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从北向南，来自遥远的北部山川与平原，绽幵了枝丫上的梅花，滑翔在河流两岸乡村的田野上、屋脊上，从门、窗、瓦的缝隙里，一丝一缕锐利地刺破乡亲们的衣服，多厚的棉花也不暧和——他（她）们在等候着打工回家过年的儿女；不过年的时候，年轻人都在城市中讨生活，他们现在已经不太会种地，因为收下的粮食没有几个赚头，所以把种地的事情交给了父母和比他们年龄大或小的兄妹。村庄的内部渐渐暖和，在腌制腊肉的季节里，把东南西北的骨肉聚集在家乡的一张桌子旁，端起斟满的酒杯，是一年到头最温暖的时候……
我的呼吸充满了冰凉的抖颤，呵出的二氧化碳是一种白色的雾气，弥漫起来，在寒风中轻轻地飘荡，舔着我的面孔，凝结在眉睫间，一粒一粒地闪烁，明亮了我的双眼，湿润了我干裂的皮肤。事物的表层渐渐冰凉，喧腾的意识难以抵挡来自外部的袭击，迅速地收拢以加大本体的密度或质量，是保证事物内部积聚力量、伺机苏醒的条件。
然而有些事物却站在这个判断的反面，比如冰，它对抗0℃以下寒冷的方式，是迅速地膨胀着自身的体积；而梅，它的花只绽放在寒冷之中，它的幽香只飘逸在凛冽的寒风里……
寒冷减弱着阳光的力度，稀薄地洒在大地上，终止了大多数植物在热望之中纷繁绚烂的演出，使河流的流水瘦削而清澈地流淌，确立了大河两岸的朴素和寂静。在辽阔田野上，我看到了雨夹雪之后的乡村道路坑坑洼洼，有黏性的泥土拽住了我的脚步，使我觉得走向海口镇培文村的路很长，也很远；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看到了积水的田间小道慢慢地被冻硬，听到了冰碴碴在脚下破碎的响声，那种声音微细而清脆，让我感到走在寒冷的天空下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而远处矮下去的湖泊和池塘的水面是不歇息的，这样的寒冷不足以使它们冻结成一个平面，因而它们现在仍然以无比清澈的亮，映照着我的身影和我背后绵延起伏的远山。寒冷尖锐地扫视着又一个太阳的温暧，在城市的街头上，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站立在寒风之中的那几个孩童，在超市门前的空场上，他（她）们睁着大眼睛-以伸出去的手和跪下去的腿，迟滞着这个造型之上行人的目光。毋庸讳言，或许所有的城市都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可是我每次看见他们时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隐痛，期望民生的火焰力量将这样的寒冷融化，让伸出去的手收回、跪下去腿站起，恢复人类肢体的尊严……
寒冷始终醒目地站在中国最北的地方——漠河。那里的寒冷与南极相差无几，一月分平均气温-32℃，据说最低气温曾到-52.31℃在一位涉猎种种寒冷的摄影者的作品中，我看到了她站在不会流淌的河面上——那条北方的河流像土地一样结实，尽管它在一个季节中暂时失去了作为一条河流最本质的特征——流动，但它仍然有着所有河流都具有的波涌，不过这流水的波涌已经凝固，它还是让我看到了“逝者如斯夫”的反面——寒冷冻结了那里的任何事物，甚至包括时间或我们有激情的思考。我问自己：如果那个春秋末期的智者走近或站在这样的河流岸边，他的慨叹又该怎样表述？
这样的寒冷是不会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平原上的，更不会长驱直入地向我视野极处的南方挺进，它渐渐地疲惫，最后融化在南方旺盛的植物与动物的热情中，因此寒冷的概念在那里是抽象的，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词。然而，寒冷依然存在于北方之外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常常袭击着或南或北的心境。
