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逢春 著
引子 第63军
1949年1月，华北野战军第3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隶属华北军区第19兵团建制，辖187师、188师、189师。
1949年6月初，63军从山西太原出发，随19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
1949年8月，在彭德怀指挥下，63军投入兰州战役。8月26日兰州解放。
1950年1月至11月，63军在陕西三原、耀县、蒲城地区整训、开荒生产，并抽调部分部队协同修建天（水）—宝（鸡）铁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3军进入战备状态。
1951年2月10日，63军所辖三个师开进辽宁丹东凤凰城地区集结待命。
2月15日，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参谋长杜瑜华带领全军入朝作战。
5月28日至6月12日，63军在铁原与“联合国军”激烈鏖战14天。史称“铁原阻击战”。此役战况惨烈，敌我双方均损失惨重。188师完成阻击任务撤出阵地后，原有2700人的563团仅存266人。
1953年9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63军仅有2500余名官兵返回祖国。军部驻扎石家庄，所属部队驻防河北省和北京、天津部分地区。188师师部驻扎北京高碑店。
1968年，第188师改编为北京卫戍区警卫第4师。
1969年，63军再次移防山西太原。
1985年，63军改编为陆军第63集团军；警卫第4师改编为步兵第188师重新归建。同时编入坦克旅、炮兵旅和高炮旅。
1996年，第63集团军步兵第187师改编为武警总部直属机动师。
1998年，步兵第188师改编为摩托化步兵旅，坦克旅改编为装甲旅。
2003年，第63军番号撤销，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父亲的青年时代·1955年·任解放军少尉排长
母亲和我·1955年春天
一 梦回故乡
一
公元1954年10月18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这天早晨十点多钟，我出生于驻扎在北京东郊高碑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留守处的一所部队医院里。按照现在的说法，“1954年10月18”这组数字的读音可以谐音为“依旧我思念，要动越要发”，这样解释并如此理解起来，1954年10月18日，这真的是一个吉祥如意的好日子。算命先生批一辈子八字，恐怕也不大容易遇得上几个如此排列的生辰八字。我查了查资料，“历史上的今天”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这一天对我来说，却是极其重要的。想当然，19541018这样一组数字后来被排列在我的身份证号码当中，这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的一生，就从这个日子开始。
我后来所经历的一切，都发端于这组数字并不断发生着。
二
1954年，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五个年头，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洋溢着幸福而豪迈的歌声：“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啊，地上开红花……”
红太阳光芒万丈，照耀中华大地灿烂辉煌。新中国晴空万里，风调雨顺，生机勃勃。
那时候的中国人，纯真质朴，勤劳勇敢，神清气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对未来的美好前景寄予无限希望。五千年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明盛世。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更是使得中华民族扬眉吐气，豪情万丈，神采飞扬。
这一年的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后的又一次盛大阅兵式。
国庆阅兵总指挥部由华北军区为主组成，华北军区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奉命担任国庆阅兵总指挥，负责统一指挥地面受阅部队；空军司令部组成空军阅兵指挥机构负责指挥航空兵受阅部队。阅兵总指挥部从全军60个单位抽调了10384名官兵编成受阅部队。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归国后，就任首任国防部长，由杨成武陪同，他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陆海空三军部队举行了阅兵分列式。解放军一万多名官兵迈着坚定的步伐，由东向西依次走过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整个阅兵历时63分钟。
