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如此。所以他说应当多写人而少写事件。他造纪念碑，雕刻它们，磨琢它们。他写大写的“人”：他以一个儿子的感情写老爸爸；以一个长者的关注写“小东西”；写爱啼哭的但却以强硬的声音斥责那种“漂亮的小伙子”为野兽的女仆；写“不论是舌头或屁股都不会说的”的铁路职工，和叫他“小爸爸”和继承他底革命事业的妻子；写所有的地下工作者和“杂役”……正是如此。他是怎样地在最日常的事物上发现了那不可思议的美。他是怎样地从那些细微的事物里感觉到五一节的检阅。一点小小的想像，镰刀和锤子，击打和刘割的手势。对于那种肉汁，在他看来，那是切切实实地使人回忆到人的生活的，“它在残酷的反自然性的特务监狱里是某种人间的东西，某种正常的东西。”而监狱里，那么“一小块纸”，往往，人们是“付以头颅的代价的”。他善于从一滴水看到海洋，从一朵花看到世界，从一滴血看到历史，从一支歌看到胜利。他能够看到，是他，看的是人，看的是生活，看的是斗争，看的是欢乐。他亲切地向我们说话：
从这些细微的事物你会感觉到这个检阅……同志，我不知道当你读到了我底语句，而没有亲身体验过这一切的时候，你是否能够理解我。努力理解吧。请相信，力量就是在这儿啊。
而伏契克这个人，他自己，生命是那么强健啊。强健的血肉，和强健的心灵。如他自己所说的，“人底构造是多么惊人，如果他能够忍受最不能忍受的东西！”他自己问，惊奇于自己底力量和灵魂的时候：难道我们—“是用另外的材料做成的吗”？正是如此。正是特殊的材料做成的人。
他底欢乐，是他那强健所开的花。
他是人，他是人中之花。
即使他死去，他也是人底“珍贵的种子”，将在人间的阳光和欢乐里到处开花的“珍贵的种子”。
那么，读着伏契克底报告，会联想到高尔基（M·Gorky）所说的那些光辉的话而感到做人的庄严，就是一件十分地自然的事了：——“人—这个字有多少深刻的意义啊！”
“人—这个字听起来多骄傲！”
“人—就是真理！”
“一个人，别的都是小事，最主要的是精神！哎！人，这是多么伟大的名称！这个声音有多少的崇高啊！”
“人有着一切，一切为了人。”
但那些纳粹，那些匪徒，那些特务，那些法西斯，那些败类—他们却不是人，也不能是人。他们是野兽。他们徒然具有人的形式，而毫无人的内容。他们没有人的生命，没有人的心灵，没有人的精神。即使瘦得像人—那也不过是一些骸骨，即使肥得像人—那也不过是一堆脂肪，如果没有了人性的时候，人形也就不能再有任何的意义，如果没有内心的时候，外形又有何用。
所以他们没有信仰。更没有坚决的信仰。但那是没有人的信仰，因为不能有人的信仰。他们信仰金质的肩章。他们信仰银行存款。他们信仰骨灰瓶子。他们信仰虐待狂。他们信仰“打靶”。他们信仰坐到栏杆上去之后就能够使渺小的灵魂成为人间的“巨人”。他们信仰“打了再说”！但，这一切是怎样的信仰！
一个特务和伏契克的问答，是饶有趣味的。开始：——“你们输了。你们所有的人都输了。”标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伏契克。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标姆。
“当然相信。”伏契克。
最后：——
“当我们不在的时候……这就是说你仍然不相信我们底胜利吗？”标姆。
如同伏契克所说到的，标姆他们斗争，但却不是为了政治思想而是为了自己的。他之所以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不但没有政治信仰，而且也不相信自己。也就是他没有力量，连自己也不能作为一个力量而依靠它。他们都不是“人”，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人”的力量？就是他们底残暴——也不过是“无力的残暴”了。
那个青年或靴匠晓菲尔，做着狱卒，却是“人”的过渡期的动物。他是不自觉的，不懂得所做的一切底意义，也不懂得危险，但却做了很多事情。
“晦，小事情！这个野台子戏能够支持多久？”他不加人纳粹，不相信纳粹的胜利，他有这样一种本能。
维士涅尔，监狱中的助理医生，他也显然地不愿意和纳粹制度有任何的共同点，他给纳粹制度服务，但也给它底牺牲者以医药的帮助。他同样不相信纳粹制度，不相信它底永久性，而且就是以前吧，他也没有相信过它。
布杰奥维茨啤酒厂的工人，坷克拉尔，他加人纳粹为他们工作，是把自己底希望寄托在纳粹主义上的。
“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在那尘封的灯罩上，他把自己底忧郁的情绪题留作这样颓废的诗意的句子。他空想过一种轻松的日子，但却发觉他是骑在“死马”身上驰骋，向悬崖绝壁之下的深渊和瘴气驰骋啊。他力竭声嘶地尖着嗓子嚎叫，但却“连笑都不会了”。并且想要自杀呢。