那是一棵枣树，去年秋天我见到它的时候，它正茂盛地结满了枣，长在一痄残败不堪的农家宅院中，这样说，无非是强调我没见到它的时候，我是早知道这个院落有一棵枣树的。其实它一直在这个院子里——一粒坠硬的枣核，被一个人唾液的温度包裹着，旋转着弹向院墙脚下的泥土中，在后来的春天中迸裂、发芬、抽枝，渐渐地长大，枝丫终于高出院墙、伸出院外，并且它一定会在七月底和八月初，开满一树素雅而碎细的白花，到秋天，结下沉重得足以使枝条弯向地面的果实。现在，这个宅院的灶屋里没有了锅勺碗筷碰撞的声音，屋顶上没冇了散发着柴草香气的青色炊烟，院墙的土坯也剥落得破坏了一个村庄的完整与平静。当我走到这个院子面前的时候，一个老人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晒太阳，我问他：这是您的屋子吗？老人说不是，他告诉我，这是他二哥二嫂家的宅院，二哥二嫂过世好多年了，可那孩子这么多年了从未回来过——给他爹妈扫扫墓、再尝一尝这棵树上的枣子。他还郑重地告诉我，那孩子——他的大侄子，是个在北京“做大事情的人”；这位老人说出了那个“做大事的人”的姓名。这个名字我不陌生，它是一个足以让这个村庄、甚至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引以为荣的名字。
那个正午的太阳白晃晃的，厚实地铺在村庄的田野上，很暧和，可我感到了这棵枣树的寒冷，感到了这个晒太阳的老人身上那种由内向外渗出的寒冷。这类的寒冷常常发生，它与天寒地冻的寒冷不同，是那些做大事情的人习以为常、我们屡见不鲜的故事情节。
更多的寒冷难以描述，我的造句无法表达它们的真相；寒冷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并且隐蔽在很多人的激情生命的背后，它呼晡在历史中；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基本特征。
现在，我割断了对寒冷的铺张，因为我感到窗外的寒风不再肆虐，温暧，正从南向北，缓慢地向我扑面而来。
1907年的灯光
灯光出现在1907年的那个夜晚。在亚细亚那条最漫长的河流北岸城市安庆，夜晚的黑暗在突如其来的灯光面前惊愕了，随之，便迅疾地退却，远远地站在了光的幔帐外面，那亮的地方更亮，黑的地方更黑，墨一样的黑。晚风此时从南岸起身，缓缓地滑过河面，向北岸的明亮之地刮过来，吹皱了漂浮在河面上而不会随波流去的塔影，也吹响了岸边那座古塔八角之上悬挂的铃铎。叮当，叮当，叮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明穆宗隆庆四年开始响起的56只铜铃，又一次在风中摇响，它们的清澈，纯净，甚至是肃穆的音律，响在了1907年的这个夜晚。
夜晚——1907年的那个夜晚，灯光在安庆灿烂！
1907年那一整夜没有熄灭的灯光，绝不是从诸如烛火、香油灯、煤油灯或者马灯漫溢出来的，它来自新近竣工、立着高高烟囱的安徽省会电灯厂，灯光用“电灯”这样的方式，第一次将没有火焰的亮光绽开在省城街边的电线杆上。在这之前，电灯作为一种照明器具出现在夜晚的中国，只是七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前的事情。颐和园乐寿堂内悬挂的那盏最为华丽的玻璃吊灯，将柔和的光线打在慈禧太后的脸上，头上缀有九颗夜明珠与众多宝石的那顶皇（后）冠，折射着耀眼的七彩之光，这也仅是四年前冬天的事情（清光绪二十九年的腊月）。而慈禧下令在紫禁城内较大规模地安装电灯，则正是这1907年。
1907年的那个夜晚，安庆的灯光或许由于电压的不稳定，而忽明忽暗地闪烁，街边的那些人，也在这忽明忽暗之中，眯细了眼，心存狐疑地抬头看灯——看那几根（或许没有多少根吧？）电线杆上的电灯。电灯——这奢侈的照明器具，在1907年的那个夜晚，在它的周围或之下，肯定聚集着不少的人，他们不再像往常那样，吹熄了灯火，早早地进入梦乡。
与十五世纪叫穆宗隆庆四年逑成的那座宝塔一样，我对隐蔽在久远之处那个夜晚的灯光，同样知道得少之又少，因而不能确階地描述清光绪三十三年那个夜晚的场景，九十七年前那个夜晚的灯光只在我的视野之外照亮了我的“想象”，并在我的想象之外存在着。有一点可以确认，想象出来的或许可以合理，但它仍然是我从那些“少之又少”的历史记载里，被我用“想象”的方法来完成的“过去”罢了。
那个夜晚已经过去了就是七年。
我的“想象”难以穿过时空，抵达那个夜晚。现在，我能抵达的是2004年12月21日的白天。
