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逢春 著
一 白雪皑皑
一
我是如此的向往读书生活。冰天雪地的那个早晨我起得很早，梳洗打扮收拾停当后就向学校走去。
到学校时天还没亮，操场上一片白雪皑皑，却看见一队人马围着操场在跑步，那时候叫“跑操”。大约有二三十人，肩上扛着扫帚铁锨之类的工具，围着操场跑得十分起劲，却不知是些什么人。再看他们人人胸前都佩戴着一小块白布的标志，大多数人胸前的白色标志上标明了“历史反革命”某某，便明白了原来这是一群揪出来被管制的教师。那年头，人数多一些的大单位免不了都有这样一支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的队伍，往往都干着扫院子搞卫生掏厕所倒垃圾搬煤砖刷房子诸如此类的活计，真也是当年的一道暗无天日的悲惨风景。
走近了看，这群人一个个破衣烂衫、缩手缩脚，垂头丧气，脸色黯然，神色凄惨，如同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被苏军押解着蹒跚在泥泞道路上的前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保卢斯元帅率领的德国俘虏兵。这群“牛鬼蛇神”跑完了，就在“毛主席去安源”的照壁前列队唱歌。我记得很清楚，歌词的第一句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曲调音符是“米——扫——拉扫米扫来……”他们虽然魂不守舍，神情沮丧，神色凄惨，神经紧张，歌儿却唱得整齐划一、雄壮有力，嘹亮的歌声在黎明的校园上空飘荡，真可谓响彻云霄，声震八方。其中那位领唱的大胖子嗓音特别响亮，就像金属颤动一样，端的是金声玉振，响遏行云，后来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的音色也不过如此。此人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位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但当时我却根本不知道我的命运和生活道路将与他发生密切联系。
他们的歌儿唱完了便是早请示。说错了，对于这些人来说，是“早请罪”——采取一定的程式，表示自己有罪，表示真心地悔过。几个红卫兵手持练拼刺用的木头枪——就是那种用木头削成的有个橡皮头的步枪模型——高度警惕、神情严肃、神气无比地看守着这群人。这群人就像一群劳改的犯人一样进行着那时候到处可见的这种独特的请罪仪式。校园里的路灯并不明亮，发出昏黄的光。这群人垂头丧气地站在照壁下口中念念有词，究竟念叨些什么，现在当然记不得了，但那场面却深深地铭刻在记忆的深处，至今难以忘怀。
看了一阵，我忽然感到彻骨的寒冷，手脚冰凉鼻子发酸，清鼻涕飞流直下三千尺。也许是在雪地里站的时间久了，也许是那种肃杀的气氛让人恐惧。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虽然在“少共国际师第一营”胡闹的时候见过了一些世面，但这种人人垂头丧气却隐现着一股逼人戾气的场面还是令人不寒而栗，浑身瑟瑟发抖。
真犯了罪的人在心底里其实都知道自己罪不可赦，在案情被审理清楚得到公正的判决投入牢狱之后，一般都有认罪伏法的心态，受到管制时，差不多都是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的，神态便往往是谦卑的，服从的，平和的，逆来顺受的。而眼前这些人，差不多都是被冤枉的。单独看一个人的神态，看不出什么来，而当一大群遭受冤屈被侮辱的人聚集在一起，那种强压着万丈怒火却又不得不低头认罪的神态和氛围，就形成了在高压下仿佛随时会揭竿而起、哗变爆发的一种“场效应”，那种感觉，的确是令人感到恐惧和震撼的。
渐渐地，校园里的人多了起来。我找到报到的教室，见一个女教师坐在堵着门的一张课桌后面，一边收取着学生交上的报名表和现金，一边问学生的话。我排队到了跟前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特别的古怪。没想到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你父亲是革干吗？”问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一时无法回答，就含混地点点头。后来我才知道，这老师早已看过了学生花名册登记表，见我的表格上家庭成分一栏里填的是“革干”，便注意到了我。所谓“革干”就是革命干部，是当时的一种阶级成分。当时规定，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不论他自己是什么家庭出身，他的子女的家庭成份都可以填写为“革命干部”。我从小就认为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干部，我知道他十三岁就参加了八路，只不过由于祖父的阶级成分是地主而没有能够升迁一个官职，不过是一个医院会计，但他是早年就参加革命的经历却常常使得我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优越感，父亲的革命经历一点也不能被抹杀，所以，我从心理上就认为自己是革命派，是革命的接班人。现在分析起来，这其实是一种虚荣心，是一种没落贵族的“我家曾经也阔过”的阿Q心态。老师问完了第一个问题，又问：“当过班干部吗？”这下我胸有成竹地回答：“当过班长，中队长，大队长”。老师又抬头看了我一眼，好像要把我记住似的。她说先不要走，等报名的完了以后有话说。