那个检察官，单大衣底袖口上面，是带着断字徽的俨然的招牌的，但那大块的金板，所表示的也是：没有信仰的信仰。
无信仰是无肯定。而无肯定的人—是不存在、也不能存在的。
而且，信仰，是人的思想的旗子，人的灵魂的支点。无信仰，也正是无思想或无灵魂的精神现象。
无信仰，也是无未来。无未来—那是真连笑也凄惨地笑不出来了啊。
但对于理想世界的信仰，和为它而斗争的牺牲的决心，人却必须善于取得。
但纳粹没有这一切。
那个野猪斯密唐茨，这种生物，甚至也在身上的某一部分发生了损坏。当K向他讲述了政治形势，他底信仰是破灭了，像五色的肥皂泡遇到了刚劲的强风。
“你是这样想吗？”监狱正在沉睡，走廊上到处是一片寂静，他小自地关上门，下了锁，慢慢地坐到椅子上去，然后小心地问。
“大概是这样的，我们是不会赢的……”有一个过重的压力，压在他那强有力的兽的身体里面的弱小的灵魂上了，用两只手支撑着他底头，以这种无力的姿势坐了很久，终于抬起头来愁闷地承认了这一点。从此他那耀武扬威的吃喝之声哑默了，他那沉重的手完全无力再打“犯人”了。
但英勇的革命战士们，如同米罗士·可拉斯内，那战斗的意志和胜利的信念是山岳似地高耸而沉稳、轩昂而永恒的。他向敌人说：
“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我们底人牺牲了不少，但最后被粉碎的仍然是你们。”
乐观主义是放在真实上的。
首先是真实的人。然后有真实的力量。
但纳粹，不但没有质量上的人，而且也终于没有了数量上的人。即使不说人的质量是更比人的数量要高贵得多—如果不是能够取得平衡的话。
从质量上说，纳粹根本无人。
从数量上说—到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庞克拉采出现了捷克警察，出现了“我们底人”，那是什么意味呢？那意味就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元首”底唯一的支柱的这个无情的杀人机关里面，现在，他们已经不得不让他们所想消灭的民族底人们进来了，那么纳粹们底人力是耗竭了，那么这一事实无疑地就是：德寇将要完蛋的迹象，而问题，是这个纳粹制度已经不能选出自己底人物来，而且就是从别处也无从选出什么人来了。完了！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当然是完了！
当戈培尔，在招待会上这样说的时候：“人民这玩意儿，是完全照自己底知识人底想法那么想的。”他是想捉小鸟的，即想小鸟似的捉到捷克人民来玩的。
但人不是“机械化”的。人是不能让思想“笔直地坐着不动”的。思想是不能被剥夺的社会财富。无思想的人才是无自由的机械人。思想动着，人动着—戈培尔博士就捉不到小鸟而空着双手无可奈何了。
但普鲁士式的，普鲁士传统的，那制式教练，最主要的，是把人们机械化了，最主要的，是使自己也成为一件自动机器了啊。在“电影院”，他们，要人们和人们底思想坐着不动—没有成功。在“第三帝国”—那倒成绩不坏似的，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就是从普鲁士老兵到德意志少女团团员，都要使之成为无生命的机械人的。
戈培尔宣传部长阁下—但他也居然想要人哩。
这使我想到他那无耻的诱降。这也使我想到了无耻的变节，出卖，如同拍卖灵魂的犹大，如同拍卖自己的米列克！
在人生中，有两件事最使我感到沉痛：其一是，被敌人粉身碎骨是可以忍受的，但被“亲人”伤害却是很难忍受的。其一是，敌人可恨，但一个叛徒却要比十倍的敌人更要可恨！
“说吧。放聪明点吧。”
“奇怪的字典”—“放聪明点的意思就是做一个叛徒”啊。
但伏契克说：“然而我是不聪明的。”
如果说，伏契克不“聪明”；那么，叛徒—是一定很“聪明”的了，不论那是由于怯弱而“聪明”，还是为了“荣华”而“聪明”。
叛徒是一人么？
不！
如果特务们是野兽，那么，叛徒们就是鬼魂了，就是虫了。就像寄生虫一样，或是寄生在血液里如同住血虫，或是寄生在衣裤里如同虱子，那么喝一口血叫一声亲爱的，直到破坏了人底机体才能暴露它自己，甚至—还不容易把它揭露出来，把它当场捉住的。
对于伏契克，那最沉重的打击，并不是死—他是为欢乐而死；并不是碟刑，他有肉体和内心的强健；也并不是“四○○号”，因为政治犯在监狱里也和世界、和集体联结在一起；而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作为他底辩护的”米列克底叛变，出卖。他底“勇敢”和“信仰”都同样浅薄，他不但害怕酷刑，也同样害怕真理，他是一个懦弱的灵魂。他没有真正的内心—如果有，那就是一个黑暗的知识分子的王国。他破坏他和伏契克所组织的全部的知识分子的工作。集体否决了他底生命，监狱唾弃着他底罪过，而他底叛变，叩头，也没有取得纳粹底欢心和取回自己底“生命”。
