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广州之行这一路之上我与田局长可说是结成了忘年之交，到后来几乎无话不谈。老人家父亲般的慈祥和关怀让人无比温暖，离开他的身边我真有点依依不舍的深情。但是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也确实由不得自己挑肥拣瘦。至于什么正科级副科级，我却也并没有过于放在心上。那时候，大多数机关干部对自己的行政级别并不是特别关心，就是局长也不过每月挣百十来块钱，工资差距不是很悬殊，大家的级别观念也就不那么强烈。什么“正科副科”那是后来才被人们关注的说法。我后来在机关里见到一些小年轻，做个见习的办事员都不够格，连个简单的“会议通知”都写得丢三拉四语句不通，却成天念叨什么正科副科主任科员。别说九斤老太看不惯，就是八两的老头也会有意见。
当时，我虽然干了不到两年的办公室工作，却已经习惯了，一切了如指掌驾轻就熟习惯成了自然，去社文科当科长能怎么样确实还不大好说，不免就有些犹犹豫豫。
现在想来，田局长真是为我着想。自己得心应手的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兼自己的秘书，就这样放走了，想必是需要下点决心的。老干部知道青年人该怎样培养，让这孩子多一些经历想必是前途无量。虽不敢奢望他将来出将入相，却也该扶持他健康地茁壮成长。写到这里心弦震颤，不禁泪流满面，深深怀念当年如父亲般慈祥的老局长。命中贵人马科长将我简拔于江湖草莽之中，田局长又将我送上一个新的台阶，看着我从此走向一片更广阔的人生天地和事业疆场。人的一生能够遇到几位这样的好人，真是三生有幸，感恩戴德，永世难忘。
二
不对，错了。在这里，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使用小说的构思方法来讲述故事了。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其实田局长带着我从广州返回后，不到半年时间就于1987年4月调任人大常委会文化与学习委员会专职常委。我去社文科当科长是一年之后的事情。
看过那架七零八落的飞机之后，我还在办公室当了一年多的副主任，伺候着两位新来的局长又过了有一年多。我被调整到社文科工作，是1988年5月3日的事情，这在我的《工作日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但在此之前的3月份，我就知道了内部决策的消息。
3月中旬到4月初，新来的陈德副局长带着我去西南和广东考察了将近一个月，这一路上不但深入了解考察了各地的文化市场发展建设和稽查管理情况，并且游山玩水顺便过了把《长江夜航》的瘾，同时也与陈德副局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此行返回后，我也写了份文化市场考察报告。
看来我是把两次去广州考察的重点都是文化市场这两件同样性质的事情给搞混了。
这就提醒诸位，“回忆录”是多么的靠不住。感情往往会干扰记忆，并且会毫不客气地，不讲道理地歪曲事实真相。有时候，自己编的故事连自己都深信不疑了。因此，回忆录必须有原始资料作为佐证才可信。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线索联系如果在逻辑上过于严密，反而很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恰恰我有两大本记载得十分详细的《工作日志》作为这段文字的佐证，纠正了我的文学描写。但是我仍然舍不得删去对田局长的感激。如果他的局长继续当下去，这个故事一定是充满了人间真情的符合小说构思逻辑的美好的故事。然而，事实却恰恰不是这样的一个好故事。而那个不大好的故事的内幕我已经回忆了起来，也就不必细说了。
那么，说“对以后好”这句高僧偈语的人，应该是郭勤局长还是陈德副局长？或者是我后来的顶头上司梁新副局长？还是我跑到人大常委会去找田局长咨询的时候他说的话？反正有人说过这句话。田常委当时还说，实在不行，就到“人大”来吧。所以，我写给田局长的那一段充满了感激之情的话，同时也可以送给郭勤局长、陈德副局长和梁新副局长，他们都是我难忘的上司。
三
1988年5月，第二次去南方考察返回后不久，局党组就正式通知任命我担任社文科科长，调整到社文科主持工作。
社会文化科是个大科，管的事情之多，工作范围的局面之广，那真是太空警察管得够宽了。工作职责总的来说有四个方面：
一、分管“三馆”工作，即图书馆，博物馆和群众艺术馆。二、负责联系县区和基层社会文化工作。三、负责电影公司工作。四、负责刚刚兴起的文化市场管理，重点工作是“扫黄打非”收缴非法出版物，整顿舞厅经营秩序。
当时，文化局机关设六个科室：办公室，政治处，艺术科，剧目创作研究室，社会文化科和电影管理科。社文科同时还挂着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和文物事业管理处两块牌子。局党组决定我当科长时，也同时决定将电影科改建为演出公司，电影科的职能则合并到社文科。社文科这四项职能，几乎包括了文化局工作职能的一大半。你看，办公室负责政务事务财务后勤，艺术科管理剧团，剧目室研究剧本，政治处负责劳资人事。剩下的事情，全归了我管。当然，我上头还有分管副局长，就是顶头上司梁新副局长。
