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真是有缘，当年在文化系统农场里养猪的一位老先生居然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国学宿儒。一来二去，我们几个喜欢读点书的青年人与他混在了一起，夜里常常到猪圈旁边的那间屋子里听先生说文解字，《滕王阁序》便是其中篇目。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瘦小羸弱的被“管制”着接受“改造”的老先生居然是鲁迅的同乡，不但出身望族家学渊深，而且有着不凡的经历。潘天寿曾收他为入室弟子达四年之久。齐白石送给他的墨宝真迹题款称其为兄。中国舞台美术界的大师陆阳春、书法泰斗沙孟海既是他的表哥又曾为同窗。先生早在抗战时期就秘密加入地下党，曾经在重庆为金山、张瑞芳们演出的《雷雨》《屈原》做过布景。后来上了四明山打游击，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解放后在国家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工作多年。不但是一位文章书画俱佳，多才多艺满腹经纶的老先生，也是一位革命老干部。本当成为中国当代美术、戏剧、甚至文学史上留名刻姓的重要人物，不料却伴随一顶“右派”帽子从首都流放西北，多年隐姓埋名，蛰居这座城市的一个剧团写写剧本编编唱词打发时日。我们认识先生时，先生居然在农场养猪，但在那个时代，这似乎也不足为奇。与许多沦落江湖的庙堂人士一样，先生也是在“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昭雪，返回北京后在一家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机构负责戏剧理论研究工作。前几年听说先生离休后随公子移居新西兰颐养天年，不知如今尚健在否？若健在，也该是年逾八十的耄耋老人了。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当年却接受了我们这样的被认为是“吃着狼奶长大的”一代青年人。据我的一位挚友回忆，当年老先生在农场劳动，有一次一个人拉着架子车往地里送粪肥，瘦小羸弱的他无力独自将车子拉上一个山坡，正在艰难地挣扎，正好我路过，便帮了他一把。我当时并不认识先生，完全是出于从小受到学雷锋教育所形成的天性和惯性而有了这个举动，假若我知道他是被“管制”的“坏分子”，也许就是另一副面孔了，因为那时，我已经是一个青年党员并且负责剧团演员队的工作了。要知道，当年我无疑也是很“左”的，开“批判会、斗争会”也是不留情面毫不手软的。不曾想，我的这一举动，得到了老先生的认可，知道我们的良知尚未泯灭。后来先生对我的那位挚友谈起此事，尚颇有感慨。我却对这件事没有多深的印象了。可见，善良的天性使得在无意中做出的善良举动也会得到回报。①
当年，老先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却用保存多年的半部破烂不堪的《古文观止》改变了我们几个青年人的命运。当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王勃们写下的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好文章，好文章里居然有如此振聋发聩，使人心潮激荡的好句子时，我们的眼界大开。王勃二十四岁时便一挥而就千古文章，我们在此年龄却刚刚开始接触《说文解字》，连篇日记都写不通顺，王勃自然也就成了我们崇拜的偶像。青春被耽误了的我们总想着减去十岁才是人生起点，读到“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时真是觉得说到了自己心坎上。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情绪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在《滕王阁序》中都找到了回应，对王勃真有点相见恨晚，对陈先生更是感激涕零。
为改变命运，我们几个青年人头悬梁锥刺骨地学习文化，苦读典籍，把王勃的《滕王阁序》和一批古文读得烂熟，终于完成了从心仪样板戏的角色演员到崇拜祖国文化传统的转变，这种人生价值取向的转变确是非同小可，在后来实际上决定并促成了这几个青年人命运的重大转折。读好文章潜移默化了我们的兴趣关注和价值取向，人格品位和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在困境中从古文典籍和读书学习的过程中得到的启发和激励，成为我们受益终身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意义不亚于一次脱胎换骨，今天想来依然感到万幸。
学问，居然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它可以使你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也可以让你坠入阿鼻地狱受尽磨难，就看你赶上什么时代，遇到什么样的上司了。
四
那时候理解不了“落霞孤鹜、秋水长天”的美学意境，却把“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口号警句恭恭敬敬地抄在笔记本上当作人生座右铭。不料我抄在笔记本上的名言警句被单位上的一个小头目看见，汇报上去引来当时的当权者在全文化系统千人大会上的一番冷嘲热讽。那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人讲话一般都不用讲稿，往往信口开河，口无遮拦，能从西关的城门楼子说到东门上的猴子。这回讲话又从赫鲁晓夫说到了宋江。话锋一转便训斥各个剧团思想混乱、作风散漫、年轻人不安心工作不听使唤。怎么能不混乱呢？刚才还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会儿又批起了《水浒》宋江。那的确是个思想混乱到令人无所适从的年代，中国人像是有什么邪神鬼怪附了体，大脑像是被什么咒语给搞迷糊了，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振振有词说的是什么。