既不是为人民，也没有救自己，这个濡夫只是徒然地昭山屯一切。
但历史是前进的。而一个叛徒底体力也无力使历史仍然后退。历史在光芒中前进，在胜利中前进，在欢乐中前进。
那么，读着伏契克，人，是不能不怀着崇高的敬念，而感激地默诵着他底如下的话的：
“我洁白地活到现在，我愿意至死都做一个洁白的人。”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这就是：为了世界而爱斗争。为了生活而爱人民。
这就是：为了戒备敌人而善于清醒自己。为了倾注自己以做到粉碎敌人。
这就是：为了血是不容任何的污染的。为了人是不容任何的污染的。
这纯洁，这爱，这警惕，是高度的战斗道德，也是战斗品质。
伐木者，醒来吧
翻开世界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它像一条美丽的花边，镶嵌在拉丁美洲底西部。东方，安达斯山脉，那是大地底有力的脊椎骨似的，高耸人云而又绵延不尽。西方，南冰洋，那盛装的港口和轻舞的帆船，那澄蓝的海面和如梦的月色。它蕴藏着丰富的铜矿、锡矿，特别是硝石；这种硝石，既可以制造肥田粉，也可以作为火药底原料之一—这要看那是属于和平人民所有还是被战争贩子们独占而定。但自从一八二三年门罗（Manroe）宣布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以后，美洲各国底独立存在，就开始成为一个幻影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鲁门（H.Tnlman）底新门罗主义，更使南美洲成了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底“一盘菜”，那面包和葡萄之间的“一盘菜”，那窗切了孩子底笑脸和绞榨了新妇底珠泪而烹调的那么“一盘”弱小民族底血肉的“菜”。一九四七年微地拉（G·videla）底政变，就正是美国导演们底杰作；而叛变人民的傀儡们，是怎样在那千年的鸟粪层之上唱歌和跳舞、吃肉和啃骨头了啊。这是智利。这是诗人聂鲁达（PahioNeruda1904一）底国家，家乡，和家。
他自己说过：“一个置身于政治之外的作家是一个荒唐的神话，那是资本主义所伪造和支持的。”但人们，却奇异地把诗和政治对立起来：或者，把诗珍惜得如同娇嫩的露珠，经受不住日光也沾染不得泥土—那么，这样的诗是实在过于娇嫩了，那么，这样的诗人就让他置身于政治之外立命于象牙之塔吧；或者，以为诗是梦里的歌声和饭后的糖食，既不是子弹也不是食粮，多少有着鄙薄的感情和多余的感觉。实际上并不如此。战斗的热情，世界的理想，这里就是政治，就有着诗。在我们底时代，有着诗的热情和理想，使这种热情怎样转化为物质力量，使一个理想世界怎样成为现实世界，除了参与斗争就不可能想像还有什么道路；而作为一个战斗者却缺乏蒸腾的热情，进行根本改变历史面貌的斗争而可以没有他所怀抱的理想—这也同样是一幅很难描绘的图画。在聂鲁达身上，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诗和政治的统一，一个战士同时是一个诗人。正是这样，他支持西班牙政府军而反对长枪会的狼群；他关切斯大林格勒底胜利而斥责纽约底狂舞和伦敦底沉思；他在议会上控诉微地拉底卖国行为，在诗歌中拥抱搬运香蕉的水手和唱着歌的矿工，拥抱蓝色的海水和红色的岩石；他给和平以诗，他为战斗而歌。
巴勃罗·聂鲁达是诗人底笔名。他底本名是奈夫他利·李加陀。莱斯（NephtaliRicardoReyes）。如同魏斯柯普夫（r.c.Weiskonf）所说的，他原来是一个生活相当优裕的懒散的资产阶级的外交官。如同爱伦堡（H，a3PeH6yPr斯说的，他底个性，对于充满了风暴和危险的这个生活，是不十分适合的；“我仿佛看见他站在我底面前—穿着晨衣，沉思地数着一串念珠：他爱好抚摸唬拍的感觉。”他底说话和动作，富于柔和的节奏。他底诗，初期受着西班牙传统和法兰西流派底影响，倾向于“纯诗”，沉醉于象征。但他到底是我们这时代底儿子。他意识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底生命负担责任。他终于如此鄙弃了那“没有出口的迷宫”，放逐了那“点缀着婴粟花的形而上学”。他不是作为盛筵的佳宾，而是在低气压和暴风雨的年代（一九三九年）加入了“人类的党”。和祖国劳动人民一起，和世界和平人民一起，他岸然而起，他引吭高歌。伐木者，醒来吧！七百行的无韵体的长诗，像发于人类底心之深处的和平宣言，像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底罪恶的控诉书和判决书，是这样诞生而和我们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