如果说在局办公室我的事情大多是起草文件，安排会议，伺候局长，做好协调工作就可以了的话。那么，到了社文科，就是我运筹帷幄，跃马扬鞭，上窜下跳，驰骋疆场，出尽风头的一片天地了。
四项职能的细则和我当年做的工作不可能一件一件细说，提纲挈领也就差强人意了：
图书馆工作。国家早就建立了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办法。照本宣科按制度办事日常工作运行很正常，事情就不太多。抽时间去看看书库，查查账本，听听汇报，翻翻材料，统计一下读者借阅率，审批几百本下架报废的图书目录，然后检查检查防火防盗防潮设施也就过得去了。
博物馆工作。当时正在修建“八办”纪念馆，那就差不多天天都得去工地视察一番，督战一回。骑着自行车路过大门口也要进去看看。等修好了，将当年在“八办”工作过的革命前辈伍修权和王定国老人从北京接来，举行了开馆仪式也就没什么事情了。另外就是不断地催促博物馆建立和完善文物藏品帐册。这个工作做了好几年，到我离开时终于算是搞完了。总帐和分类帐一式两份送社文科保存一份，博物馆保存一份。
抓群艺馆工作就是搞活动，比如从馆里借调出几个人来，到社文科帮助组织“黄河之夏音乐会”，协调一下春节“社火进城”之类的活动。对我来说，把握这种活计并不困难，在剧团工作十几年早已经掌握了组织演出活动的各种规律，摸透了全部演职人员都有着不可遏制的自我表现欲望的底牌，煽风点火因势利导恩威并施表扬与批评相结合，弄得参加活动的表演队和带队的基层文化干部都争先恐后，跃跃欲试，生怕自己的队伍被“刷掉”，或者拿不到一等奖，那回去可就没法子向自己的书记和区长县长交代。后来，组织这种活动几乎就成了小菜一碟。深思熟虑之后趴在桌子上写好活动方案，调兵遣将布置了各自的任务，亲自把握几个关键环节，在容易发生问题的关键点上自己出面协调指导，高屋建瓴，运筹帏幄，指挥若定，真是一派大将风度。当年萧何治理国家采用的办法和招数，也不过是在没有发迹之前替人家张罗着办丧事的那几刷子。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我是真不怕抽调来的人多，却往往觉得人手不够。闹一场社火随随便便就有几十个人在我的指挥协调下忙来忙去，这还不能算上公安警卫交通大队特勤中队那个公安系统。当然总指挥永远是市上领导挂帅，副总指挥永远是局里领导担当，可要是离了我这个“参谋长”的角色充当他们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总指挥他们绝对一筹莫展，不免抓瞎。当然我说的只是这个“角色”，而不是“我”。我走之后人家不是照样搞得很好。我只是想说从1986年起到2001年一共16年，每年的春节期间我都在为社火进城而忙活，就是后来到宣传部工作，每年的社火进城活动方案也没有离开我的那支笔。市政府有位领导同志就说我是“事随人走”，“小岳走到哪里都在闹社火”。
四
闹社火，真的不是很难。难就难在当时的群艺馆领导班子不够团结，几位负责人各有高招。说他们剑拔弩张、视若寇仇、水火不容无疑是人格诽谤，说他们团结不好，不够和睦，却半点也不夸张。唱歌跳舞的认为写字画画的不干工作尽干私活；写字画画的却认为你那两把刷子不够给我擦鞋的资格。领导班子换来调去成了走马灯，谁也没办法治好这些大哥大姐婶子大爷们的毛病。这个烂摊子似乎是谁去了都收拾不起来。
于是，我就给梁新副局长出了一个“馊招”也是高招，把他们分开不就完了吗。
美术书法家们闻讯而动，这就有了建设一个美术馆的要求和动议。
局领导觉得兰州也该有个美术馆，可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就不能叫什么馆，那就叫兰州书画院吧。我这就执笔起草报告，协调编制，排出名单，前前后后折腾了有一年多。可是编委不给增添一个编制。最终却同意采用变通折衷的办法，使用群艺馆的现有编制，将事业编制一劈两半。劈出来的这一半人员编制，用来挂画院的牌子。两家分开办公，互不干涉，各干各的事情，最终建成了兰州画院。至今两家相安无事。
当年，不少人都想分到画院这边端一碗饭，于是就有人捧着字画条幅来找我打探消息，想走走后门好求个心里踏实。我当然守口如瓶不露声色。最后大家却都如愿以偿。我亲笔排进名单里的书画家，有好几位老先生现在已经退休，见着我依然客客气气，亲亲热热，老朋友一般。不幸也有作古去世的。送给我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行书条幅至今仍然保存在我的书橱中。后来我请哥们写写画画，有的人自我感觉良好就名家大师般的扭扭捏捏，居然跟我摆起了著名书画家的谱，就忘了当时为了吃上画院这一碗饭的低三下四。也让我尝了尝世态的炎凉，品了品人情的冷暖。
