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从阶级斗争这本质之点来谈如何描写人物。这决不是什么使他们”一半对一半。“我既说到：正面人物是”肯定人物“，”所代表的，主要的是未来“；而反面人物，则是”否定人物“，”所代表的，主要的是过去。“我又说到：只要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了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于反面人物和其它的阶级，我们还可以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掌握到绝对的优势，主动的地位。“那么，这些说法，和”没有了蒋介石，还有共产党吗“就毫无共同之点。实际上，在这一点，史笃同志如果不是否定了阶级斗争（即敌人已经不存在或不必再放在斗争日程上的他那观念），也应该是存有了太平观念。四、关于巴尔札克史笃同志认为我不但醉心于巴尔札克底艺术，而且还特别醉心于他那反动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但巴尔札克的问题，却是他底现实主义的问题。重要的是分析他，害怕他却不行。必须分析，否则就愈有误解。但因为前文并非专论现实主义，所以缺乏分析，只作了提示，略略指出所谓”现实主义底伟大胜利“，关键在于他底”世界观和世界感底对立“——即世界观底分裂，”政治立场和艺术方法底矛盾“；而终于由进步的世界感和艺术方法战胜了落后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说得当然不充分得很，也就容易引起误解；这当然由我负责。而这里，也只能把我底理解概要地说一下，要进行分析还是不可能。那么，什么是他底现实主义呢？它又是怎样来的呢？马克思、恩格斯看出了巴尔札克的问题，但却给了我们这么一个难题。
首先要说明的：一般地说，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某些作家，才可能有现实主义，得到那种胜利。俄罗斯的作家们和巴尔札克就是如此。一到资本主义没落期、颓废期，那些作家就没有什么现实主义了，如果他们底世界观是反动的，干脆，作品也就是反动的。像巴尔札克这样，政治立场是反动的，而作品却歌颂了他底敌人，即歌颂了当时”真正是民众的代表“的”共和主义的英雄“，——这样的事就没有了。
所以，我底不成熟的见解是如此：第一，一般地说，作家底世界感是统一于他底世界观的。但在巴尔札克的场合，这个世界感却从他那世界观中分裂出来。对于这个巴尔札克，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底世界观（那原来的形式的、狭隘的、保守的），虽然那样背离了现实世界，成为一些残破之物，而他底世界感，却又追随了历史运动的方向，或服从了”生活的逻辑“，终于形成了它那新生的面貌。这世界感和世界观的分裂，即感觉世界和观念世界的对立，于是，对于这个巴尔札克，既是现实世界从他取得了历史的胜利，和给了他现实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他自己在那整个的精神世界当中，产生了强大的矛盾和斗争，以至发展了和战胜了他自己。这是由于外部的条件（”形势比人还强“）和内部的条件（”忠于现实“），使得他底世界感，对于那个世界观，在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能够取得它底现实性、真实性、进步性和优越性。就像一种运动力克服了那种惰惰的现象似的，这个世界感终于突破他那世界观了。这就是说：在巴尔札克，旧世界观的形式已经容不下新世界观的内容（即他底世界感）了，因此有了分裂；因此世界感（新世界观）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也就是说：由于他通过了强大的分裂的斗争，最后就达成了一定限度的统一（新的统一）；也就是本质上的进步的世界观在这个作家身上的确立。——世界感突破了世界观，或新世界观的内容（即世界感）战胜了旧世界观的形式，这里才是”现实主义底伟大胜利。“第二，这就是说：在一般的场合，世界观是决定的，统一的。但在巴尔札克的场合，却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即他底世界观是分裂的，残破的。于是，一方面，他底世界观决定了他底反动的政治立场，对于他还是有着那种一定的约束；另一方面，他底世界感，由于符合于历史运动的逻辑，本身就应该是又带有进步性的，而当它突破了他那世界观，是意味了相对地修正了或改变了这个世界观的，——特别在创作实践中是如此，即从这里产生了现实主义的胜利。这是对于巴尔札克底二重性的一个重要的理解。也是对于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底伟大胜利“底本意的理解。在这里，形式逻辑是不能理解问题的，甚至对于”半个巴尔札克“，也不会真有理解。——那么，现实主义的胜利，到底是谁胜利了呢？是巴尔札克还是现实（历史）呢？是”反动“份子还是”进步“的东西呢？请研究一下。其次，从这个角度，这个本质，我说到巴尔札克，又是否就等于标榜他那反动的政治立场——世界观呢？——结论是过早的。
第三，固然，世界观并不直接就等于创作方法。但在基本上世界观却是决定的，即世界观决定了创作方法。就如同卢那却尔斯基所说的，艺术，应该就是”浸透在我们底世界观里“的东西。毛主席也已经明确地指出，马列主义是”包括“了”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的。从这里也还是可以得出两个理解：就巴尔札克说，那他底世界观是被他底创作方法所修正了的，即世界观本身底矛盾和修正。而就一般来说，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对于一个进步作家，他底创作方法又正是他底世界观底一个特殊形式的体现。——是这样，他底艺术才能够是他底政治，他也才是一个”政治家“。另一方面，既然所谈的是创作问题，既然”马列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现实主义，这个现实主义，就当然是”同样“重要的了，而且这又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它也就当然有了特殊的重要性。何况在创作方法上，目前还有自然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一些倾向存在呢。
附带还得说明，而且得强调说明：我所以说到巴尔札克和他底二重性，说到现实主义及其胜利，所包含的理由和目的，应该是这样的：第一，反动的世界观，当遇着现实的时候起了分裂，而使现实主义得到胜利；那么，进步的世界观，就能够帮助现实主义得到更大的胜利。为了解决这个世界观的问题，在今天的我们，这就有了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第二，对于现实世界的庞大感觉，在今天的我们来说，也必须”学习社会“或体验生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即深人工、农、兵和工、农、兵结合以后才能够取得。第三，今天我们底现实主义又是新现实主义，在历史发展和人民斗争的条件下面，对于巴尔札克来说，我们应该处于远为优越的地位。当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底照明，体验了火热的工、农、兵生活，我们也应更为有利和有效地来掌握现实世界的庞大感觉，突进到无比广阔和辉煌的现实生活内容。