白天，熄灭了灯光的白天。沿江东路老电厂内那100.4米高的烟囱将不再指向天空，它将在今日10时整，永远告别我们视野中的那片天空，毅然地从100。4米的高处，轰然倒塌，并从此在地平线上消失。时过境迁，安庆早已不是省会，那燃煤发电的烟囱自然也不是省会电灯厂的烟囱了，但它或许仍可以算是老电厂的前身——给1907年那个夜晚带来光明的省会电灯厂的最后标志。也许这次定向爆破现场警戒线外纷至沓来的围观人们可以作证，他们有很多人一大清早就来到了这里，为的是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这最后一刻的烟囱上。轰隆隆！——沉闷的巨响，盛大的尘土在激烈地翻滚，上升，弥漫，那高高的烟囱倏地下沉-——米——二米——三米，然后，再缓缓地向正东方向倒去，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倒去，向人们注目的方向倒去。15秒钟后，那曾是建筑物的烟囱倒在了一片砖砾中，躺在了自己粉身碎骨的尘土记忆里。这时，我听见身后有人在哽咽。身后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唏嘘不已（后来我从报纸上知道他是那位远道赶来的“老电工”，今年有76岁了）。
其实，这烟囱在我眼里只是工厂建筑的一部分，工厂今天巳经不在，但工厂建筑物的烟囱还在那里，它不会由于位于沿江路振风塔名胜区与长江大桥风景区之间，就能使自己成为“名胜”或“风景”的一部分。况且，它也的确是太高了，高过了迎江寺院内那座著名的古塔，并且因为它只是烟囱，而不是别的什么建筑，更不是文物，便注定永远地毫无修饰，有碍于今天的城市景观。但我想，1907年那个夜晚的眼睛不会这样看的。在那个夜晚，灯光闪烁一定是美丽的，在灯光之中，所有看得见的建筑物也都有可能是美丽的，即使省会电灯厂旧址上那灼烫的烟囱也不可能是丑陋的，它用指向夜幕的方式，高举起燃烧，映照着近代史里的安庆，映亮了挺身站在中国民族资本创业前列的重镇安庆。
那个夜晚的灯光已不在河边，它被时空弯曲到1907年。而塔还在那儿，塔影还在河面，并且仍然不会像流水那样流去，流去的只是流水，不舍昼夜流淌在天空下的沧桑之水。
宣纸上的月季花
这里的月季有五枝，茎秆上的刺还在，在我的经验中，它们并不比玫瑰的刺坚硬，但仍是锐利，像是要划破我那根伸出的指头。花朵的颜色有两种：两朵淡黄，另外三朵是粉红色，那些打开的花瓣，清淡，然而鲜艳，在手指的触摸中，静默着，不见一丝响动，让我有了置身寂静之中的感觉。这是不是这五枝月季绽开花朵之后创造的寂静？寂静的感觉也许可以从触摸或欣赏那一刻开始，它仍在持续迸行：对生的叶，拥挤着，绿得有些泛青，此刻还有些水湿，叶脉的肌理可见那淡淡的黛色正在渗入，并梦幻般地发散其间，天气有点热，叶片中的水分就要在空气中慢慢地蒸干，但依然保持着根植于泥土时的气息，在我的注视中，鲜活鲜亮地呈现出植物的本色……
从窗外刮进来的南风是慵懒的，这几枝月季却不在夏风中摇动，也没有蔷薇科植物那种弥漫的香气，因为这一束月季并不栽在泥土里，而是在一张宣纸上。
我面前的这几枝月季的生长过程是短暂的，前后仅1个小时不到，记得，它们是先有花，然后再有枝丫和叶子的。这一点，正和自然界的那些月季生长过程相反：在春天里，我们看到的肯定是先有由黄转绿的月季枝干，它们在雨里抽出新枝条，然后打出芽苞、长出绿叶，最后才是绽放在枝头的花朵。自那年夏天，我目睹了这几枝月季，在G君的一杆紫毫笔下，脱墨而出、迅速地跃然纸上的那个过程之后，就喜欢上了月季，并开始画起了月季。这样的月季花，肯定不会萌生在春天的土壤里，它也没有种粒、没有根系，它们的根，扎在那个画月季的人的心里了。那时候，我最欢喜的是宣纸上的黄月季，好像G君对我说过，黄月季的花，用藤黄画就的最是亮眼，但植物的提取物藤黄颜料是有毒的，手接触过后得洗干净。后来我醉心于写小说、诗歌、散文，多年过去，尽管从没出色过，但我也没有再拿起毛笔去画过月季。事实上，我不画月季、不画花丼、不拿毛笔画画已有十多年了。即便如此，我走街过巷、去朋友那里串门，觅到街边花圃、人家庭院里的那些月季花，还是忍不住要多看上两眼的。
昨天下午，我在桌上铺开一尺见方的净皮宣纸，想重温十年前那个写意月季花的场景，但月季的枝条、叶子、花朵，在一张生宣纸上，已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了。于宣纸上，我那支笔中的水分不是过多、便是过枯，湿干之间、浓淡之间，总是不能自宣纸之上滋润出月季花的墨韵来。还记得，十年前我是画成过好几幅月季的，而且还给朋友要了去，装裱、悬挂在了他们的墙壁上，可现在，那些月季花似乎并不愿意生长在我面前的这张纸上，墨彩里，它们的枝叶、花朵显得呆滞，甚至杂乱。月季花，它们的神气，藏在这张薄纸的深处，不出来与我相认，现在好像已经将我这个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