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观三言”中的妇女群像，幸运者、善终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命运还是相当悲苦的。她们虽然靠自己的力量拼命挣扎，但不幸的命运却常常降临到她们头上，因为社会的基本形态还是封建经济，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仍占主导地位，市民阶层虽已壮大，他们的意识还是微弱的，正在萌芽的民主主义思想还不能彻底摆脱封建社会的羁绊，形成系统的具有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在这种条件下，“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时时发生着悲剧性的冲突”，悲剧的承担者主要是那些地位低下的女性。如《崔待诏生死冤家》（《警世通言》卷八）就深刻地反映了下层妇女璩秀秀的悲惨命运。咸安郡王相中了秀秀的手艺，把她买到郡王府里当养娘。
她为了能和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趁机和崔宁逃到外地过起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然而在那个不容她获得自由幸福的社会里，她的行为已违抗了现存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秩序，所以郡王发现他们后，将秀秀活活打死，把崔宁罪杖发谴。《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醒世恒言》卷十四则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家长制给女性造成的悲剧命运。在封建时代，婚姻中起作用的不是个人感情，结婚“仍然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厉害的事情”。周胜仙爱上了开酒店的范二郎，但她父亲嫌范二郎门第太低，认为这是辱门败的”的勾当。为了攀高结贵，他坚决阻挠女儿的婚事，一手造成了女儿的爱情悲剧。《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警世通言》卷二十一通过赵京娘的命运，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的深层积淀中。京娘被强盗掳掠而去，幸遇赵公子相救，送回家中。可她的父母、兄嫂却按世俗的偏见——男女同行必有私情，对她的贞操表示怀疑，用冷言冷语奚落她，挖苦她，使她有口难辩，非常痛苦。为了表白自己的贞节，她竟然自缢而死。
在封建社会，有多少女性，为了恪守对她们及不公道的贞节要求，为了有一个受人赞誉的好名声，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如此轻贱，动辄去死。可悲的是，她们并不把死当做一种无谓的牺牲，而看作是达到某种道德境界的阶梯，似乎为实现自身的道德完善去死就是找到了人生的最终寄托。《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则深刻地反映了女性在夫权社会里的处境，批判了封建机构的黑暗腐败。乍看陈二姐的命运似乎是戏言和偶然的巧合造成的，其实这种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性的因素，即陈二姐的悲剧命运有一定的必然性。借钱归来的刘贵和陈二姐开了个玩笑，说那十五贯钱是把她卖给别人得来的。陈二姐虽稍有疑惑，但还是相信了。因为，在那个社会，妇女的命运掌握在男人手中，买卖妇女的行为是合法的、司空见惯的事情，何况刘家也的确穷困好久了，刘贵又说得合情合理，为人妾的陈氏能不相信吗？为了让爹娘知道她的下落，她当晚出走，不料丈夫被偷钱人杀死。第二天邻居追上陈二姐后，发现她和带有十五贯钱的男子同行，便将他们送到官府。那个“只图了事”的府尹根据男女同行非奸即盗的荒谬逻辑，认定陈二姐伙同奸夫谋杀了亲夫，劫夺钱财。在昏官的严刑拷打下，无辜的陈二姐和崔宁含冤被杀。《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喻世明言》卷二十四）从另一角度再现了妇女被异族掳掠的不幸。众所周知，任何社会性的灾难，首当其冲的受难者是妇女，战争给妇女造成的灾难不只是生活的艰辛，更痛苦的是要蒙受比死亡更可怕的耻辱，承受那些道德品质恶劣的男人的欺凌。这使她们具有了双重的悲剧，一个是时代的悲剧，一个是作为女人这种特殊性别的悲剧。因为她们是落在别人手中的女人，正是她们的花容月貌，使她们格外不幸。深陷异族的郑意娘在死亡与耻辱之中选择了死亡。
封建社会的妇女，还有一种悲惨遭遇，就是被出或被弃，这是当时常见的现象。男子可以三妻四妾，眠花宿柳，女子却不能有半点越轨行为。因为“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女性大抵被要求严守贞操”，如果有了通奸之类的“不贞”行为，就被认为是做丈夫的耻辱，面临残酷的处罚，甚至被出（被休）或被弃。“七出”之条第三规定丈夫有休弃失节妻子的权利。《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喻世明言》卷三十五）就形象地揭示了妇女被丈夫休弃的情形。
一位奸诈、好色的和尚看上了皇甫松的妻子杨氏，为了得到她，设计叫人送简帖儿和金钗子等礼物给杨氏。皇甫松为此怀疑妻子的贞节，认定她与和尚有私情。盛怒之下，他大施男人的威风，对妻子大打出手，打不出结果便告官处理。官府的办案者听取了他的一面之词，刑讯恐吓杨氏。他们虽然也认为证据不足，不能为杨氏定罪，但却在“听从夫便”的原则下断了休弃。本篇不仅鞭挞了简帖僧的阴险和奸诈，也批判了皇甫松对待妻子的专横、粗暴的夫权主义，而对杨氏的不幸遭遇则充满了同情。妇女被弃的情形还有种种，《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喻世明言》卷二十七）中的金玉奴之所以“被弃”，不是她有什么缺点和不贞行为，而是因为高中后的丈夫想另攀高枝。出身卑贱的金玉奴聪明美丽，“诗赋俱通”。其父仗着女儿才貌和自己富有，“立志要把她嫁个士人”。这样，“衣食不周，无力娶妻”的穷书生莫稽怀着“一举两得”的心情，“俯就”金家。婚后，金玉奴恨自己家门不好，一心要“争个出头”，将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劝他刻苦读书，不惜钱财为他购买书籍。因为她知道，夫荣妻贵，丈夫的荣辱升降直接影响着她的命运。然而，她始料不及的是，在她资助下才敲开了仕途之门的莫稽，却因地位改变有了新想法：
