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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雨后傅斯年

《史记》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在台北走完了他五十四岁的历程。斯时,山东的聊城,他的故园,已是滴水成冰而台北那间小小的书房,也是室内如冰,炭已尽熄。

此后几十年的岁月,在那个悬于海的岛上对他依旧是祭奉不断,而台大的傅园也是青草盈盈。只是,在内地御用文人的帽子给我们的信息或是狰狞的面目或是模糊的印象。

太多的风尘落于其上,使我们真的不知道傅斯年是何人了。而今一场风雨过后,真正的傅斯年也该清晰地出现了吧。

一九四五年七月,他和褚辅成等六人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迎接,毛、傅二人有过促膝长谈。至于谈的什么内容,我不得而知,而在历史轮回的转换下,真正相逢和正视的目光就在历史的瞬间闪了一下,一切又归于静寂。

傅斯年去了台湾。

一九四四年,因傅在参政会上对孔祥熙的发难,蒋介石请傅吃饭,为孔说情。谈话有据为证:

蒋:你信任我吗?

傅:我绝对信任。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对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上述对话见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屈作为傅的山东老乡,又终老于台,也是个御用文人,斯言当信。有文说傅乃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而蒋也不在乎的人。

其实傅斯年的“狂”也好“狷”也罢,是其满腔热血、救国抱负所决定的,对强恶之狂,对欺世之狷,乃本性使然。

“孟真在五四前夕,是参加发难的大会的,为当时被推二十个代表之一。五四那天,他是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住宅的。”(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或许该从这里让傅斯年走进我们的视野。

一九四五年,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对伪教人员一律不录用。逼得这些人到李宗仁处请愿。李有没有当说客我不知道,但确有容庚(一名教授,对甲骨文颇有研究)来访,傅拍案大骂:“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傅之大炮习气可见一斑,但有人另论。

周作人于一九五〇年六月撰文说“傅胆则甚小,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此时傅尚在世间,他也只能用傅无胆和他共事“汉奸”来辱骂而已。但当到一九五〇年傅去世后,他就说“傅博得胡博士的信赖,鲁迅看了大不以为然,以为是《金瓶梅》之类”了,似乎自己也知道除了给傅加上鲁迅不喜且看淫书的罪名外,也不能说什么了,总不能说他也位列为“无耻汉奸”而砸掉北大饭碗的其中之一吧?

其实傅之“老虎”和“大炮”的来由,是诸多因人因事而得的。不能说他发虎威、鸣大炮是偶尔的心血来潮的产物,更无从说起他是什么狐假虎威了。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他连续就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所贪所贿发表了《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两篇文章予以尖锐抨击,也成为导致孔、宋黯然下台的导火索甚至是炸药包。可以说他狂是有傲骨支撑,狼是出于大义之节。一九四〇年在《汪贼与倭寇》一文中,傅的狂、怒、狠更是表现得痛快淋漓然则汪贼的狗党,还在那里骗人说委曲求全,试看这些文件,委屈真到了一万分了,求全却在哪里?若必说求全,乃是倭贼求得中国之全体,而非国人求得一息之全生。若是国人中还有觉得他这个代定的卖身契,而可一想图苟存者,直是晋惠帝之劝人凶年食肉糜,白痴而已。……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变卖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绝灭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罪犯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

其言可谓狂而凶,其可谓大而深!对强对贼如是,那么对友对俗如何呢?罗家伦回忆道:“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晚上,孟真疯了。从他聚兴村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同盟军大叫大闹了好一会儿,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了,回到原处睡觉,等到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罗赞道“孟真不失为真!”“真”,就不是道貌岸然,就不是装腔作势!

再看罗讲的一事,说有一次傅因中医问题同孔庚发生了激烈争吵,傅要与之决斗,但又见孔既瘦且老,就把欲决斗的手放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遇强则强,见弱则弱,关乎国事大事寸步不让,但在个人相处上,大不了吵吵而已,性情中人也。不是吗?在街上遇下棋之人,就乐而指教,要不就喧宾夺主。只为多吃一碗鱿鱼羹,又怕友人笑话,就故意丢烟斗于摊上,美其名曰去取烟斗!当然又吃一碗鱼羹是也。当然,许多人都知道他在空袭时上楼必扶陈寅恪教授一起防空的故事,也足见傅的性情之真美。

傅为人做事,发于天性,基于道义,固于学识,长于直狂。其去世后,有人做诗有“亦庄亦墨亦申韩”之句,除了赞他学识渊博广泛,综合诸子百家以外是不是也对他为人做事的中肯之说呢?

傅斯年体胖而馋。那廉君回忆说,先生去台后,想为国文课本写一序言,通篇都是用菜肴作比喻,所以“红烧肉”“炸丸子”等都在内。可惜此文未能完成底稿也丢了。先生去世大约前三天,很想吃顿烤肉,也向夫人提及。但因口袋羞涩而未实现,此为傅夫人最大的憾事。其实,傅一生都贫于财。也是在去世之前不久,傅托一去香港的朋友替他买一西服上装,同时要不超过一百港币,竟把朋友为难死了。你想想,在一条稍微像样的裤子都超过一百五十港币,而且是按套卖的市场里,有那么个人就要找到单卖的不超过限定数额的上装该有多尴尬。还是在他去世前几天,傅对夫人说,他正给某杂志赶一稿子,等稿费来就给他做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了”。

先生已去,留给儿子的仅有一屋书,一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