑造的林黛玉。可以说，她是封建社会广大女性痛苦生活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女性的萌芽。虽然她经常流泪，显得“多愁善感”，但她性格的内在本质与前辈们相比还是要进步一些。其一，莺莺与张生的恋爱是靠红娘的帮助，而黛玉和宝玉的恋爱则完全由自己做主；丽娘与梦梅的爱情发生在虚幻的梦境，黛玉和宝玉的爱情则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而且黛玉因失去父母而寄住贾府，生活环境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种处境的恋爱体现了对真挚感情的热切渴望和执著、勇敢的追求精神。其二，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打破了“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的模式。建构在长期了解、思想和情趣一致的基础，展示了爱情生活的新境界。虽然才貌之爱也是宝黛爱情的重要内容，但促使宝黛定情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思想和志趣的一致。其三，莺莺和丽娘并未否定仕途道路，甚至把婚姻成功的希望寄托在男方的一举及第上，而黛玉却不曾劝宝玉去立身扬名，也从不与他谈“仕途经济”的“混账话”，所以宝玉“深敬黛玉”，对她情有独钟。其四。黛玉和宝玉追求的是纯洁、高尚的精神之爱，突破了以往那种情欲之爱。他们由耳鬓厮磨至互认为知己，直到爱情被破坏，始终纯洁无瑕。这个思想境界也是高于崔杜的。其五，莺莺、丽娘的诗才一般，她们学习文化知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妇德”，而黛玉的诗才极高，她不擅女工，却是小说中吟诗最多的女子。不仅用诗词表达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而且用来表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创作才能。以上几点决定了黛玉的抗争对象不仅是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甚至是封建的生活理想和人生道路。虽然她的爱情不幸以悲剧告终，但这一悲剧显示了封建末世各种制度的不合理，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与以前的“大团圆”结局相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另外，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候，封建社会已进入晚期，江南一带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思想因素有了进一步发展。因而在黛玉身上，似乎可以看到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投影，看到一种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憧憬：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固然，这种美好自由的生活包含着黛玉日夜渴望的婚姻幸福，还有什么？很模糊，什么时候能寻到？也难以断定，而黛玉却在企盼着，追寻着。这也许是新思潮的召唤，尽管还不太成熟，反映在黛玉身上并不是那么鲜明，但与崔、杜相比，黛玉无疑是妇女解放途中的又一个新人。不过，黛玉虽然向往幸福的生活，但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她仍未摆脱女性通过婚姻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她和崔、杜一样将人生的全部希望和追求寄予美满的婚姻、理想的郎君，然而在男权、宗法社会中又有多少女性能获得理想的婚姻？最后在宝玉与宝钗成婚之时，黛玉悲伤地离开人世，而不是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她的死从表层看是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但却深藏着从一而终的理念和对男性的依附心态。这是封建文化背景下广大女性的悲哀！
五、创办女学的黄绣球
中国文学发展到晚清，民族危机的刺激，变革图存的需要，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影响，使文学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出现了不少为女性解放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女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颐琐《黄绣球》中的黄绣球。著名学者阿英指出，《黄绣球》“是那个时代妇女问题小说中的代表作”，“是当时妇女问题小说的最好作品，主要由于这部书保留了当时新女性艰苦活动的真实姿态，当时社会中新旧斗争经过，反映了一代的变革”。［4］
黄绣球不像她的前辈只关注个人的婚姻幸福，而是受西方妇女解放思想影响而觉醒，带头放脚、创办女学的新女性。作为女性，小时候为缠小脚所受的痛苦及不能像男孩一样读书的无奈，使她深感“女孩子不是人！”婚后的生活虽然幸福，但她不满足传统“女子的本分”——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她对父权制社会为女性规定的这种角色很不满意，渴望走出家庭，做些事业：“几时世界上女人也同男人一般，能够出出面，做做事情，就好了。”当她听丈夫说世界上也有女子做事时，异常高兴，并梦见罗兰夫人给她讲授男女平等的道理和记载有二十五位杰出人物的《英雄传》，这使她“仙佛点化似”的觉悟起来，决心干一番事业。于是她放了双脚，又劝说周围的妇女放脚。虽然因此被抓入狱，但出狱后，她又以北美女杰美利莱恩为榜样，走教育救国之路。她捐款并广泛募捐，联络留学归国的毕去柔创办了“城西女学堂”。她还感化了两个尼姑，将觉迷庵捐作学堂教室，并把女人缠足放足的利害同婚姻卫生、体育胎教、养成做国民之母才能遗传强种的道理编成弹词，让她俩到处说唱，使那些官绅女眷深受启发，有的捐钱办学，有的则兼任女学堂的教习。随着阅历的丰富，绣球的思想日趋成熟，她认为女人之所以瞒夫藏私是因为权不平等、男人压制女人造成的，也是女人“不要好”的结果。所以，她反对男人对女人的压制。主张男女“平等平权”，“男人可以读书，女人也可以读书，男人读了书可以有用处；女人读了书也可以想出用处来”。反对女人服从男人，主张女人团结起来，“争出个做女人的权来”。她认为男子能再娶，女人也能再嫁，反对守节。认为守节是男人对女人的“压制束缚”，作为女人，“要破去那压制，不受那束缚，只有赶快讲究学问的一法。有了学问，自然有见识，有本领”。她兴办女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女同胞学些知识、本领，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本村风气开通、女界面貌改变后，她又到愚顽封闭的邻村去办学，经过努力，邻村也旧貌换新颜。不料自由村却发生了变故，后继县令“猪大肠”以种种借口摧毁自由村的教育。绣球又提议大家学习“匈牙利国人的法子”，争取自治自主，她联合大众，与丈夫分别组织义勇队和女军，最终斗败了昏官，实现了地方自治。
