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地处祖国西部的兰州就已经被称为“新兴工业城市”，然而，那个年代的兰州城其实只是一座由无数的土坯房屋垒起来的“土城”。放眼望去，城市的基本色调灰蒙蒙一片，街道两旁低矮的房屋虽然也努力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模样，然而，裸露着黄土的大街小巷却使得这座城市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土苍苍的农村集镇。在我的记忆里，这座城市开始大规模地铺设沥青和水泥路面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八十年代初期从共青团中央来到兰州担任市长的一位领导同志提出的最得人心的口号是“让兰州城的黄土不见天”，他动员全城的老百姓搜集碎砖头铺设大街小巷的路面，这才缓解了这座城市“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的难堪局面，至今兰州人还对他的这一便民利民的举措津津乐道。在五六十年代，全城最高的建筑“西北大厦”居然是一座只有两层的小楼，只是由于坐落在山坡上而显得高大所以得名。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经常在那座大厦的院子里玩耍，总是搞得满身尘土，回家进门前的第一件事情，是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必备的“掸子”将满身的尘土拍打干净才可以进门。大人们下班回来，满院子都是用“掸子”抽打身上尘土的声音，那声音劈哩啪啦响成一片，构成了那个年代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似乎是一个寓言或者象征，那时候，我们真是“土得掉渣”。
半个世纪过去了，兰州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登上南北两山，眺望坐落在“兰州盆地”的这座城市，林立的高楼和色彩缤纷的城市建筑常常使人产生梦一般的幻觉，真不敢相信眼前这如画的景色就是我童年时代玩耍的那座土苍苍的城市。仿佛一夜之间，大片的林木和绿地覆盖了这座雄踞于黄土高坡上的城市。在繁华的市区里，几乎已经很难寻觅到哪怕是一小块露天的黄土地，曾经光秃秃的南北两山也已经苍翠欲滴。现在，兰州植树造林的绿化面积是用“千万亩”这样的计量单位来做统计的，记忆中用土坯垒起的兰州城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今天，兰州摄影家们拍摄的城市风光照片常常被误认为是香港或者是深圳的城市景观，这座城市以全新的面貌赢得了“东方曼哈顿”的美誉。
这一切，恍若隔世，这一切，像梦幻般神奇。许多年前，我们真的“很土”，“泥猴”是许多孩子共同的称呼，说来难以置信，除了隔些日子才能到公共澡堂洗洗身上的泥垢，我们经常连自己的手都洗不干净，“脖子黑得像车轴”是揶揄我们不讲卫生的又一种说法。我小时候虽然在当时这座城市里最好的小学读书，却一直改不了用衣袖擦鼻涕的习惯，而当时大多数同学也都这样处理自己的鼻涕，看看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早已经丢弃了肮脏的手绢而习惯了使用纸巾，随地吐痰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恶习。兰州几乎每一个酒店都有自己品牌的餐巾纸，人们的生活习惯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十几年前参加大会，会场里往往是烟雾腾腾，几乎所有的人们都在吞云吐雾，而现在，没有谁再好意思在集会的时候点燃一支香烟。我小时候，学校教师们普遍都使用方言教学，说普通话被讽刺为说“洋话”，而现在，普通话已经在这个城市得到极大的普及，一批又一批公务员通过了普通话测试，中央电视台好几位节目主持人都出自这个城市。我们小时候见到一个外国人，简直就像见到外星人，而现在，我的儿子虽然只有19岁，却已经可以用流利的英语在大学的课堂上与外籍教师讨论问题，乡镇企业家们也能潇洒地与外商谈判并流利地签下合作的协议。仅仅十几年前，这座城市也曾发生过哄抢花草的闹剧，而现在，百里黄河风情线花团锦簇，几百万盆鲜花摆在露天地里却不曾丢失过一草一木。八十年代初期一位歌星来到兰州，引起的轰动几乎造成了全城交通瘫痪，而到了迎接新世纪来临的那一天，我们组织10万市民在黄河两岸举行世纪庆典，整整一夜的狂欢却秩序井然，没有人丢失一只鞋子，第二天清晨打扫卫生，黄河两岸的花坛草地和公用设施全部完好无损，市民的文明素质与过去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社会在进步，城市在变化，人们的心灵在美化，市民的行为准则在潜移默化中悄悄地改变，与国际惯例接轨已经不是一句空话。兰州人用半个世纪的时间抖落了一身尘土，也抖落了曾经闭塞贫瘠的土地带给人们的种种落后愚昧观念的羁绊，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正在中国西部迅速崛起。兰州人抖落的不仅仅是一身尘土，兰州人抖落的其实是几千年来困扰这个民族的一切陈旧的观念。一切可以触摸到的变化其实都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切日新月异的进步其实都是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神话般的改变，我们的今天和昨天相比，真的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明天必将是更加崭新的天地。