此公方言浓重，至今记忆犹新：“不堕青云志？你还上天呢！”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训得我差点顺着剧场的下水道钻进去。当时我心想，爷们哎，您连“坠”字都不认识，您也真够“堕落”的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你知道吗。真是无聊。
我一直难以理解，同样是有些资历的老人家，这位刚刚落实政策重新上台，却为何对一篇文章和一些青年人的上进心有着如此强烈的反感；而那位，却情愿冒着再次挨一顿“批斗”的政治风险在昏黄的灯光下为几个青年说文解字。
现在，我理解了其中奥秘。养猪的国学宿儒满腹经纶一肚子学问，一生以精神食粮为大餐，早已经看透了政治风云的潮起潮落，知道邪风浊浪迟早会退潮，争取和培养青年人成为有思想的接班人是他与生俱来的崇高责任。而这位，却只知道“北京的白面馍馍好吃得很”，一辈子都没有搞清楚该追求什么。“争夺接班人的斗争”的确是存在的。相信知道底细的熟人读到此都会发出会心一笑。我也明白了这世界上的老人有两种，一种是“好老太太好老头”，另一种则是孔子所说“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老”——本地方言这样称呼品德低下令人讨厌的上了年纪的人。
“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并不是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值得尊敬，两千年前，孔夫子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判断，所以要“以杖叩其胫”，用拐杖敲一敲这种“夷俟”“老”的小腿骨。
如今，当年拿着我们放弃刻苦练功排戏的追求，不务演员正业，反而读书学习“想上天”作典型事例，整顿剧团作风的老人家也许已经作古了，我对老人家也没有了任何的反感情绪，当年形成的怨恨情结也早已经随着时光流逝烟消云散，反而十分感激他当时的一番话更激起了我刻苦读书学习改变命运的奋斗勇气。
此时重提往事，一定会给人一种不够“厚道”的感觉。但是，我绝无借着一纸文章发泄“一箭之仇”的庸俗想法，如果真是那样，真的就十分无聊了。我不过是想说明这一代人当年“我要读书”有多么艰难，其实比高玉宝当年的“我要读书”容易不了多少。高玉宝那一代人受阶级压迫无法读书，而我们这一代人却因为思想的禁锢而无书可读。大家的少年时代都够凄凉的了。我重提往事，也是提醒自己千万不可因为“长而无述焉”而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老”而已。在那个人人都以“社论”的思想为思想的年代，在那个人人都不敢说真话的年代，那位老人家也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罢了。何况，时代的局限决定了当年他坐在主席台上如果不训斥人，几乎就没什么正经事情可干。“斗争哲学”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唯一选择。而不断地“整顿作风”、“统一思想”、动员人们投入一浪接着一浪而来的“运动”，也是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也是不能不做的事情。因此，我对当年一个坐主席台的老人家信口开河口无遮拦地训斥一个不够安分守己，一心想读书的青年人，已经完全可以理解了。我对老人家失去了一个不错的很有“前途”的青年京剧演员而“恨铁不成钢”，同时也失去了一个特意加以培养早早就入了党的青年政治骨干而怒不可遏也就完全释然了。
但我对打小报告的同龄人依然持有鄙夷之心，或许再过几年才会有所转变。
五
我们读“红宝书”从十几岁读到二十几岁，进入青年时期几乎已经形成了“语录”体思维方式，虔诚地相信在遇到困难时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可以无往而不胜，比如阿里巴巴说一声芝麻开门的咒语就能够出现奇迹，于是便以为念叨一两句名言警句就得到了人生真谛，断章摘句抄写名言背诵警句成了那时候读书学习的基本方式。能够接触到的文学读物也不过是《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之类的小说和《朝霞》《学习与批判》之类的帮派杂志。虽然我们也偷偷地读一些从印刷厂里流失出来的不准发行的《桥隆飙》《戎娥碑》之类的小说，能够把“样板戏”的台词唱腔倒背如流，但是说到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却是可怜之极的欠缺。是养猪的国学宿儒让我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思想方法和文学体系，让我们知道了怎样读书，懂得了如何欣赏美文，学会了作文如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从而培养了我们几个青年人读书学习的良好习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让我们受益终身。后来，这几个青年人都取得了大学文凭。如果不算自我夸耀的话，如今都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其中一个年龄最小的小师弟读完大学之后一路硕士、博士、博士后读过去，后来成为南方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做学问做到了“博导”如同军人授了元帅衔，已达到极品无衔可授了，真的让我引以为荣并且羡慕不已。
