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阿珑，曾经像你我一样，真实地生活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他出生于二十世纪头十年，经历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到六十岁为他的生命画上了终结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人生历程不算很长，而生命质量却不同于一般的“百代过客”。他的家庭环境并不具备先天的优越性，但他自小好学不辍，十几岁开始写旧体诗词，二十岁自学英文，同时发表文学作品。日本入侵中国时，阿垅考入了黄埔军校，并于1937年在上海参加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八。一三”战役，直至负伤回到后方。阿垅不仅是一名杭战军人，还是一名为抗战呐喊的文化战士，他当时写了不少著名的报告文学（如《问北打了起来》、《料交遭遇战》等）和抗战诗篇。为了寻求中国的光明，他曾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在一次军事演习中眼球受伤，获准去西安治疗，却因交通线被封锁而未能返回。之后他一直在国统区，自觉地为新中国的诞生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对于阿珑利用职业的特殊便利条件为革命所做的一些工作，已故周恩来总理是了解的。出于对新文学的热爱和对鲁迅精神的景仰，他多年来勤奋不懈地写作，并在国统区的艰难条件下，认真学习罕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同时他是胡风先生的朋友，因此后来成为一桩政治冤案的牺牲者。早在五十年代初，他便受到十分粗暴的政治批判，并被剥夺了反批评的权利。到1955年，进一步沦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要骨干”，对于案件他始终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并对监狱当局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虽然他希望“得到喜剧的收场”，不幸他终于没有能够走出监狱，1967年带着遗憾死于骨髓炎。
去世十多年之后，阿珑才在政治上获得平反。虽然本人已离开人间，他的高亢的歌声和严正的战士形象并没有随之泯没，仍将在他的遗著中和人们对他的记忆里清晰地、鲜明地存在着。为民族和人民作过贡献的这样一位诗人和作家，相信公正的文史学家是不会忘记他的。本书编者罗飞，作为阿珑生前的一位年轻朋友兼革命战友，曾经和他在黑夜破晓之前，为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冒着生命危险，携手从事过革命的地下工作。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写作，一起学习，罗飞对于阿珑是有着真切而本质的了解的。因此，他编辑的这本《后蛇江路文辑》，和此前出版的《人·诗·现实》（1986年）、《无题》（1986年）、《垂柳巷文辑》（2006年）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阿珑诗文集》一起，都是今天的读者认识阿珑这位战士诗人的宝贵材料。
当本书摆到读者面前时，建议暂且跳过正文，先读读编者罗飞为它所写的“校读后记”。从中可以进一步地了解作者阿珑的为人，他在本书各篇中所体现的写作风格，以及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经历的一段困厄遭遇。阿珑去世将近四十年，他的苦难所反映的时代性格的典型性已经消失，但是，倾注了他的心血的每字每句，穿过残酷的时间之网，依然包含着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书末《关于<论倾向性>》和《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这两篇作者当年针锋相对地回答批判者、给报刊投递多次而终于未获发表的反批评文章，迄今读来应当说是崭新的“出土文物”。其中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在所谓“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在作品中如何描写领袖的私生活的问题上，所进行的学术思考和学术论辩，迄今读来仍然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作者的真知灼见和当时十分难得的反潮流精神。如果这些文字能够在隐约反映当年的时代风貌的同时，给今天的读者带来与当年的文艺当局判断完全相反的新意义（这应该不是不可能的），那将时于作者的在天之灵会是莫大的慰藉。
绿原
2006年9月，北京八里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