——这是说道义市长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举措。这篇文章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我对王道义市长的崇敬、佩服和爱戴。有思想的人，的确能改变并推动社会发展的脚步。
三
道义市长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举措。一是抓戏，二是修房子。
他到任后不久，就到文化局来视察，现在称为调研。在座谈会上，道义市长就给文化局田本君局长出了两个题目。第一，修复孝友街原“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旧址，建设一个“八办”纪念馆，市上拨经费。第二，以“八办”革命斗争历史为题材，创作一部戏剧，搞得好，市上拨经费。于是，道义市长从北京请来了伍修权和王定国故地重游，积极促成这两个课题的落实。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市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和社会文化科科长，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两个课题的落实工作，尽管，我当时的工作角色和社会地位并不足以对这两个课题的落实产生什么重要影响，但是，我亲眼目睹了这两件影响了兰州文物工作和戏剧创作以及整个文化事业发展进程的重要事件的发展过程，并且几乎是零距离地在其中做了不少具体的协调组织落实工作，在我的工作笔记中，也记录着关于《热血》创作讨论会和修复“八办”的许多资料，这就不再赘言了。但是，我认为，这两个课题的落实，毫无疑问带动了兰州文化事业的全面进步，兰州文化事业在新时期的全面发展，其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起步的。所谓“打破沉闷局面”，这两个课题就是突破口。
1985年春天，当由青年京剧团创作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热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首长做汇报演出的时候，我就坐在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老人身后的那排座位上。
那时，王定国老人身体状况很好，我们尊敬地称呼她“王老”，或者是“王妈妈”。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到东黄城根她家的那所院子里去办各种事情。错过了开饭时间，就在她家的厨房里找点东西吃。比如，电饭锅里剩下的一点米饭和厨柜里找出的半瓶辣酱，一包榨菜等等。演出的时候，王老几乎场场必到。看戏的时候眼睛里往往闪烁着异样的光彩，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战斗生活过的古城兰州。这时候，我刚刚从艺术科调到局办公室担任了副主任兼局党组和田局长的秘书，随同剧团进京，做些演出活动的联络协调和新闻宣传工作，常常要到家里去接她，或者跟着田局长在剧场门口迎接她，几乎天天都要见到这位革命老人。作为局长的随从秘书，将老人引领到剧场休息室和观众席座位上，上楼下楼很自然地搀扶老人一把，上车下车时为老人开车门带路，记录老人的谈话以便整理简报材料和新闻稿，是那些天里我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此，兰州文艺界与这位革命老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兰州所有进京的文化活动，都得到了这位精神矍铄，不知疲倦的老人家的悉心关照。我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知道王老的关心和支持，对兰州文艺事业的大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京剧《热血》也成为继《南天柱》之后，由兰州的文艺家创作并演出的一部重要戏剧作品，在兰州文艺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重要一笔，称之为里程碑、新高峰，也绝不是溢美之词。
四
《热血》的进京，使得兰州文艺界进一步开阔了眼界，看到了自身所蕴含的潜能，增强了全面开创文艺事业新局面的信心。兰州文艺界知道了自己能够有所作为。创作出叫得响的好作品，并非是一个遥远到不可企及的神话。然而，后来的神话却不是我们那个剧团所能够创造的了。《热血》这出戏用尽了青年京剧团的最后一把力气，这最后的一搏终于使得她寿终正寝了。返回兰州后不久，作了三两场汇报演出，便被束之高阁，虽然成为兰州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精彩记录，剧团却再也没有像样的演出活动可言了。这虽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我必须指出，我在这里提到这部戏，只是为了给我的叙述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和时间坐标，《热血》的排演与剧团的垮台并无任何关系，反而让剧团出现了一次新的辉煌，当然，说这是一次灿烂的回光返照也并无不可。特此说明，以免造成误会。