“早知今日富贵，怕没有王侯贵戚招赘成婚，却拜个团头做岳丈，可不是终身之玷。”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自私的莫稽在赴任途中，将才貌双全的妻子推入江中。对这种卑劣行径编撰者进行了应有的谴责和批判。《王娇鸾百年长恨》（《警世通言》卷三十四）中的王娇鸾是由于男子朝秦暮楚，见异思迁而被弃。她的悲剧，固然可以归咎于男方的始乱终弃、贪图富贵，但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男女有别”的戒律把女子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深闺”，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她们没有社交自由，没有结识了解男子的机会。不少渴望幸福的女子常常对首次遇见但并不了解的男子产生爱慕之情，想到爱情和婚姻。这是过分禁锢造成的现象。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在重视财富和美色的社会里是很难持久的，何况在妻子要对丈夫片面守节的封建社会，道德的压力是沉重的。“失节”的女子很难在社会上生活，因为她若活下去，免不了嫁人，但同时又无法摆脱对丈夫的负疚感，而一旦被丈夫知道，便是她终身的不幸；从爱情方面讲，她渴望真挚的爱情，而她痴心等待的人，却在得到她后又抛弃了她，痛苦和绝望可想而知。以上种种使王娇鸾只有一死了之。在那个社会，女性被弃，造成悲剧结局的事例，相当普遍，这是封建礼教摧残妇女的又一表现。
另外，《况太守断死孩儿》（《警世通言》卷三十五）通过邵氏的一生，真实地反映了男权社会里寡妇的命运。丈夫去世时只有二十三岁的邵氏，从“一女不更二夫”等封建观念出发，把苛刻的伦理道德规范看成天然的品性，自觉自愿地按妇女的“品德”为丈夫守节。后来，在他人的阴谋勾引下，人性的力量使她冲破了那种“品德”的限制与仆人私通了，这让流氓无赖抓住了把柄，对其进行无休止的纠缠和诈骗。恼怒羞愧中，她杀死了破坏她名节的人后引颈自尽，为的是“谢我亡夫于地下”。作品并没有赞颂邵氏的所作所为，也没有过多地责备她，只是通过她的命运揭示了封建道德观对寡妇的摧残，形象地说明：
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议，倒不如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做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
可见，作者体会到了节妇的苦处，认为寡妇应正当改嫁，不要为“务虚名”而苦苦守节。
“三言”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普通妇女的遭际和命运，还深刻地反映了呻吟在娼妓制度下妓女们的悲苦与艰辛。比起其他妇女，被生活所迫而沦为娼妓的女性痛苦尤甚。可以说，她们是妇女中最悲惨的一部分。她们是女人，却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人。“妓女”这一界定，就把她们的命运推向了悲剧的极端。使她们被视为贱流，被当做商品公开出卖。世俗的偏见又认为“烟花之辈，少真多假”，“娼无定情，其情伪也、强也”，是“以利相交者”。但冯梦龙摆脱了积淀已久的世俗偏见和封建士大夫对妓女的轻薄歧视态度，以同情和崇敬的心情塑造了不少有情有义、有美好追求的妓女形象。如受尽鸨母的辱骂、殴打与欺骗而仍然忠于爱情的玉堂春，苦心追求正常生活与真挚爱情却被封建社会吞噬了的杜十娘，还有受尽肉体和灵魂的折磨而追求平等、真挚爱研情的莘瑶琴等。对这些身陷娼门却真情犹存的妓女，冯梦龙都给予人格上的肯定和歌颂，这与他在《情史》中对妓女从良愿望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歌颂是一致的。因为冯梦龙所重的是“情”，所以，即使是妓女，只要她们有情有义，他便进行热情地肯定和赞扬。通过表现和歌颂妓女对“真情”和理想生活的追求，抨击了摧残她们的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体现了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倾向。
总之，“三言”中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通过众多女性的不同遭遇，从广阔的范围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人生遭际与悲剧命运，既写出了她们深重的灾难和沉重的悲哀，又写出了深刻的社会根源。编撰者以愤怒的笔墨谴责了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礼教和种种社会恶势力对她们的迫害和摧残。虽然她们的遭遇不同，结局各异，但由于她们所处的文化背景特别接近，所以她们的命运往往异中有同，她们的遭际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解放程度和在解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及其灭绝人性的礼教与婚姻制度给广大妇女造成的精神创伤和毒害程度，有力地显示了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批判现实的积极作用。尽管在“三言”以前，许多进步作家都描写过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作品，塑造了不少动人的女性形象，借以表示对妇女的同情。但像冯梦龙这样通过众多的女性，多侧面地反映女性的不幸遭遇和悲剧命运，从不同角度揭露女性所受的压迫和戕害的通俗文学家还是比较少见的。由此，我们认为，“三言”不仅显示了冯梦龙思想中的民主主义因素，也显示了他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对女性的深切关怀和同情。
四、形成“三言”中妇女主题的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