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早上八点，阳光已照得人睁不开眼，日头下的花草树木都好像曝光过度似的，呈现出一片夺目的亮白色。眼前的葫芦藤生长得很茂盛，大片大片密密的叶子仿佛一面面柔光镜，把充满攻击性的刺眼阳光变得朦胧了许多。可虽然如此，盯着连成片的闪烁绿色还是让眼睛有些吃不消。
今天上午我们五个被安排修整葫芦架，任务是把菜地旁边通往宾馆甬道上的葫芦藤整理好，让“自由散漫”惯了的藤条规规矩矩地沿绑好的方向长成一个绿色圆拱门。小学课本里那个“我要的是葫芦，不是蚜虫”的笨家伙形象一直留在脑子里，以前只要提到葫芦便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蚜虫，但在今天，眼前的耀眼光芒像杀虫剂一样消灭了关于蚜虫的念头，让我对蚜虫的恐惧一下子不见了。
一开始觉得修整葫芦架这是件非常轻松的活儿，可一动手才知道，要整理好还真不容易。我们首先得清除障碍物，拔掉葫芦藤底的杂草，再把相互缠绕得难解难分的藤条从根上抽出来理顺，然后沿着搭好的井格绳架的方向让它向上爬，不听话的藤条就用绳子绑住，不让它们乱跑。
我和玉宁两个个头矮一点的主要负责拔除杂草，在“近地面”位置把葫芦藤一条一条地理出来，搭在绳子架上，而铭宇、刚哥和大鹏他们三个承担“高空”作业。虽然他们个头长得很高，但还是得踮起脚尖、伸直胳膊牵着葫芦藤，有时还得向上跳起老高才够得着。
有的杂草长得又粗又深，我和玉宁两个人拔不出来的时候，铭宇他们几个就过来帮着一起拔；用来绑藤条的尼龙绳太长，我们就找来切面锐利些的石头在地上把绳子磨断；遇到三四根葫芦藤缠得一团糟的，大家就凑过来每人牵一根，代替藤条钻来钻去地解扣。我们五个人在葫芦架下前后左右地跑，手脚并用，边干活边聊天说笑，干得不亦乐乎。
“大伙儿干得很卖力气啊！”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话音，知道是陈站长来了。大家把集中在葫芦藤上的注意力转到说话的方向，他手里托着的浅黄色东西在阳光下非常抢眼，不知是什么。
“看你们干得很辛苦，奖励几顶草帽，今天的阳光太厉害！”话到人到，当陈站长站在面前时，才发现他手里拿的原来是一摞新草帽。
真是太及时了！用“雪中送炭”来形容现在草帽对我的价值一点都不为过。刚才一直担心，如果毫无遮拦地在这么毒的日头下暴晒一上午，估计涂上半斤防晒霜也没用。当然，心里虽有顾虑，但我“兴高采烈”奔向阳光的样子没表现出半点畏惧，因为如果真的退缩了，大家一定会在心里笑话我，还会扣一个“女孩子骄气”的帽子过来！与其如此，不如大大方方迎向头顶的灿烂，自信地向骄阳问好……于是，在这绿叶和烈日之间，可以看到五个年轻人，五张晒得发红的脸庞，绽放着与阳光一样夺目的笑容。
我们从陈站长手中接过草帽戴上，将灼热的光线阻挡开，感觉到一丝清爽立即生发出来。这些用苇子草编成的老式草帽此刻仿佛比商场里任何一顶精编细织的昂贵礼帽都漂亮得多。
陈站长慰问几句之后转身离开，大家忍不住摆弄几下自己头顶的草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互欣赏着，为自己的新造型兴奋不已。
正说笑着在葫芦架下继续干活儿，这时忽然发现距离我们几米的地方蹲着一位稍上了些年纪的妇女，她身形很瘦，头上遮着一条灰白色的旧毛巾。
“阿姨，您好啊！”我试探着向她问好。
“嗯。你们是哪的？”阿姨向我们这边抬起头，顺口问了一句。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大学生，来农机站体验生活的，虽然没有经验，但希望尽我们所能做得好一些。”铭宇不知什么时候凑过来，突然大声回答，吓了我一跳。
正面看这位阿姨应该是50多岁的年纪，脸上已经爬上很多皱纹，皮肤黝黑，可能是长时间在阳光下劳作的原因，她的眼睛似乎睁不开，眼角周围的皱纹很深。她说话声音不大，能听出不是北京当地人。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在炎热的天气里辛苦地干活儿，她的子女呢？是不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阿姨，您一直在农机站工作吗？听您口音不是本地人，家是哪里的？儿女都在北京吗？”
听我问话，阿姨稍微迟疑了一下，转回头重新将目光落在眼前的菜地，并不看我们，然后不紧不慢地念叨：“我家是东北黑龙江的，其实不乐意来北京。不习惯。原来在农村时家里有几亩地，现在也没人种了。我老头，还有儿子、女儿、女婿都上北京打工来了，我自己一个人跟家呆着，想他们呐……没事就自己在屋里哭，后来就也来北京了。”
“今年我57，最大闺女已经36岁，最小的也有29了。在北京这儿打工，都不容易。我在这的活儿挺多，养鸡、兔子、鹅、狗，还得照顾地里的西红柿、葫芦，每天都挺累，每个月才给540块钱，医疗费也不报销。前些天站里领导说我的活儿多，要给我涨工钱，不知道能不能真长？”
“给您涨多少钱？”我好奇地问。540块钱一个月，在北京能够花吗？
一听我问到钱数，她稍微向我这边欠了欠身，声音压低了一些，略显神秘地告诉我：“涨50。不过不让我和站里别人说。”然后轻轻叹了口气，说：“我想家啊，在这里没有家的感觉，不踏实。”
忍不住一阵辛酸，她语气中透出的寂寞和无奈，让我的心情也跟着变得有些沉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能帮她做点什么呢？对于一位背井离乡的老大娘，怎样才能让她感觉好一些？一边想，一边赶忙绑好手里的那根葫芦藤，凑上前去问：“阿姨，您还有什么活儿我们能帮着干的？修整完葫芦藤我们上您那儿去！”
