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卡梅丽达·辛顿夫人决定办一所男女学生同读的寄宿中学，在当时这样的学校并不多，所以她的设想得到了许多人支持。经过一番奔波和努力，学校终于开课了。在她的学校里不仅传授知识，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她在教学日程中安排有劳动课程，学校的菜地、果园等劳动都有学生参与，教室里的桌椅修理、门窗油漆也都由学生们完成。学校办了农场和奶牛场，学生们除了上课和进行体育活动外，每天要参加几小时的农业劳动，晚上，学生们也不用忙着写作业，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爱好，去学画、学拉琴。
后来，辛顿夫人的教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吸引了很多学生慕名前来。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思想活跃、有创造性，考大学的成绩佼佼者多，当时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大学都特别喜欢从这招收新生。
“母亲的教育方法不一样，她真的做事情，她讲的是learnbydoing（在实践中学习），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在当时的美国很少有人用这样的方法。”寒春一说到母亲的教育，掩饰不住自己的钦佩之情，能受到这样的教育，让她感到很庆幸也很幸福，到现在她还记得小时候和母亲还有小朋友们一起度过的一个有趣的假期，那次经历让她学到了很多课本里学不到的东西。
那是在寒春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学校坐落在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那里的山丘上有茂密的树林。到了暑假，母亲带领学生们到树林里伐木造房。寒春所在的班里有16个孩子，母亲先让这些八九岁的孩子们细心地观察自己家和学校的房子，然后根据各人的爱好和想象，每人设计一所很小但能住人的房子。后来一张张设计图画了出来，有方的、有圆的，有的还带阁楼。接下来，每个孩子都动手，在学校工友的配合下，他们锯的锯，钉的钉，居然造起了16所各具特色的小木屋。这些房子立在学校附近的空地上，组成一个别有风格的小村庄，村庄中甚至还划出“商业区”、“居民区”、“郊区”。
后来孩子们自己动手做了小桌椅，喂养了一只羊，并且自己剪羊毛做地毯，用水和泥巴捏成碗，用火烧成陶碗。他们在工友的帮助下拉了电线，装上电灯，安好床铺，搬来一样样炊具，装模作样地一家一户过起日子来。到了傍晚，炊烟袅袅升起，小房子里灯火通明，孩子们在里面嬉闹玩耍，天真顽皮的笑声让整个“村庄”变成了快乐的天堂。正是在尽情玩耍的同时，这些八九岁的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学会了建房、纺织、畜牧、烧瓷、电工等一系列学科知识和动手的技能。
就这样，寒春从小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培养了广泛的兴趣爱好，也养成了男孩子那样坚强、豪爽、勇于开拓的性格。她会绘画、吹笛子、拉小提琴，又喜爱爬山、滑雪、骑马、骑自行车，还经常进行露宿野外的锻炼。那时她的滑雪成绩在州运动会上名列前茅，并准备代表美国参加当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届奥运会没能如期举行。
一边聚精会神地听寒春讲述她的母亲和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我一边想，辛顿夫人的确是位了不起的母亲，不仅有令人钦佩的人格魅力，而且有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我甚至有些嫉妒寒春，在很小的时候有机会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想必正是因为在learn by doing的过程中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她才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与天赋，书写了自己的传奇故事。相比之下，那些不得不在书山题海中度过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们，就显得太过刻板而缺少自由空间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带着我和同学们去野营。夜里，忽然下大雨，雨就从帐篷顶的缝往下漏，滴答滴答，我被吵醒，扭头看我妈，她也醒了。我看见她胸前垫着一块毛巾，顶子上漏的雨滴在毛巾上，可我妈就是一动不动，隔一会儿把湿毛巾在旁边拧一下。我刚要喊，我妈就把我拦住，小声说：‘不要把大家惊醒，滴水也很有意思，而且用毛巾拧起来就行了。’还有一年夏天下大雨，妈妈带头领我们到外面玩，为的是让孩子在不同环境下锻炼自己，希望我们不害怕自然，总是怀着兴奋和好奇去对待自然。她还教我长大要做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本领奉献出来。”寒春说着，嘴角微微向上翘了翘，她脸上仿佛是站在泰山之巅、一览众山小的高远神情，有着胸怀天下的宽宏与从容不迫。
“您母亲来过中国吗？”
“来过。”寒春边回忆边说，“1971年的秋天，我妈来中国看我们，那时候她已经81岁，我哥哥韩丁也一起来了。不过他们来不光是为看我，还带来十几个美国青年组成参观访问团，一起到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去和贫下中农社员进行‘三同’。”
“‘三同’是什么意思？”我悄悄侧过头小声问身边的刚哥。
“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生产劳动，参加政治学习，体验生活。”
“那咱们几个在农场这些天是不是也算‘三同’？”
“是啊，也算吧！”刚哥笑了笑，没再说话，转而继续听寒春讲。
“大寨可真了不得，搞得非常好。陈永贵也很了不起，别看他文化低，但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陈永贵作报告不带材料，一下子能讲几个小时，并且条理清楚。他没有虚的东西，都是坚持干部和普通工人一样劳动，所以才把大寨搞得特别好。”
寒春认真地给我们描述她眼中的大寨，她心中的陈永贵。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们只是些符号般的概念，很难和具体的内容联系起来，只有寒春家靠近窗户那面墙上挂着的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的照片，还有桌子上摆着的一把印有“农业学大寨”的茶壶，才让我对这两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名词有了一点感性认识。虽然她讲的故事只是粗线条，但看得出，陈永贵在寒春心中仍是有分量的人，是她由衷敬佩的一个人。