阅兵后第18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东边三十多公里处的那个叫做高碑店的地方呱呱落地。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25岁。那时候，他正在驻扎高碑店的解放军某部后勤部独立工兵营留守处做供给排长。因此，父亲有幸为阅兵部队做了一些后勤供给物资保障工作。遗憾的是，他没有被编入阅兵分列式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父亲说，那年，“我们那支部队刚从朝鲜回来，没赶上（阅兵）”。父亲还说，当年，分列式方队中有一位士兵在阅兵列队走过广场时“几乎晕倒”了，这位几乎晕倒的士兵左右两旁的那两个战士随机应变，架着这个士兵的胳膊正步走过了广场，这两个战士因此而“都立了个二等功”。对父亲来说，他既不“文学”也不“创作”，大概没有编故事的必要。只是1984年国庆三十周年邓小平大阅兵的电视实况转播让他有了兴趣，随口一说而已。上面这段文字引号中的话都是他的原话。父亲闲聊时那浓郁的山西口音，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相信父亲说的这是真事。
然而对我来说，却可以借机演绎一番，弄它一篇小说出来。倘若采用这个素材，将父亲演绎为那个晕倒了的士兵，或者演绎为两个随机应变的战士之一，推演下去，想必会出现很曲折很精彩很有意思的故事情节。但想了想，觉得我还是不能那样做，毕竟，我想写的是一部纪实作品，而非一部虚构小说，因此，我必须竭尽全力保证这部作品的真实性。
父亲后来对我说，抗美援朝战争那几年，他所属的部队开赴朝鲜前线作战，他却被分配到部队留守处做后勤补给工作，主要的任务是看守营房并转运军用物资，于是，便没有去朝鲜打过仗，最远只是将大批的战争物资押运到鸭绿江边而已。朝鲜战争期间，他们那支部队在第五次战役时遇到了一场恶仗，部队几乎打光了，建制都不全了。1954年，志愿军陆续大批撤回祖国的时候，他们那支部队只有700多名幸存的官兵返回了祖国。剩余的部队回到留守处后，全体修整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了一年多的整顿，配备了干部，扩充了人马，重新成为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后来，这支部队长期驻防京津一带。
少年时代听父亲讲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只能与《英雄儿女》、《奇袭》、《打击侵略者》这类电影联系起来展开想象，其实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成年后，书读得多了，读到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记载，这才发现父亲当年讲的故事很可能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著名的“铁原阻击战”，而非编造的传奇故事。父亲讲故事在前，我读历史记载于后，两相印证，确凿无疑：铁原之役，确有其事；父亲的经历，也非虚构。毋庸讳言，在父亲的年代，类似“铁原阻击战”这样的我军遭受重大创伤的战例，一定都被封存在绝密档案中，是不可能见诸报刊书籍的。因此，父亲也不可能读了书看了报之后再来“说书”讲故事，而只能是讲述个人“亲历”，“回忆”自己的过去。
父亲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并不很在意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当是听故事而已。当我想进一步搞清楚这些故事的来龙去脉的时候，父亲却去世了，我已经来不及详细地询问他究竟曾在哪支部队中服役。然而，父亲去世后，他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草拟的关于父亲生平的“简历”中，提到他曾在“23兵团188师任班长、排长”等职务。那么，父亲生前提到的这支部队很可能就是在朝鲜血战铁原的63军188师。
居然，我与一支血战铁原的英雄部队有着某种逻辑关系，甚至是可能的血肉联系。因此，我将63军履历排列在这部书稿《引子》的位置，便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无谓举动了。虽然这样做，不免给人一种抬高自己身价，炫耀出生血统的嫌疑。但我想，我已经接近天命之年，大半辈子都快过去了，即便是出生在将军家庭甚至是元帅家里，这点家庭出生的人生资本，也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实际意义和以资借鉴的实际作用了。我之所以将63军188师与自己扯上某种联系，不过是为了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望洋兴叹，忘乎所以地进入一种望断南飞雁的文学写作的浮想联翩和屈指行程二万的精神激励的历史氛围罢了。
那时候，父亲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相貌堂堂，风华正茂，看上去是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军官。虽然他当时的官衔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排级干部，却带着三十多名士兵，守护着这座军营空荡荡的营房，管理着这个相当于一个兵站的留守处的一切后勤事宜。因而，尽管我父亲的官职很小，1955年解放军授军衔时，他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副一杠一花的少尉肩章，但那时候，他作为这个留守处的供给排长，知道他的人应该为数不少，想必有着比较大的军内影响。我出生的那所部队医院，就驻扎在父亲所属部队在高碑店地区的营房里。
