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支岳姓宗族的祖先，就是那时从大槐树下集中出发，长途跋涉大约九百里地到晋西北苛岚县一处称为“皮后沟”的山沟里安家落户。相对于其他移民来说，我们的祖先迁移的距离并不算远。要知道，在甘肃敦煌如此遥远的地方，也有大槐树下移民的后代记述着祖先移民的故事和传说，酒泉城里至今尚存的山西会馆更是极好的实物佐证。我的祖先大约是一大家子人，皮后沟一村人曾经几乎全为岳姓。后来，其中一位迁居五寨县韩岭庄，养育了四个儿子。这四弟兄成年后各立门户，分家而居，建起东南西北四所大院，我们的祖先即是西院一支。几百年后，我的父亲来到西北安家落户，似乎是命里注定的——祖先就是“西院”嘛。当时四兄弟开荒种地，耕读发家。大约清代道光年间，四兄弟的后人们中间出了一个文进士，一个武进士。民国初年，我的祖父去省城太原求学，就住在武进士的后代开的武馆里。馆中各色人等见到我祖父，有的称“师哥”，有的称“师叔”。我的高祖和曾祖，都是嫡长子，祖父的辈份和地位，自然也就高一点——虽然他老人家只是一介书生，并不会什么武功。后来，我们四兄妹陆续考上大学，祖父和父亲都曾欣慰地说，这是“一门四进士”，恐怕与他们记忆中的“文武两进士”给家族带来的荣耀不无关系。
三
祖父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想必也是在家乡求学，似乎也只能是私塾一类的教育方式，也许那时已有新式的学堂，但清末民初的教育方式和文化氛围却不可能如同政权的更替在一夜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与教育方式的转变和过渡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祖父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必然打上深刻的封建烙印。祖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走出山沟，到省城太原求学，投考的学校称为“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此时，山西军阀阎锡山独统三晋大地，山西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连铁路的宽度都自成体系。祖父在此求学数年，据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想必灌了一脑袋的忠孝节义和礼义廉耻。毕业后回到家乡五寨县谋职。由于是师范学校毕业，便被派到宁武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去教书，这使他心理上难以接受，于是辞职后再进省城投考了“省立育才学校”。此校是阎锡山培养干部的基地，若作一类比，则相当于蒋介石的“黄埔”和毛泽东的“抗大”。几年后，祖父如愿以偿，毕业后被分派到阎锡山的军需部门专管到绥远即今之内蒙古和张家口一带采购军马的事宜，大约是差事办得不错，后被提拔委任到偏关县去做教育局长，并且得到阎锡山亲赐的一把短剑。我父亲小时候将短剑当作玩具，他记得此剑“钢口极好”，后来战乱频频，将剑藏在房梁上，最终不知去向。这使我们想起了又一句山西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而阎锡山便是五台县人，封建家乡观念使得阎锡山一般不委任外省人做地方官。祖父作为山西本土的“育才”学子，自然是任用的首选。
赠剑这种培养嫡系，笼络人心的办法，据说最初是曾国藩发明的，后来蒋介石仿效曾国藩，为黄埔学生颁发“中正剑”。阎锡山这哥们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就把日本武士道舞剑弄刀、培养精神那一套拿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加之阎老西儿又做过满清的将领，仿效曾国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祖父接过此剑，也就等于成了阎锡山的嫡系。巧的是德国法西斯崛起之后，纳粹党卫队国家领袖希姆莱也用赠短剑这种办法笼络人心加强对部属的控制，不知道是受了蒋介石的影响还是受了阎锡山的启发。被赐予短剑的人都十分固执，冥顽不化。这就可以解释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的祖父宁可在家耕田种地也不愿出山参加八路军民主政府的思想根源，他毕竟是旧时代的文人。
在偏关县教育局长任上，祖父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用今天的话说，表现不错，影响很好，大约也培养出不少人才。阎锡山为驾驭部属，也实行干部轮换制，祖父在偏关县任职两年后便轮换到了辽县（今之左权县），又两年后到了静乐县，最后在安泽县翻了船——安泽县长贩卖大烟案发，省府责成祖父调查。然而，祖父却以义气为先，徇私枉法包庇了县长，以致被撤职“诠叙”，即停职反省一年，待问题搞清楚后等候另行任用。查阅山西地图，可以看出祖父任职的地域是由最偏僻的晋西北地区向较富庶的晋东和晋南逐渐转移的，呈现出一种不断得到重用的趋势，被撤职“诠叙”一定使他很沮丧。然而祖父不甘心就此沉寂，又进太原，恰遇省府公开招考区长人选，其形式大约类似于今日之公开招考国家公务员。祖父一考又中，即被委任为繁峙县小石沟区区长，已是基层政权官员了。现旅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做美术教授的我的一位童年伙伴的父亲孙先生即是小石沟人氏，亦知晓祖父此段历史。祖父晚年移居兰州，出身黄埔军校第二十一期的孙老先生对祖父恭敬有加，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如有机会查阅县志或当年的历史档案，估计可能会查到祖父任职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大约也只能是一些只言片语，老先生毕竟没有参与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可能有什么深刻的印记。
