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戏台之前，我以市委宣传部文教处长的身份去参加协调工作座谈会，会议主持人请我发言。在类似的座谈会上发言，往往使用的是冠冕堂皇的官话套话，比如意义重大，十分重要，给与重视，真抓实干，落在实处等等，这一套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然而那一天我却没有使用通常说惯了的官话套话和废话，却禁不住回忆起我与隍庙的缘分，并且讲述了我在隍庙的前前后后，与会者无不动容。有人就说，岳处长讲话哪里像市委的一个处长在讲话，简直就是出口成章的散文嘛。这使我想起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含着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当时胸口一热就捐出一张钞票，会议主持人说我是第一个为重修戏台捐款的个人，我这一举动引起不少人的慷慨解囊，为重修戏台筹措了一些经费。后来我发现，我的名字和许多捐款人的名字居然都被镌刻在重修戏台记事的石碑上，令我诚恐诚惶，转念一想又觉得几百年后，这石碑也将成为文物，我将永远陪伴这隍庙戏台上的琴声乐曲直到地老天荒，琴声乐曲也会陪伴我在阴曹地府不会寂寞，倒也暗自窃喜，见了城隍爷就会说咱们是老邻居了，老朋友了，请多关照——“到毛阿俩阿到”——也不知道城隍爷懂不懂日语。要么就亮一嗓子“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或者“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想必城隍爷是喜欢的，当然这是玩笑话，哪里有什么阴曹地府城隍小鬼呢。我做了几乎大半辈子文艺工作，与舞台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在潜意识里是对舞台有着深厚感情的，只是自己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罢了。我在隍庙的厢房里住集体宿舍许多年，在隍庙的大殿和戏台上无数次踢腿、下腰、翻跟头、打把子、粉墨登场，毫不夸张地说，隍庙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我青春的印迹，隍庙的每一个角落我都了如指掌，虽然对它的历史研究不多然而却怀有深厚的感情。现在没事溜弯散步常常不由自主地就走进了隍庙，摸摸大殿里的柱子，拍拍那两只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石头狮子，敲敲那两块天上掉下的陨石，就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怀旧情结汨汨涌上心头。
隍庙的全称叫做“府城隍庙”，庙里曾经供奉的城隍老爷据说确有其人，名字叫纪信，是楚汉相争时刘邦手下的一员大将。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了纪信舍身护主的英雄事迹。司马迁说纪信的面貌长得很像刘邦，两人的身高体态也差不多。那年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里，眼看是逃不掉了，这时候纪信挺身而出，穿了刘邦的衣服装扮成刘邦的模样，打着刘邦的旗号带着一队人马从东门冲出来，故意被项羽生擒活捉以拖延时间，掩护刘邦撤退，刘邦乘机从西门突围而走，逃出了项羽的包围圈，躲过了这场危机。待项羽发现其中有诈，急忙派兵到西门去追赶刘邦，却为时已晚，刘邦早就跑得没有影子了。这纪信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笑呵呵地对项羽说，刘邦已经逃走了，你追不上了。项羽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就把纪信架上柴堆烧死了。项羽这家伙真是爱放火，烧了秦咸阳宫不算，就是杀人也要用火烧，真是“辣块妈妈不开花”，杀人放火是一家。看来，这城隍老爷真的是与火有缘，防火应该是隍庙管理的第一要务。公元前206年刘邦得了天下，为有功劳的将士们封赏，感念纪信的救命之恩，就封纪信为城隍爷，主管天下所有城市另一个世界的阴曹地府。城隍这个词现在读起来弥漫着一股子鬼气，好像是阴曹地府的职称，其实这个称呼原来完全是个单纯的名词，所谓城就是城墙，所谓隍就是护城河，在没有河的地方挖沟，挖出的土方用来筑城墙，挖出的壕沟灌上水就成了护城河，那壕沟就叫做隍，城墙和护城河连到一起就叫做城隍，当初创造这个词汇大概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后来不断地给这个词汇增添含义，老百姓到庙里烧香礼拜磕头作揖，纪信也就成了神，主管鬼的事情了。其实刘邦最初的意思大概是要纪信担任这座城市的保护神，也含着不忘老战友的功劳的意思。西汉初年，中国人的鬼神观念还不像后来那样完备，关于神鬼的传说肯定还没有形成，什么牛头马面阎王小鬼阎罗殿奈何桥那是后来的事情。现在算来，纪信作府城隍庙城隍爷已经有两千两百多年了，阳世上沧海桑田朝代更替官员走马灯换了无数茬，阴间却一直是纪信稳坐钓鱼台，估计也不会有人接替他的职位了。隍庙的房子据说是明朝的建筑，清朝重修，解放后也整修过数次，两千多年来曾经多次失火，隍庙这个建制却一直没有被撤销，虽然现在隍庙这块地盘的名字叫了“第一工人俱乐部”，城隍老爷不再享受香火，老百姓却依然称这里为隍庙，说第一工人俱乐部反而没有多少人知道，说隍庙却几乎家喻户晓。