2007年11月，我去北京出席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一个论坛活动，去朝阳路高碑店地区办事情，却无意中发现，朝阳路高碑店地区兴隆街口上居然有一所医院，医院大楼顶上赫然矗立着“民航总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子有了动静，随即大惊失色。——高碑店！——医院！当这样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难道，这所医院的前身就是当年的那所部队野战医院吗？那么，我居然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了吗？命运在冥冥之中，又将我给引导到这里来观光，来寻访我的出生地了吗？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当然，这只能是想象和推理猜测了。想要确切地搞清楚“民航总医院”与野战医院的关系，或者是否有什么关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凭我个人之力去了解考证“民航总医院”的前身和历史，那是很困难的。这不但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如宋丹丹在小品里用东北话所说，那是“相当”的困难。然而，一般来说，像医院这种机构的选址，在解放初期确定后，大都不会轻易“挪窝”，几十年来也就是修修补补不断扩建完善而已，整体的搬迁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很少采用。单位的招牌可以更换，但一块地盘用作医院的地址，一般来说是不会变的。那么，“民航总医院”作为一所医院伫立在那里，也应该有五六十年了吧。那么，它的前身是一所野战医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的这个猜测，说不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倘若这个猜测成立，那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不可思议的巧合。
这话说远了，回到过去那个年代。
在解放初期，吃饱饭，依然是第一位的事情。那时候来来往往的军人们都在我父亲管理的食堂里就餐。因此，医院的大多数医生护士也都在这里解决一日三餐。能够与供给排长食堂主任套上瓷，开饭的时候炊事班长大师傅会另眼看待，勺子头上把握一下，红烧肉就会多出一倍来。医院孙院长是1942年我父亲在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二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所以当我母亲挺着大肚子从老家山西省五寨县师范学校到达这所医院生我的时候，医生护士就将她作为了与我父亲“套瓷”的媒体，不但给她安排了最好的房间不说，医生护士有事没事就到病房看望我母亲，嘘寒问暖，殷勤周到。后来，我母亲回忆起我出生时的情景时，常常要强调部队医院管理非常严格，医生诊断极其负责，护士服务特别热情。我母亲说，“你爸官虽不大，巴结的人倒不少，尽是送吃的的。你爸都让给人家退回去。有些就不知道是谁拿来的，就分给当兵的吃了。”
我出生后，我母亲奶水不足，我自然常常是哇哇地哭个不停。孙院长不但有办法搞到牛奶和羊奶来喂养我，甚至还送来了两桶美国葡萄糖奶粉，那年头，这玩意儿可真是不多见，除了部队，地方上的老百姓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是葡萄糖。这两桶美国奶粉居然是孙院长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战利品。孙院长说，这玩意儿是志愿军68军203师的战斗英雄杨育才奇袭白虎团团部后，从缴获“联合国军”的战利品中找出的洋玩意儿。美国大兵的军粮就是咖啡牛奶加面包，那么，这种洋奶粉堆积如山几乎装了一卡车，也就顺理成章了。杨排长觉得洋奶粉营养丰富还有点意思，到孙院长安营扎寨在朝鲜的野战医院里看望负伤的战友时，便拿了几桶当作慰问品送给了一位伤员。那位伤员却闻不惯洋奶粉那股子扑鼻的奶腥味，就送给了孙院长。孙院长回国后保存了好长时间也一直舍不得送人，却让我拣了个洋酪。我小时候，居然吃过志愿军战斗英雄杨育才缴获的美国奶粉！这真是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文革期间山东省京剧团排演的现代戏《奇袭白虎团》被拍成彩色电影上映后，我学着戏里的台词说严排长如何如何，父亲用山西话不以为然地说，戏里的那个排长“不叫严伟才，叫杨育才，是个副排长……”杨排长作为战斗英雄，还到他们那支部队做过演讲报告。父亲当时是师部后勤管理排长，还给杨排长操持过一顿饭，他不但与杨排长有过交往，而且“你小时候还吃过他送的美国葡萄糖奶粉。”
这令我眼镜大跌。但是，我想起来了，那两个装奶粉的金黄色洋铁桶，后来的确被我们家当作装白砂糖的容器使用了许多年。我稍稍懂了点事以后，常常把这洋铁桶当作玩具，用一支银勺子敲着这洋铁桶当当响。揭开盖子，就有一股浓郁的奶香味扑鼻而来，那气味，如同今天弥漫在麦当劳、肯德基快餐店大堂里的那种特有的香味。
现在，我一走进肯德基麦当劳，就会想起童年记忆里的那种奶粉香味，令人垂涎欲滴，昏昏欲睡，春风沉醉，很想来一杯。——这样一说，这些事情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三
我出生后在医院待了几天，又在父亲的营房里住了不到一个月，大概在满月之后，就随我母亲回到了我外祖父的家。那是晋西北的一个村镇，地名叫神池县八角堡，我在此度过了我三岁以前的幼年生活。
1975年，我21岁的时候有机会顺便回乡探亲，又一次踏进了八角堡的街道，不由得就产生了一种重回故里的感觉。尽管在踏进堡子之前，我对这堡子不可能有任何印象，但是在走进堡子的那一刻，我绝对感到了一种极其难言的亲切感，所谓近乡情更切。有人会说，没印象怎么就有了这样的感觉？那我就会说，儿童时候的印象不一定是显现的，而是溶化在血液里的，是潜藏在心底的，是可以被唤醒的。
那天，穿过堡子城墙的门洞时，我对自己说：这是我的老家，我回来了。或者说：二十一年前，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以1975年为时间坐标的二十一年前，我裹在一床棉被里，睡在外祖父家的土炕上，度过了我来到这世界上的头几个月，并且在这炕上留下了我的童子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