但史笃同志却以为我平等地看阶级立场和现实主义，而且，以为我高抬物价地看现实主义，而且，这也就使他已完全轻视了（在一般的场合）以至敌视了（在巴尔札克的场合）现实主义；这不是别的，应该是，他没有本质地知道创作方法是什么，完全把它当做了一个庸俗的技术问题的结果。他不知道现实主义（说得明确些是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发展，正是无产阶级底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执行创作实践这个特殊部门和特殊过程中的特殊的具现形式；如果以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普通性和特殊性是矛盾的统一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就应该有这一理解，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原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所以，更主要的，实在是他自己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对立了起来；这就不是”一元论“，而是机械论，或二元论，或形式主义。
五、附带的话
一、这两篇，写成后曾经寄给周扬同志请求发表，得到他底指示后，直到现在才作了一些补充。
二、因此很可能，我还会有所错误或不足。但除了应得多请先进们、读者们帮助外，对于史、陈两位同志底主要论点，我还未能同意，得保留这一些个人的不成熟的见解。
三、近来学习了关于党群关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几个文件，感动很深。一方面，我深信批评以及讨论，是为了互相补充，互相提高；而不应该互相损害。对于史笃同志底批评，以及过去的小辩论，我想我应该这样看法。一方面，我更深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展开，最好是采取民主讨论的精神。同志们既嘱我在论点方面写一点东西，自己也希望就这一点能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理论问题，所以薄弱地写出这两篇，提供读者们公开批判。
四、但我只是在主观上追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群众。在有关马列主义的问题上而言，也自感不免鲁莽。到这两篇发表，肩上的重担放下后，虽然还得继续学习和探索，也坚信要用历史唯物论的武器研究关于文艺思想的问题，但为了自己必须整理思想，想尽可能避免发表这类个人的见解，参加或引起讨论。在我，暂时，一切只能作为个人学习和研究之用。
五、最后，得感谢史、陈两位同志。称同志，则是我表示一点敬意。
一九五○，五，四，初稿；八，八，天津
校读后记
罗飞
一
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一本初次面世的新书，因为其中第一辑《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已于1953年7月单独出过一版，共印行了一万八千册；第二辑”文论四篇“中的两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_面人物》，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曾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不过，刚一发表，它们立即被文坛侧目而视，《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接连两期（39期、40期）以重量级”炮弹“把作者轰得晕头转向，读者也随着为之震撼。及至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有关文章更被当作靶子，成为专供批判的内部资料，印数已无从统计。如此说来，这些文章的内容对于广大读者应该是耳熟能详，并不新鲜了罢？
然而，不然。
《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和两篇文论到1955年6月，干脆被公开查禁，于图书馆下架封存，私人收藏则不是被抄没就是自动销毁。批判者自以为得计：人们手中无书，可以由自己随意把作者和作品妖魔化，以至死无对证。仅有一面之词，即使”眼睛雪亮“的一般读者，对于这些被批判的书、文内容，恐怕也很难得窥全豹。至于当今年轻一代，把它们作为文学史料来看，自然更会觉得新鲜了。
关于书名，须从作者解放后参加工作说起。解放以后，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黄逸峰同志对阿珑从政治上有所了解，便安排他到该局公安处工作，这时他接到去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邀请通知。文代会以后，他才拿着我交给他的介绍信，到工作单位去报到。这就是说，阿珑解放后参加工作，是合乎党组织的正式手续的。
胡风听说阿垅参加工作后，很希望他能留在上海。他对阿珑说，”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环境对你是适合的。“这时，我和几个朋友正在筹备办刊物（就是后来出版的《起点》），胡风给阿垅的信上还说，”你在此也可以更有力量一些。“（以上引文见《胡风全集》第9卷第32页）香港2005年出版的《共和国第一冤案》（第75页）称阿珑”一九四九年他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这是误传。前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方纪，在1955年批判阿珑时，把他说成”无路可走，才到天津去“，更不是事实。事实倒是他当时很器重阿珑，是他把阿珑作为”人才“引进到天津去的。
阿珑解放初期在上海，心情开朗，写作积极，业余写了十多万字的新稿。离开上海去天津时，他给我留下一篇《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后来发表在《起点》上）和一些马克思、思格斯、毛泽东论文艺的摘文。我知道，他渴求马恩论文艺的译著而不可得，便在临别前送给他一本适夷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也就是马恩文艺语录）。这个译本的译文虽然不太理想，但聊胜于无，他也很珍贵；他在自己的文章中的引据大都出此，后来并因此招致史笃等人斤责他”歪曲马列主义，隐瞒重要引文“。为了力辩自己的无辜，申述自己致误的原因（由于不易得到马克思著作，作文依靠笔记摘抄），他甚至将他解放前抄录马恩各种摘文的笔记本送到北京，交给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审阅，以示白己并非”有意歪曲“马列主义。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阿珑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谅解，反之处境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