祖父在小石沟区长这个职位上干了几年，官声颇好，深得士绅民众拥护。曾有一啸聚山林的土匪谋划袭击区公所，被当地士绅劝阻而作罢。这土匪仗着腰间两把德国造的二十响大镜面匣子枪，加之武功高强，翻墙跃脊如履平地，独来独往，打家劫舍，危害乡里，无人奈何得了，却听从了士绅们的劝说，十分耐人寻味。历史的具体情形早已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之中，故事情节也只能凭想象去丰富，但土匪作罢的原因却大有分析的必要。假若钩沉史料，倒是一部戏剧的素材。但不论怎样，当地士绅出面保护区公所，必定是祖父人格品行得到士绅民众的赞同，行政能够保护一方平安，所谓深得民心。而那个土匪终于当了汉奸，在日本人手下做了伪军警备大队长，后来又投降了八路，没过几日，又反水投入鬼子怀抱，反复无常的下场是抗战胜利后被公审枪毙。当年边区出版的《晋绥日报》曾以大号字体刊登此人“反正归来”，后又“倒戈投敌”以及被“公审枪毙”的消息。由于祖父与此人有着一段故事，所以父亲当年在部队上时曾经特别留心此人的消息，亲眼看过刊登消息的《晋绥日报》，可惜由于年代太久，忘记了此人姓名，否则，按图索骥，查找当年的报纸，倒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在祖父偏居一隅，滋润地做着土皇帝阎锡山属下的良臣顺民的年代里，南方数省的大革命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显著标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异常尖锐，非常激烈，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统治之间的阶级冲突最终以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大规模战争形式表现出来，历史教科书都是以此为主线叙述此期历史的，这条主线决定着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方向。而当时的山西地处偏僻，太行山和吕梁山像两道天然屏障，阻挡着外来力量的进入，加之内长城和雁门关，娘子关，宁武关，偏关，平型关等难以尽数的关隘遍布全省，自古易守难攻，因而民众思想偏于保守，不易接受外来思想影响，历史的发展脚步相对较为缓慢一些。山西物产丰富，地肥水美，民风淳朴，极讲信誉，尤以煤炭储藏量之大而足以自保，人民生活水平相对其他地方而言普遍较好一点。在明末清初到嘉庆道光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山西商人遍布全国，把买卖做得有声有色，山西商人开办的银行票号几乎代替了政府金融机构的职能，为山西人积累了大量财富。抗战时期根据地减租减息，我祖父居住的那个小山村为农民划定阶级成分，全村十七户人家居然找不出一户贫雇农，大家都有田地农具和牲口，都可谓小康殷实人家，大约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典型例证。
我们都知道山西民歌《走西口》，不少人却不知道“哥哥你走西口”并不是出外逃荒，而是走西口去作买卖经商赚钱——否则为什么要把“妹妹”留在家里呢？逃荒要饭的基本形式是拖儿带女的一种迁移。只“哥哥”一个人去“走西口”，说明留在家里的“妹妹”生活尚可维持。利润的丰厚和物产的富足使得山西的社会阶级关系处于较为稳定的状况，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山西阶级矛盾似乎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因而也未能动员起土地革命，不仅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在山西无立足之地，阎锡山甚至敢于发动“蒋冯阎大战”与蒋介石对抗。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地下活动也极为隐蔽。祖父在任区长时，五寨县中学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叫彭小山，因事不机密而被当局发现，意欲逮捕处置，由于他与祖父交情甚好，祖父便将他带到小石沟区公所派了一个差使，躲过一难。彭老先生后来在“文革”中因此而遭到拷打自尽身亡。当时，山西在军阀阎锡山的严密统治下，开展革命工作极为艰难，即使抗战爆发后，我党的地方工作也多是以“牺盟会”，“山西新军”，“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等名义展开的。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山西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王国，并不理会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政令，大有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意思，从而呈现一种社会局面相对较为稳定的状况，大概与祖父这样的地方官的清廉吏治多少也有点关系。