作为女性，绣球也主张婚恋自由，她听到两个尼姑因逼嫁而撞死的事说：
“这是在勉强要替他择配上来的，若是说随他两个自己去配人，我晓得这两个年轻轻的一定不死。我们中国风俗，只把男女的婚姻大事任着父母做主，父母又只听着媒人的话说，泥住了男女不见面，拘定了门当户对，十人有九成为怨偶，倒把什么巧妻常伴拙夫眠的话，归到缘分上去，又是什么月下老人暗暗牵红丝注定了的，自古至今，也不知害死多破了传统、单一的家庭角色（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宗法等级人伦。女性一般幽居在家里，成为与父亲、丈夫和儿子分别相对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角色。女性的活动空间基本上是在家庭、家族和亲戚之中），开始追求自由、平等的多元化角色。她曾说，“只要人能独立自由，自由又能自尊，不论男女人人都是平等”。“女人也是一个人，岂可看轻”。
此外，绣球还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她认为“人民不能离族以居”，中国人应该爱国、爱同胞。
上述可见，黄绣球初步摆脱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具有女性之为“人”的自尊自强意识。她的理想较之林黛玉等人显然要丰富、崇高得多。在林黛玉等女性心目中，婚姻是她们人生的幸福之本，她们生活的唯一出路是找个如意的郎君，结一门称心的婚姻。而寻找婚姻只是形式，寻找男性为人身依附，则是她们的实际心态。绣球不同，她反抗的出发点已不再是为了个人的婚姻，而是为了社会进步和妇女解放，甚至为此不惜钱财，日夜操劳。其反抗精神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重压下广大妇女要求身心解放的概括和升华。说明女性解放必须把个人追求同社会进步相联系，作为女性必须增强独立自主意识。从她身上，我们不仅看到封建制度及其男权文化必然瓦解的趋势与人类文明的进展，看到妇女的觉醒和解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也看到男性观念的解放，丈夫的理解、支持及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妇女走出家门，成就事业的关键一环。
值得关注的是，《黄绣球》“属于启蒙运动的小说范围之内”。
近代在思想启蒙运动和西方女权运动影响下，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展开。不少男性也包括少数女性）为了社会进步和妇女解放东奔西走，兴办女校或女报，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缠脚，宣扬妇女解放。黄绣球形象就是这种时代因素的结晶，她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由于颐琐把先进人士热爱国家的民族意识，关心社会进步和妇女解放的时代精神，融注在绣球形象中，从而使这个形象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感。她的出现对当时女性摆脱封建束缚，参与社会活动，为社会进步和妇女解放贡献力量，实现自我价值，具有一定的启迪和激励，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代女性生活在文明进步的时代，更应当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而不能只想做个贤内助，希冀从丈夫、子女的成就中得到满足”。
刘兰芝——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黄绣球的演变轨迹，形象地展现了男权社会中妇女解放的趋势和人类文明、文化的演进。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女性形象中的男性意识逐渐被女性的自我意识所取代。她们的个性一个比一个坚强，她们的思想一个比一个成熟，她们的抗争锋芒也从家长转向了整个制度，由反抗包办婚姻到反对整个封建主义。
从爱情的角度看，她们从忠于婚姻到忠于爱情；从一见倾心式的恋爱到相互了解式的恋爱，由依靠红娘到依靠自己。
从关注的焦点看，她们则从关注个人的婚姻幸福到关心社会进步和妇女解放。从女性角色的演变看，她们从女儿角色的顺从到女儿角色的反叛；从传统的女儿、妻子、母亲角色到摆脱单一的家庭角色，走向社会追求自由、事业的多元化角色。这些都反映了生活中许多女性艰难抗争而取得的胜利，而人类文明则在这艰难而沉重的步履中得到了发展。如果联系这些女性形象出现的时代，便可看出，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与文化状态由兴盛到衰亡的变迁过程，而这些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正和封建男权文化的日趋消解形成了反比例。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5页。
［2］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青岛出版社，1991版，第38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6页。
［4］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63年版，第121页。
［5］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版，第1~3页。
［6］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
［7］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儿》，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版，第107页。
［8］陶春芳：《改革开放与女性角色》，《光明日报》1992年4月1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