等到快中午了，学生们走得差不多了，老师把我和一个女生留了下来，告诉我们，她准备让我和那个女生当班干部。那时候学校的班级不叫班，而是按军队的编制编作连排班。一个连有三个排，相当于一个年级的三个班。我们班编为五连三排。她又交代了一些事情，主要的任务是第二天要让我和那个女生早一点到学校，把教室的火炉生着。
领此圣旨，我自然不敢怠慢，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来到学校把教室的火炉子生着了。
等我们坐进教室，老师进来了，她首先自我介绍说姓李，名克文，然后说了一些现在想起来一定是老生常谈的话，当然记不清了，但记得她这就把我叫起来，让我领着大家天天读。所谓天天读，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即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在小学里和后来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受过这种仪式的训练，自然不在话下。我喊一声起立，全班学生就乱七八糟地站了起来。我说，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说到这里，全班学生一起挥动手中的语录本，高声颂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喊完了，我又说，敬祝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大家一起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完了，我说，坐下，大家就乱哄哄地坐下了。坐下后，大家就拿出“老三篇”，由我领读一声：为人民服务——于是，大家一起开始了天天读。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彻底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小和尚念经一般把“老三篇”的全文读一遍，天天读就结束了。
李老师见我像模像样领导有方指挥若定，十分满意，就宣布我当“排长”，让大家表决，倒是没有反对的意见。我就天天领着天天读，帮着老师干点杂活儿。有老师撑腰，时间一长，我这个排长不免也就长了脾气，开始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地行使班干部的权力了。见我受到老师的青睐高抬，而我又是一个在江湖上并没有什么响亮名头的外来户，却把持了五连三排的领导权，有些同学的心理就不平衡了。我不知道班上的不少同学都是曾经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的大潮中闯荡江湖如同脱缰野马般闹得地覆天翻，有过一段疑似黑社会经历的英雄好汉，他们当中有好几位都是三七中学这条街面上没人敢惹的龙头大哥，人人都有过一块耀武扬威的地盘和说一不二的势力范围，而大部分同学都是这地盘上的小兄弟，由于他们在小学差不多都是同学，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山头，阳光灿烂舒心的日子没过几天就被收拢到学校里来，心里本来就不痛快，现在又被我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无名鼠辈管制着，那怎么可能服气呢。你看，新村小学比我高一个年级的老弟兄们都被分配到了八中，与我一起分在三七中学的小学同学也与我不在一个班里，我便势单力薄，无依无靠，既无大哥罩着，也无自己的队伍可以倚仗，便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天下，确乎不是那么好掌握的。
那个年代，收拾当权者是时髦的事情，反潮流与当权者叫板作对，是人们最大的乐趣，学生们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的新同学们也都是刚刚从小学生转变为中学生的半大小子、小大姑娘，虽然见过了造反派“文攻武卫”打架斗殴之类的英雄义气、好汉作派，但是直接犯上作乱与老师作对，公开闹事与大人们过不去，还是要掂量掂量的。他们不敢公开与老师发生冲突，然而时机一旦成熟，却要拿我开刀了。
二
开学不久的这几个星期里，我每天都早早地来到学校，升着教室的火炉后就打扫教室的卫生，我从心底里是热爱学校和读书生活的，因此表现非常积极，事情做的似乎很有成就感。这天，我做完了这些，把带来的棒子面发糕烤在炉盘上，坐下来烤火。一会儿，阎唯文进来了，不是后来唱歌的那个歌唱家，而是同名同姓。阎大哥说火炉子不热，火不旺，就把笤帚捅进了火炉，点着了笤帚满教室挥舞。那笤帚很神奇，看上去光冒烟没有火苗燃烧，拿在手中一挥舞，火借风势就燃烧起来。我制止他时，他把冒着烟火的笤帚捣在我的新棉袄上，火星子把衣服烧了一些小窟窿。这位仁兄人高马大，足比我高一头，坐最后一排，而我个头小，坐头一排。阎唯文得意洋洋显示他的霸道，我却奈何他不得，其实就是打不过他。没料到，我灵机一动居然想出了一个高招，治得他从此见了我不敢正眼瞧我。