省话剧团团长张明和编剧杨晓文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从这隍庙的历史氛围里得到创作灵感，写了一部话剧《老街》，故事就发生在隍庙大门的牌楼下。后来这戏演红了这座城市，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都因为这部戏剧而得了国家的大奖。话剧团副团长朱衡是这出戏的主演，少年时代与我一起参加“革命样板戏学习班”，算是我的师弟，也在隍庙里住了许多年，不知道他扮演剧中角色刻葫芦的文人张素园的时候是否想起了当年我们在隍庙的生活。
二 临行喝妈一碗酒
一
1970年9月下旬，兰州的天气已经渐渐冷了。
那是个深秋的早晨，城隍庙大院里高大的杨树落叶满地，秋风扫着落叶刷刷作响，天色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个时分。我惦记着第二天要吹哨子叫大家起床，重任在肩，不敢懈怠，几乎一夜未眠，此时却打起了瞌睡。秋风扫落叶的沙沙声响把我从半睡半醒的梦中突然惊醒，看看枕头旁边的闹钟，指针指向四点五十分，十分钟后，闹钟将铃声大作，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听闹钟的铃声了，我提前醒来了。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不上闹钟，往往要睡过头，上了闹钟，却常常在闹钟闹响之前就醒来了，在后来的十几年里，闹钟常常和我开着这样的玩笑。
五点，闹钟响了，发脾气似的大闹特闹，上足了的发条使闹钟激动得跳个不停。我按下止闹阀，吹响了哨子。头天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讲故事说闲话到了半夜的少年们此时却一个个睡得昏昏沉沉死猪一样。哨声一响，一大殿堂的少年们都被惊醒了。
大家晕头转向地起了床，刷牙洗脸吃早饭。打好了行李，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六点多钟，管理员凯生老师通知我集合队伍，我又吹响哨子。几十个少年男女学生就在城隍庙大殿堂前的院子里排成了队伍。大家都背着行李，提着网兜，网兜里装着洗脸盆和一些杂七杂八的生活用品。这种情形在当时并不少见，火车站到乡下去的知青们也多是这种打扮。雄赳赳，气昂昂的如同开赴前线的士兵，而送他们的家长却像是一群逃难的灾民。
队伍集合好了。我拿出花名册点了名，数齐了人数，然后，带队向大门外走去。
大门外的街道上停着一辆大卡车和一辆大轿子车，我指挥大家把行李装上卡车，然后分班上了轿子车。我带着几个人就坐在卡车行李上押车，一路往火车站开去。
二
当时的兰州火车站破破烂烂像个工地，候车室是个用竹竿和席子搭起的棚子。
卡车司机比较疯狂，就先到了车站广场。等轿子车到了，我们先到的招呼大家下了车，背起行李就进了站台。
站台上，送行的家长和亲友们已经聚集在那里，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多数人流露出兴奋的表情，好像欢送自己的子弟参军一样，喜气洋洋的。而我们经过十几天的训练，已经有了纪律意识，我不下命令，谁也不敢离开队伍。就在站台上排队等候着。家长们就围在队伍的周围看着，好像被这种部队纪律的架式给镇住了。
我们这批孩子的家庭状况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家里经济状况比较好一点，父母就送来了罐头和水果之类的东西，让孩子带着在路上吃，或者拿出几块钱装进孩子的书包里，作为零花钱。而有的家庭生活极其困难，只能拿出两毛钱。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小炉子的父母就只给了他一张墨绿色的有火车图案的两毛钱毛票，并且递给他一个报纸的包包，后来知道那是一包治虱子的药。当时，我们不少人身上都有这种寄生虫，但是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讲究的是艰苦奋斗，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有虱子并不丢人，有资产阶级思想才是丑恶的。