《热血》之后，剧团实际上已经迷失了发展方向。继续创作演出现代戏剧吧，似乎已经力不从心。缺失了上级领导部门的全力支持，自己是蹦跶不了多高的。你看当时文化局领导已经明确提出，文化局的眼睛不能老盯着几个专业剧团，要搞大文化建设，文化局的工作重点要逐渐转向社会文化和群众文化工作。剧团搞传统戏吧，演员们又缺少坚实的戏曲基本功，回炉锻造怕是也来不及了。大家都二十多岁了，人人举手投足都是一身的现代京剧“样板戏范儿”，演传统戏你就是怎么使劲，“也不是这里的事儿”。那就只好“跟风”排练热门戏，后来又学演了现代戏《弹吉他的姑娘》和由川剧改编的荒诞剧《潘金莲》。原剧都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创新戏，青年京剧团学演，当然也很受欢迎，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剧团日渐衰落的命运。
我说过，这个剧团演不了传统戏，就是勉强排练出来几个折子戏或者全本戏，甚至是连台本戏，上座率也不是很高。剧场的空空荡荡是剧团最难以忍受的场面。于是，剧团积极响应文化部当时的“改革”号召，企图另找出路。当时文艺团体的运作模式仍然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剧团也习惯了做什么事情都按照红头文件办事，积极落实文件精神。在那个阶段，文化部有一个“文艺改革精神”被炒得很热，那就是，远离本土的剧种，在同一地区原则上只保留一个剧团，甚至还传出了省级以下的地方剧团“生死由之”的改革精神。当时在省城兰州，省市文化部门所属有两个京剧团，看起来，市上的青年京剧团根基太浅，底子太薄，演戏几乎没人看了，想必是那个“生死由之”不再保留的倒霉蛋。于是，大家都在想，既然市级京剧团被撤销看起来是一个必然，与其被动地等待被撤销的结果，不如早做打算，另寻出路。于是，在关于剧团实行“双轨制”改革精神指导下，便决定转变剧团业务发展方向，尝试做演出经纪人，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走向市场”，从而“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那时候，著名演员和大腕歌星走穴渐成规模，邀请几个明星到兰州来演出，在体育馆举行大型演唱会，似乎大有市场。剧团便提出改变业务发展方向的改革设想，并将改编为演出经纪公司的改革方案送到我的手中。我那时担任局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全局各科室的政务协调，各个科室的文件都由我审阅修改后送局长或副局长审定签字，然后由我安排打字室打印发出。我提出的意见虽然“成事”不一定很足，但拆台“败事”绝对有余，我说几句话还能起点作用，剧团便积极争取我支持改编为演出公司的这个构想。我将剧团上报的改革方案签好请局长阅示的意见后送到局长办公桌上，局长又批回我的办公桌上，让我整理准备会议材料，提交局务会研究。我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构思，剧团，太熟悉舞台和演出的组织程序了，弄几个明星大腕来凑一台演出，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当局长问我的想法时，我表示了赞同。很快，青年京剧团就挂出了演出公司的招牌。一部分演职人员还有些装台打灯光调音响推销入场券接待演员的事情可干，另一部分没事的就回家“歇菜”了。
以改革的名义，一切都在急剧变化。
不久，就陆续请来了费翔等等演艺界明星。然而费翔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不但将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给点着了①，也将我们剧团的死亡之火点着了。谁都不会料到，改编为演出公司这最后的一击，终于将剧团送进了坟墓。虽然距离最后的终结还有些时日可待，却已经走上了歧途。前面已经是万丈深渊，却没有人能看到那一步。我不是神仙，当然也看不到那一步。何况当时剧团与我的关系已经从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转变为可以分开的上下级关系了，剧团的前途确实用不着我操什么心，我已经没有必要发表更多的意见说什么多余的话了，所以，我并不特别在意这辆战车开向何方，咸吃萝卜淡操心并不明智。演出公司搞得红红火火，明星大腕们成群结队接二连三地被请到兰州来亮相，简直是门庭若市，一票难求，我只能按照组织程序和职务要求办事，支持演出公司尽量搞得好一点，真是不可胡乱插嘴了。
那两年，一些人在忙着请明星来兰走穴。其他人没有了演出活动和演出机会，大家乐得清闲，自己回家带孩子正求之不得呢。于是就没几个人再练功了，也没有人再研究表演艺术了，练功厅里空空荡荡，剧团一下子就散了架子。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也就知道了。十几年刻苦磨练，用青春岁月换来的那点表演技艺和戏曲功夫到此为止，大部分人的艺术追求终于付之东流。
谁都想不到，随着明星走穴热度的渐渐降温，大腕们也都来过兰州了，老百姓的新鲜劲儿也过去了，演出经纪人这买卖渐渐就不好做了。演出公司也就渐渐走下坡路，日渐萧条了。
辉煌之后必是寂寞，越是辉煌，便越是寂寞，这是一条铁定的规律。十六岁的时候，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我就已经体验到了并且懂得了这个道理。而现在，我已经完全具备了阐释这个道理的语言能力和文字修养，因此，这种切身的感受更加刻骨铭心了。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