那时，学校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管学生，除了工宣队领导学校的一切事情，三七中学还有一个红卫连，红卫兵们还有一个纠察队，成员大多是省军区的干部子弟。我在小学时常到军区大院去参加课外学习，与其中的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有过交往，他们大多是我小学同班同学的哥哥或者姐姐，虽然并不是十分熟悉，但也混了个脸熟。此时，他们都佩戴着足有二尺宽的红卫连的红袖章在学校里耀武扬威。我受了阎唯文的欺辱，不知怎样一下子就想到了可以借助这几个脸熟的高年级学生收拾阎维文，记得好像是进校时见到过一张红卫连纠察队维持学校秩序的告示，这张告示提醒了我，告状总得知道衙门口朝那边开嘛，可见，知识就是力量，“事事留心皆学问”。我就跑到学校大礼堂的二楼，找到了我在小学里说对口词的那位女同学的姐姐，向她告了一状。她是69级的学生，与那些红卫连的男学生有着来往，就叫来几个红卫连的红卫兵，把事情向他们解说了一遍。
这几个穿着松松垮垮的旧军装的红卫兵正发愁找不到显威风收拾人的茬子呢，二话没说，让我前头带路直奔五连三排的教室。阎唯文还在教室里胡闹，却不知大祸临头。几个红卫兵冲进教室，挥起皮带就是一顿猛抽。红卫连是以革命的名义惩治流氓，打起人来毫不手软，打人打得义正辞严，雷霆万钧，正气凛然，理所当然。军用皮带的铜扣子把阎大哥打得头破血流，吓得我目瞪口呆。说实话，我从来也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见到过这样狠的打人场面。他们几个红卫兵拳打脚踢皮带抽，打得阎同学夹在课桌的缝隙里差点死过去，看得我是噤若寒蝉，呆若木鸡，浑身瑟瑟发抖。
这一来，我在班上的影响一下子就大变样了，我仗势欺人如同一只如涨停板的股票，虽然再也没人敢欺负了，却也没有人能够买到手了。有的同学见我做人太不仗义，居然狗仗人势地叫来红卫连把阎同学打得头破血流，如同狗汉奸叫来日本鬼子兵欺压老百姓，便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开始对我敬而远之，继而不听指挥，故意捣乱。于是，班上的课堂纪律越来越糟，班主任李老师在的时候还好一点，班主任一离开，教室里就闹哄哄地成了自由市场，没有几个人能听我的话，我也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看到这种局面，李老师又用上了以恶制恶、以毒攻毒那一套，让一个姓常的大个子同学当了纪律委员，专管课堂纪律。由于课堂纪律是当时学校管理的主要矛盾，掌握了纪律的管理权，天下就成了常同学的了。这个逻辑很像毛泽东在遵义掌握了军事指挥权，虽然在名义上，当时毛主席不是最高领导，却可以指挥红军向北走了。常同学分工管纪律，这就在领导权上占了上风，权力的天平向他倾斜了。常同学曾经是学校所在的这条街面上的龙头大哥，用江湖规矩痞子作风整顿纪律，用绿林讲究和黑社会惯例治理天下，大家居然都很听他的话。那么，我这个挂名的排长也就渐渐地被夺了权，渐渐退出了班集体的领导核心，说话不算数了。
好像是第二年的春季第二学期开学后，李老师看我已经没有能力掌控五连三排的大局，便将我降职为学习委员，管一管作业本子之类的杂事，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我也就没有多少心思再去操心班上的事情了。
后来参加了学校合唱队，就不在班上混了。
三
在那个年代的中学里，我们几乎没有上过几堂正经课，也基本上不读书。先是到汽修三厂下车间劳动了三个多月，学生全部都住在厂子里，并且在厂里的工人食堂就餐。我被分到车床车间，跟着掌握全厂最大的一台车床的工人师傅劳动。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师傅上班前拿个油葫芦给车床的各个部位上机油，下班前打扫车床车下的铁末子。有时候帮着师傅拉葫芦吊的铁链子，把那个又大又沉的铁疙瘩吊起来夹在车床的转子上。当时厂里正在生产一种空气压缩机，我的这台车床的任务是加工压缩机的核心部件，这个又大又沉的铁疙瘩就是核心部件。在此，我只学会了用游标卡尺测量加工件的尺寸，其他的技术一窍不通，师傅根本不让我动一下车床的开关，红的按钮是关车，绿的是开车，又有一个把柄，掌握着车床的前进和后退。很想亲自动手开一下车床，却没有那个胆量，怕把车床给搞坏了，直到劳动结束，我也没有开一次车床。每天就像个童工一样跟在师傅屁股后面打杂，端端洗手的热水，领点工具和洗手的洗涤剂毛巾肥皂什么的。工人师傅们其实对这群学生娃娃成群结队到厂里来添乱显然不感兴趣，嘴上不敢说，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尽量不让我们参与实质性的技术问题，反正三个月熬到头就结束了，师傅们能熬一天算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