虽说如此，画院后来却是新人辈出蒸蒸日上。群艺馆后来却依然举步维艰。坎坎坷坷的道路走得可说是一路颠簸，一路风尘，磕磕绊绊，步履踉跄。从我当社文科科长的那时候起，这说起来也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也算得上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了，群艺馆的婶子大娘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举报告状，互相揭短，满腹委屈，哭天抹泪，明枪暗箭，“砍大板儿砖”，不一而足。乌眼鸡似的恨不能将闹矛盾的对方置于死地，“文革”遗风余音绕梁居然二十年阴魂不散，真是奇迹。后来官司都折腾到宣传部我那张文教处长的办公桌上去了，我也真是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个单位，一个集体，若是酝酿出某种不好的风气并且继续传宗接代，最终形成并且固定凝结为一种风格特色和“光荣传统”，那可真是要命的事情。
直到前两年在文化局主持下，群艺馆从社会上公开招聘了一位看上去很能干的馆长之后，看起来这才算是好了点。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确实不免就有了点讽刺人的意思，可是群艺馆这池塘里的水究竟有多深，还真得走着瞧。我当然对外来的和尚没有任何成见，敢来庙里云游挂单的师傅往往是高僧，现在我与这位大和尚也是好朋友。可是二十多年了这池子水里就长不出一条大一点的鱼，也恰恰说明了这水塘里真的缺氧。确实很难。
上面说的这几项职能的落实，真的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着就办了。其实我那几年下功夫最大，投入精力最多的是文化市场建设和“扫黄打非”工作方面的事情，那就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来叙述一下吧。
八 “扫黄打非”战犹酣
一
严格说来，兰州文化市场的蓬勃兴起，始于1986年6月全市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之后。虽然此前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过剧团排练厅和餐馆牛肉面馆开办舞会的情况，但是，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展开的那个阶段，这些舞会歌厅都被勒令取缔了。
1984年，我刚到文化局艺术科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带着由歌舞团几位歌唱演员组成的音乐普及小分队到处讲解黄色音乐和革命歌曲的区别。演讲的主题和逻辑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怎能与《国际歌》相提并论，李谷一怎么能把歌曲《乡恋》唱成那种味道，用那种软绵绵甜兮兮的调子，怎么能“歌唱祖国”；《何日君再来》那是抗战时期在沦陷区孤岛大上海流行的颓废亡国之音，热衷于听这种靡靡之音怎么能建设好四个现代化。兰州大学团委书记帮着我的小分队组织讲座，就在我当时在夜大上课的阶梯教室里召集了一大群学生来听讲。兰州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戴老师能把《歌唱祖国》分析得头头是道，精辟入微，却总也说不明白邓丽君究竟怎么了，李谷一的《乡恋》为什么不好。
看起来听讲座的大学生们也大不以为然。
1979年我们去北京演出《南天柱》，小师弟老疙瘩不知从哪里弄来个日本的三洋“煤砖”录音机，天天抱在怀里播放刚刚传入大陆的盗版磁带，邓丽君缠缠绵绵地“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等待，快赶走爱的寂寞……那一天，你对我说，你永远地爱着我……”我照样听得如醉如痴，如同三伏天喝了调蜜汁的冰镇甘霖，现在却要说她的不好，我也是糊里糊涂莫名其妙。
歌厅舞会不准再办，音乐茶座倒是可以保留，青年京剧团排练厅的门楣上，就挂出了一块黑匾，“音乐茶座”四个大字用金粉描了，倒像是个百年老店，可以听听音乐却不准跳舞，名为音乐茶座却从来就没卖过一壶茶水，倒是常常在夜里十一点以后挂羊头卖狗肉地放着音乐偷偷跳它一场交谊舞，就像是革命党开展飞行集会搞地下斗争。
二
1986年6月召开全市群众文化工作会议，选了个搞得好的音乐茶座召开现场会，本意是要推广正规管理的音乐茶座，文化局领导和部分会议代表被邀请到五泉山下的“蓓蕾音乐茶座”去感受感受。那里布设着十几张折叠桌倒是干干净净，茶客们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秩序井然，规规矩矩听着音乐品尝铁观音碧螺春茉莉花茶，首开兰州电声乐队先河的“蓓蕾音乐茶座”“地包天乐队”弹起电子琴，颤颤巍巍悠扬荡漾的音乐效果让代表们觉得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