临出发的前几天，父亲通过他的老战友给我要了一顶崭新的“的确良”的军帽，就是那种文革期间军人们戴的草绿色军帽，我自己又在处理军品的铺子里抢购到一套国防绿士兵军装。令人奇怪的是，那套军装是骑兵部队的军装，裤子是马裤，大腿部分特宽，小腿部分就像绑腿一样用扣子扣住，穿上这种军服十分的滑稽，要是不穿马靴，穿一双布鞋就更是说不出的滑稽。临行前我让母亲把裤子改了改，倒也蛮像回事，穿在身上就像一个新兵，遗憾的是上衣只有两个衣兜，不像干部军装有四个衣兜。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了那批骑兵军服是驻甘肃的骑兵部队撤销建制后的库存军需品，骑兵部队逐渐减少，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装备，所以就处理掉了。当时这套军装的价钱比买一套普通的制服要便宜，到处理军品的铺子去买这套军服时，简直像是在抢东西，人群挤得水泻不透，都是小伙子，都想搞一套军服装一装门面。当时，军装十分抢手，谁穿上一套军服，谁就是老大了，今天简直不可思议，但那时候却是社会的时尚追求。父亲还给我买了一件当时很时髦的栽绒领子的短大衣，那天的打扮可以说是焕然一新，精神面貌好极了，但是并不扎眼。我那一身装束，可谓是当时最“亮豁”的一身打扮，极其符合那个年代的审美要求。“亮豁”这个词语现在几乎已经失传了，几乎没有人使用了，那意思与今天的“靓仔”差不多。军帽里边还衬有一顶白色的衬帽，就是穆斯林常常戴在头上的那种“号帽”，讲究露出一点白边，意思与今天染黄头发差不多，也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时髦。脚下蹬着一双翻毛皮的高腰皮鞋，黄色的，是母亲在工厂做工发的劳保用品，鞋带是白色的，扎成了蝴蝶结。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写当时的装束，是因为那时候有一顶真正的军帽也可以成为笑傲江湖的资本，就可能征服别的孩子的心，我的这身装束和货真价实的的确良草绿色军帽，在一片灰色铁路帽子，垢痂色军工帽子，蓝色工人帽子当中鹤立鸡群，简直盖了帽了。虽然那时候我家的物质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可说很困难，但是我似乎从来也不认为我家是穷人，似乎从小在精神上就高人一等，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贵族吧，其实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臭美，现在不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我想我那时候就有着这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潜在的追求，却改头换面隐藏得很深，没有被发现过，反而极其恰当地满足了自己的追求，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吧。
我帮着老师和管理员组织大家上了火车。车厢里很快就热闹起来，送行的家长们好像都拥进了车厢，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而我却满心的喜悦和神圣，履行着班干部的职责，要求这个把行李放好，要求那个把脱下的臭鞋穿起来，帮着管理员清点人数，忙得不亦乐乎。那天，我没有让父母来送行，所以没有体会到离别的伤感。火车开动的时候，家长们许多人都在跟着火车跑，那时候的人们似乎还不晓得挥手致意，只是傻乎乎地跟着火车跑，直到看不见车厢里自己的孩子，看不到火车了，才依依不舍地、怅然若失地离去。
火车奔驰在铁道上，我激动的心情很久难以平静下来，趴在车窗边似乎看不够，但很快就想起了出发前开过的班会，要在火车上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就拿起笤帚扫地，拿起拖把拖地板，打来开水给大家送水，积极地与列车员套近乎，整个一个活雷锋，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也许这种在火车上扫地打开水的做法在今天已经不再时髦了，但是在那时候，却成为一种“表现好”的表现。那时候“表现好”是很高的评价，谁表现不好，就有可能成为“落后分子”，就成了帮教对象，那他就惨了。任何一种不合群的行为，都可能成为表现不好的佐证，只要被认定了，就难以翻身，就有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的可能性。由于好奇，有个同学到别的车厢里去转了转，被我发现后报告了老师，他就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极大地挫伤了他的自尊心。似乎从那时候开始，这位同学就成了“落后分子”，多少年都没有缓过劲来。在那时候，不守纪律被认为是很严重的问题。现在想来，七八十个半大小子小姑娘，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还有一个九岁的孩子叫小林子，离开父母远走他乡，带队的老师和管理员要负多大的责任，管得不严，稍有疏忽出了问题怕是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三
去银川的火车是早晨七点多钟从兰州开车的，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到达银川车站。
一路上新鲜啊，偏僻的小站，远处的村落，突然钻进的山洞，列车上的时刻表，紧急制动的轮盘，到站后的加水工，列车上的列车员，列车长的臂章，乘警的腰带和手枪，从前一个窗口泼出去的茶水又从后一个窗口飘了进来，餐车送来的盒饭，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好像没有看够，火车就到了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