“我妈和访问团的人在大寨呆了一个月，亲眼看了大寨的生产和劳动，很受教育。后来她就反省自己，发现以前的教育方法有问题。”
“什么问题？她的教育方法现在看来都是很好的！”我有些不解地问。
铭宇似乎和我有同感，跟着说：“您母亲是很著名的教育家，她的学校在美国都名列前茅，看中国应该是很落后的吧！”
“她是看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毛主席让学生去农村，让领导参加劳动，大家都生活学习在一起，想法都一样。可是从她学校毕业的学生变成了国务卿什么的人，变成大资本家，剥削下面的人，所以她说她的学校缺乏和群众相结合。可那时候我妈已经退休了，年纪大了，没有办法。”寒春双手摊开，耸耸肩，为母亲觉得遗憾。
“还有一个事很有意思，我妈在1962年来过一次中国，可是回美国时她的护照给扣了。理由是未经允许去了一个‘怪异’的国家。”寒春说着，故意睁大了眼睛，做了个鬼脸。
“这是什么理由啊？这说法本身就很‘怪异’！”大鹏跟着插了一句。
“建国初期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国政府是禁止任何人自由去中国探亲或旅游，当时中国的反美情绪也很高。”刚哥在一旁给大鹏解释道。
“对，很紧张！”这时寒春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事情，接着说：“我参加宋庆龄发起的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好像是1952年……在会上讲了自己的经历，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悲剧。不应该让帝国主义掌握核武器，否则就不会有和平。结果美国他们看到我露面，就在那个《真相》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是一个逃跑的核原子间谍，美国一些报纸也写了很多，还说我把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了中国人。”
“哦？还有这种事？”
“我写了信给美国科学家协会，声明说他们这完全是恶意诽谤，我到中国是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的，是搞农牧业机械化，饲养繁殖良种奶牛，为了让更多中国的儿童老人喝上新鲜牛奶。根本就没再搞原子弹。”（注：美国科学家协会收到寒春的来信声明以后，将寒春的信以《中国要和平》为题目发表在美国的报刊上澄清事实。）
是啊，寒春到中国之后这些年天天跟奶牛打交道，没再碰过原子弹研究，那些人可真能编故事，把子虚乌有的事说得跟真事一样。我这样想着，心中不免有些好奇，当初我们国家研究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请她给予帮助呢？像寒春这样顶尖的核物理学家，一定会发挥很大作用。可是转念又一想，寒春是因为原子弹被美国政府和军方利用，才下决心放弃这项研究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发出再热情的邀请她恐怕也不会参与。正在胡乱琢磨，寒春又说话了。
“就是参加那次和平会议，我见到了宋庆龄，她看我快生了，就问我有没有想好宝宝的名字，我说没想好，结果她就帮我取了‘和平’这个名字。”说着，寒春呵呵地笑起来。
寒春的大儿子阳和平今年已经50多岁了，我们刚到农场的时候见过他，个子高高的，头发已有些花白。虽然长着一张典型美国人的脸，却讲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
“老寒，和我们讲讲您的孩子们吧？毕竟中国的成长环境和您小时候的美国完全不一样。”
“他们都是在中国生的，也在这长大，我和阳早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都是乡下人的‘娃子’。外边看着是美国人，实际上是中国人，是外面白里面黄的‘鸡蛋’。”寒春边说边呵呵地笑着和我们打趣。
“鸡蛋”！这说法还蛮形象的，刚好和那个把生长在美国的中国人称作“香蕉”的比喻相反。那么寒春口中她的三个“鸡蛋”孩子都在做什么呢？
“和平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了五年工人，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美国关系好了，韩丁1974年来过中国，在那一年和平去了美国。建平初中毕业之后到安徽的一个茶场当农工，后来得了病，1977年我第一次回美国，就跟随和平一起把建平带到美国去治病。1980年及平也去了美国。”
原来三个孩子都去了美国，这让我感到多少有些意外。对于离开美国在中国度过一生的寒春、阳早来说，孩子们的做法是他们所希望的吗？
“他们为什么都没留在中国呢？您不是对美国政府很失望吗？怎么还支持他们回去？”
听我这样问，寒春哈哈笑起来，说：“我们是世界公民，不仅要亲自体验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样。他们三个都是从小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生的，长大了还不知道资本主义真正是怎么回事，那不行！两个社会都看了之后才能比较，才知道哪里好哪里不好。”
世界公民，这是否意味着在寒春心里，并不在乎自己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进入她视野的是整个世界，看到的是没有时空界限的全人类。回想起前几天和孟飞在QQ上的一次谈话，我们说到白求恩，说到马克思，还说到切·格瓦拉，他们都是怀着国际主义的胸怀，把自己的生命与人类的正义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跨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燃烧着自己，感动着世界。而在我们面前，这位稍稍有些驼背的银发老人用一个“世界公民”诠释了另一种国际主义的表现，也给了我同样的感动。
她的母亲，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对寒春了解得越多，就越被她吸引，她仿佛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会在你走近她的时候不知不觉抓住你的心，让你身不由己地投入其中。在寒春脸上，我看到了和蔼可亲的笑容，她让我们感觉到伟大与崇高其实并不遥远，如同现在我们和她的距离，而她那种平淡之中的非凡气质却让人不由得心生敬佩。
我的思绪围绕着寒春不停转动，看着眼前这位虽已苍老但仍神采奕奕的老人，另一种情绪在慢慢生长——后天我们就要结束在农场的生活，与这里的工友们、奶牛们说再见，也要和寒春老人说再见，一种挥之不去的离愁从这一刻开始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