四
我的外祖父家也是当地有些名望的士绅阶层。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家中开有磨坊、油坊、缸坊，这些作坊其实就是小型的面粉加工厂、榨油厂和酿酒厂，外祖父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商业者，虽然土改的时候将我外祖父定为地主成分，但是他老人家在内心里却从来也不承认自己是个“地主疙疸”，而常常是说“吾那就是个买卖人。”
我的曾外祖父去世很早，作为家中排行老大，我外祖父在十九岁时就挑起了“总揽全局”的担子，他的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都在他的供给下读了一些书，他们完成学业后，则与其兄长分工协作，经营着这份堪称小康的家业。
日本侵华战争粉碎了他们继续发家致富的美梦。抗日战争爆发后，外祖父的弟妹陆续都加入了八路军，外祖父只能自己守着根据地的这份家产，在兵荒马乱的局势之下盼望着弟妹们早日打败日本人。他的二弟极善经营贸易，很会做买卖，加入八路军之后，被委任为晋西北边区抗日政权行署的贸易局长，驴马骡驮地为八路军筹集给养，被服粮禾，药品枪械，不一而足，奔波之余回到家里就宣传抗战，高谈阔论《论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母亲在想念她的二叔时，常常连比带划地学说这位当年的贸易局长穿着一身八路土布军装腰挎盒子枪演说的风采。“你二姥爷那革命的呀，那才叫个坚定呢。”可惜这位贸易局长在四七年土改审干中被人诬告，说他用家里的驴马骡车给八路作买卖的时候捎带了私货，挣了不少的银元，捆绑吊打要他交出来，受尽了冤屈之后解甲归田发誓从此不问政事，后来在他三弟的劝说之下才出来工作，在县上的机械厂作了几十年的厂长。像许多人一样，依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了政策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在家里养老。
我外祖父的小妹妹（即我母亲的四姑姑）也是在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里参加了八路军，后来与一位八路军出身的县委书记结为夫妇。经过了数年的浴血奋战，穿过了无数的枪林弹雨，竟然毫发无损，却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被蒋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翻了乘坐的卡车，负伤后瘫痪了好多年。解放初期在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的床上躺了三年多，生活一直不能自理。当年的八路县委书记此时已经是解放军某军的军政委，虽然调动了不少的名医为妻子治疗却无济于事，一直期待着她能够好起来却一直不能如愿，无奈之下只好另外成立一个家庭，却也没有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组织上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也就同意了这种做法，没有追究这样做是否合法。解放初期，我军高级干部的这类具体生活问题大概也算不了什么事情，何况新妻子又是我军某军种司令员，一位中将的小妹妹。
后来，我母亲的四姑要求回老家修养，组织上将她安排在太原的山西荣军疗养院休养，住疗养院的年头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经过了许多年的治疗，她老人家能够走路了，渐渐地恢复了起来，却不能够再坚持工作。腿脚虽不灵便，按我母亲的话说却是“老吱嘎”（老资格），便留在疗养院里帮着院方做点拾遗补缺的杂事，也颇有人缘。军政委后来转业到南方某省任省委副书记，解放初期也常常到疗养院探视，每年都寄来钱物不忘前妻原配的情意，这种不离不弃的关系保持了几十年。年迈之后留下话，死后要把骨灰分一半送回山西与原配前妻合葬在一起，却也是一段奇异的小说题材感人的故事。我母亲说起他们的事情，往往要加上一句“你四姑姥爷那是个有良心的，只是你四姑姥娘没福气。”老人家至今依然健在，虽然已是年近八十高龄，打起长途电话来仍然中气十足。我母亲拿起电话，话筒里传出的声音离着三步远都能听到：“二女子呀，甚时候回来看我呀！”
我外祖父的三弟（我母亲的三叔）一九四二年曾经与我的父亲同时在“晋绥边区二中”读书，后来在边区行署八路开办的银行里做出纳工作。打败日本后在解放战争中随大军南下进入四川，后来也做到了省级干部。我母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姨）也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八路，后来也嫁给了一位八路军出身的县长，我的大姨夫。解放后我的大姨夫曾经做过山西省委组织部长，而我的大姨却英年早逝，只留下我的大表姐一个孩子名叫秋生。我以为这些出身富足的前辈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日民族矛盾使然，而非阶级矛盾使然。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在阶级矛盾之外尚有民族矛盾起着重要作用。由此我对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对社会性质的分析定位的准确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