前几年小师弟回来探亲，我们一起聚会，酒喝高了搂着我的脖子不绝口地呼我，大师哥，大师哥，亲热得不得了。回忆起当年大师哥领着他们“评法批儒”读书学习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说他现在做“博导”是从当年“评法批儒”的大批判材料里接触到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起步的，我却愧不敢当。
青年时代崇拜至理名言，思维状况虽然简单，却绝不颓废糜烂。
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从诵读《滕王阁序》这篇文章开始的。
猪圈里半部破烂不堪的《古文观止》和一篇神采飞扬俊采星驰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成为我人生的又一个起点。
走近而立之年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文化的熏陶和知识的整合使得我的人生获得一次涅槃式的命运转折。虽然这个涅槃来得晚了一些，但毕竟发生了。
完成涅槃后的我清楚地知道，有朝一日我一定会登上滕王阁远眺，亲眼瞧瞧落霞如何与孤鹜齐飞，秋水怎样共长天一色。
六
我曾不止一次地假设，假如十七岁时到南昌有幸看到滕王阁遗址废墟，接触到了王勃的文章，得到了文化意义上的启蒙教育，我后来的命运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形呢？我一直为我醒悟得太迟而失去进入正规的全日制大学而只是读完了夜大课程而感到遗憾和惋惜。那年，当我具备了考大学的条件时却为时已晚。招生制度已经再次改革，那年考上大学的在职职工将取消原单位提供的工资待遇。当时若没有了工资我将无法生活。已经工作了将近十年的我无法放弃这份收入而只好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跻身在职教育的行列。这，成为我一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余秋雨先生在《千年庭院》一文中描述了在“二十七年前”青年时期的某一天傍晚，无意中踱入岳麓书院，从而在一座寂静的如同废墟般的庭院里忽然有了“立地成佛”式的顿悟，便得到了人生的一个“关键”，那一刻“忽然悟道得气”，犹如神灵相助，文脉气韵即时贯通，似乎就决定了他一生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生涯，这个世界就出现了一个杰出的戏剧学者和散文大家。我没有余先生那样好的运气福气和悟性。当年的余先生是以大学生的知识积累去感悟岳麓书院的。而我在十七岁时，却基本上是个心智尚未开化的蒙童。虽然曾经到达过一个同样具有深厚内涵的废墟脚下，却没有得到如同他所得到的人生启迪和文化启蒙。当余先生借着最后一抹天光走出岳麓书院时，他得到的是“一脸的安详”。而当年我离开南昌时，却仍然是一脑子茫然，甚至连“茫然”二字都谈不到，现在说那时居然有“一脑子茫然”，也许都有点高抬了自己。是的，现在我已经明白了，当你对某个事物感到“茫然”时，其实你已经开始了思考。而思考，却是人的本性和天赋的权利，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唯一会思考的动物。而三十三年前，我不但不会思考，甚至连“茫然”一下的可能性都不具备，或者说能够独立思考可以“茫然”一下的素质从小就已经被剥夺了，甚至被阉割了。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在青少年时期能够独立思考，或者说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是非常非常稀少的。我们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期转换的时候，接受到的本来意义上的文化教育显得过于薄弱了。将近十年除了大批判文章几乎没有其他书籍可读。我所掌握的团支部“红色书箱”里除了马恩著作《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单行本就只有鲁迅的《且介亭杂文》和《彷徨》等小册子了，可我们读得懂吗。这使得我们以为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不断地耳濡目染的“大批判”稿子就是一切，“两报一刊”的“社论”就是全部，“梁效”的文章就是天下所有的文章。何况，在三十年前的那些岁月里，你若敢于独立思考，进而发表个人看法，一定会给你带来许多的麻烦甚至是牢狱之祸和灭顶之灾。
若非当年文化系统农场的猪圈里还谪居着一位有学问的老人；若非我们幸运地从他那里得到了文化启蒙教育；若非猪圈里还留着半部《古文观止》和一篇《滕王阁序》，或许我也可能同样要亲身面对我们那个从“样板戏”起步的剧团灯光熄灭，曲终人散，后来被解散的尴尬残局；同样要亲自面对当年的师兄弟们已过不惑之年，却纷纷转业改行甚至下岗，个人的戏剧专业前途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的悲凉结局，以及必须重新选择和寻找人生出路的可叹命运。若非我还不算太晚地读到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样的语句，或许至今我都会对命运的捉弄依然是一脑子的“茫然”。
农场的猪圈，居然是我的“岳麓书院”。
这真的是令我万分庆幸而又长久地遗憾不已。
七
这一晃，又是二十年过去了。
现在，我终于又一次站在了赣江岸边。
物换星移，渔舟晚唱。
江水浩荡，江天茫茫，江山依旧，然而，人的心境感受却完全不同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腾蛟起凤，紫电青霜，学士词宗，将军武库——这些美仑美奂闪闪发光的词汇如霹雳闪电般一起掠过心头。
滕王阁，像在梦境中一样出现在我的眼前。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