阿姨扭头答应了一声，朝我们微微笑了一下，还投来感激的目光。看到她沧桑的面容，心头又是一阵酸楚。
“到城里打工的真是不容易，那么大岁数了，家不能回，还出来干体力活儿。”心里想着，忍不住跟站在葫芦架对面的铭宇聊起来。
“辛苦是辛苦，可一个社会总需要有不同的阶层组成，而且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差异自古有之，掌握知识和富有智慧的人成为前者，没有知识也不具有技能的人成为后者，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必然是不同的。”铭宇冷冷地说。
“你也太冷血了吧，凭什么有些人生来就锦衣玉食，有些人却活该吃不饱饭？”
“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一部分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和杰出人士推动的，他们付出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对社会贡献比较大的人理应享受更优越的生活，那是他应得的回报。相比之下，那些只以一般劳动参与社会的人，只能分享社会财富的一小部分。”铭宇用手牵着一根长长的葫芦藤，抬着头朝上面看，然后奋力一跳，把藤条挂到高处的绳子上，然后叉着腰满意地站在下面欣赏自己的成果。接着说，“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也无可厚非。”
铭宇的话听起来有些刺耳，虽然以前我也这样想过，但面对这位今年已经有57岁却不得不出外打工的阿姨，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我承认杰出人物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但也不能否认，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同样应获得生活的尊重。
“一般民众缺乏干预社会的能力，需要接受教育和启蒙，社会精英们则应担当起社会的主要责任。他们过着与普通人不同的生活，占用社会的大量资源，是因为他们创造着更大的财富，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为社会贡献小的人相应地少占有社会资源，获得较少回报，也是自然的。”
说完这句话，铭宇转身到对面帮忙，那表情仿佛告诉我：这问题的回答勿庸置疑，不需要继续讨论。
有时很受不了他说话霸道的样子，仿佛真理永远站在他一边。心里有些生气，但也拿他没办法，继续埋头于手边的活儿。
“啊！”只过了几分钟，忽然旁边传来一声惊呼，我马上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发现铭宇正坐在地上，上身斜向一侧，左手撑着地，右手抱着左脚脚踝。几个男生闻声凑过去，我也放下手边的活儿，赶紧跑了过去。
“怎么样铭宇？崴脚了是吗……呀，你手流血了！”大鹏蹲下身扶起铭宇，掰开他的左手仔细察看。
“没什么，破了点儿皮而已。不过脚可能扭到了……”铭宇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想必是疼得厉害。
我凑到铭宇跟前，蹲下身看他的脚。忽然想起每次我扭伤脚时，妈妈总是用温柔的目光来安慰我，让我安静下来。不管我犯了什么错都不再计较，而每到这时我就会觉得特别幸福，疼痛感好像也减轻了许多。
这样想着，刚才听他说话时生的气也消了一些，看过脚，再看铭宇举在半空的左手。不知道他倒在地上时用了多大力气，手掌上被划破好几块，鲜红的血染了一片，还有几滴在往下淌。
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胸口有些透不过气，眼前一阵昏黑……又来了，晕血！我赶紧低下头，闭了一下眼睛，下意识地用手撑住地面，希望不要被人发现。
“你怎么了？”铭宇问。
“没怎么，呵呵！”我赶忙送上一个微笑，看到他关心的目光，甚至有些感动，仿佛这时需要照顾的人不是他而是我。
“谁受伤了？”刚才一起聊天的那位阿姨看到我们几个围在一起，个个手忙脚乱的样子，从旁边凑过来。见她蹲下身，小心地转了转铭宇的左脚踝，又让他自己轻轻转一下脚。然后拉过铭宇流着血的左手看了看，说：“照我看脚踝没错位，应该是抻着筋了，休息休息就行，没什么大事。倒是手伤得比较重，得赶紧上点药包起来……带着水了吗？给他洗洗伤口。”阿姨边说边把目光投向我们。
我从短暂的眩晕中缓过来，赶忙拿过水，帮着冲掉铭宇手心伤口上的泥，从身上找出一张干净的面巾纸，给他沾了沾水。
“医务室就在那边的白色平房里，看他脚能走不能，别着急。手朝上举着。”谢过这位热心的阿姨，我和大鹏陪着铭宇一起来到医务室。医生的诊断和阿姨说的一样，也告诉我们没有大碍，给他受伤的手包扎了一下就让回来了。
下午和寒春的会面照常进行，因为医生建议铭宇最好在床上休息，所以他没有一起来。三点钟，我和另外三个兄弟准时到了寒春的住处。
“您当时刚来中国的时候，决定一直留在这里吗？”坐定之后，我第一个提问。昨天晚上自己想了很多，猜了很多，很想听听寒春自己的想法。
“当时是因为对红军的‘小米加步枪’感兴趣，想来看看。一开始没想到一直留在中国。”寒春并不讳言，说得坦诚而直率。
“决定来中国，您的朋友和老师们都赞成吗？”
“费米——我的导师，还有好多朋友都劝我不去，可我就是要去！不过他们后来都为我保密，都不说，因为我是研究核物理的，别人知道了就不让我出去了。”寒春睁大了眼睛，很神秘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