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2日，西岔鼓队以“中国·兰州太平鼓队”的名义在亚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兰州交接仪式上正式亮相。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支鼓队与他们过去司空见惯的太平鼓大不相同了。从鼓手的服饰，打鼓的身法，表演的阵法，鼓桶的形制，等等各个方面，全都焕然一新，这座城市为之震撼，农民兄弟更是兴高采烈，激昂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
但是，领导同志却从中看出了问题。确实，这支鼓队如此光彩照人，有些干部不免也有点得意忘形了。
你看，在小范围的简短的工作总结会上，振军副市长已经开始打预防针了。他对有关领导干部和主要工作人员，包括我一共是七个人，讲了以下的话。
鼓队进京是好事。好事要办好。训练鼓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县上投入了半年时间，社员作出大贡献。财政困难，市政府常务会定钱十分痛快。
要做到，一、领导满意；二、老同志满意；三、群众满意。在此形势下，只能把好事办到底。气可鼓，不可泄。我要问，听到赞扬声怎么办？
需要注意：一、团结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团结：市、县、乡、村。纵向之间团结要注意。层次越多，越要服从统一指挥、调动，从大局出发，都是代表兰州市的。如果有什么意见造成影响，回来都不好交代。二、一定要强调统一。农民内部团结要做工作，出问题要认真研究。不可能不出矛盾。责任要明确，我去也不可能直接管。市上梁新，县上卓清，从头到尾负责，回来交任务。梁、卓总负责。有什么问题就从内部解决，有意见摆在桌面上，经常协调。业务上许导演协调。实际（情况）公开化，事情公开化。财务统一，要有明细帐，记账清楚。回来有专题报告，在北京就搞好。第三、农民的教育要加强，北京打热了，不能松气，及时开会做工作。完满带去，带回。打出兰州风格、水平、精神面貌，“四化”干劲，不论在任何地方打，都要打好。农民对北京要有正确的思想准备，要用精神感动上帝。第四，有关方面协调，与北京密云，市上驻京办，要起作用。扩大范围造舆论。要定期开会。敲打。
农民要发扬雷锋精神。不动人家的东西。
工作人员要各负其责。谁出问题，谁负责。不要没人管。游览要组织好，安全要保证。医生要去一个，保证健康。
关键，大局，团结，维护兰州声誉。
农民队伍乡长负责。服装道具要单另保存（保管好），要爱惜，以后还有活动。
保证打好11场，还可以扩大，多打。出发时，市上领导送行。
好事好好办，好事要办好。再次强调，团结友谊等等几个问题。
小旗子改得好，起指挥作用，但不突出它。
中午，在聚餐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欢送鼓队进京的大会上，他对鼓队讲话说：
一、到北京，将远远超过现在的宣传效果，代表兰州，弘扬兰州精神，增强知名度，有意义。
二、通过今天表演，可以看到，确实打出了水平，打出了风格，完全可以代表兰州参加亚运会。乡上同志责任重大。进京后还要付出巨大艰苦努力。希望在座各位，包括领导同志，进一步建立亚运意识，兰州意识，每个人都代表兰州人民，不是西岔、铧尖，观念上要牢牢树立，在北京展示西北农民的风采，干四化的干劲，精益求精，打出水平。去北京和在兰州不一样，有许多想不到。有新鲜的需要吸收，也可能遇到困难问题，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以打鼓为主，也允许利用空闲时间有组织地游览。一切行动听指挥，严密的纪律。一个班子来办。要注意，人生地不熟。
三、为了圆满完成任务，要切实注意安全。北京交通（状况复杂）要超过兰州，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预防疾病，带医生，尽职尽责。
另外，100人都要圆满完成任务，完成市委、府交给的光荣艰巨任务。要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太平鼓精神。一切为了兰州人民的声誉，打出水平，打出精神，冲天的革命干劲。县上要开一系列的会，完善规章制度。临行时，领导给大家壮行。
当时，我只顾了埋头记录市长的讲话，并没有更多地思考他讲话的弦外之音。十六年之后的现在，我翻开笔记本录入市长的讲话，回过头来思考，却发现这其中的确是有问题的。你看，第二天，九月三日星期一：
梁新副局长决定，节目单删去编辑、设计、撰稿、摄影署名，改“兰州太平鼓队办公室编”。因印厂已经开印。未能改。
很明显，节目单上印了我们几个人的名字，文字部分我还使用了笔名，就已经有人吃醋了。那时候，我浑然不觉这究竟有什么不妥。
九月四日星期二
从省体委群体处领100个纪念证书，送皋兰86个。
大概是火炬传递的纪念品吧，记不清楚了。86个，是鼓队表演队的成员人数。
9月5日，下午，在皋兰县一中操场上，县上举行了欢送大会。我记得，县委书记振家向副县长重琥授了那面鼓队的队旗，重琥又授给了汤斌。县长杨祖铭讲话致词，鼓队表演了进京表演的阵法，县上两万多老百姓参加大会并观看了表演。大会之后，市县有关人员召开了碰头会，决定了几项具体事情，其中一项是拟定鼓队队员守则和工作人员章程，这又是我的事情。我至今为自己起草的这两个材料洋洋得意。
中国·兰州太平鼓队
赴亚运会演出队队员注意事项
守纪律 讲文明 要团结 有礼貌
卫生好 保安全 警惕高 不酗酒
1.守纪律。服从命令，遵守规章，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擅自行动，外出请假，三人以上同行。不得独自离开驻地外出。
2.讲文明。说话和气有礼貌，在驻地及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乘坐公共汽车上车及时买票；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烟头杂物，损坏公物照价赔偿。
3.要团结。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有意见向领导及时反映，反对自由主义。
4.有礼貌。在京遇到街头聚众现象不围观，不插话，不逗留。对外宾不好奇，不围观，不指指点点。外宾问话、记者采访要不卑不亢，大大方方予以答复，保持国格、人格。未经允许，不接受别人赠送的礼品。
5.卫生好。仪表要整洁，勤洗浴，勤换衣。保持队服、演出服整洁干净。保持驻地及演出场地卫生。防止疾病、保证健康。
6.保安全。保管好个人的行李物品，服装道具。个人外出要携带身份证件，遇到军警检查要主动配合；记住驻地电话号码，有特殊情况及时报告。集体外出要跟紧队伍，乘坐专车要按顺序就座，不要随意调换座位和所乘车辆，以免掉队。游览参观后要按时返回集合地点。登山临水要注意安全，不去危险的地方，不要在公园湖中划船。上街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在任何地方都不准翻跃栏杆。
7.警惕高。离开驻地要锁门；上车前下车后要检查个人携带的物品是否齐全有无异物，如有发现要及时报告，不可随意处置。参观、演出时不准带包。
8.不酗酒。演出前不准饮酒，就餐和会餐饮酒不准猜拳，不准在驻地和公共场所聚集饮酒。
中国·兰州太平鼓队办公室
1990年9月10日
你看，这简直是一部教材了。县上召开欢送大会这天，我曾随口问几位鼓手，有谁去过北京。没想到他们当中，仅有一个人去过一次西安，其他人连兰州城都很少去，有的甚至连火车都没有坐过。我做的这个“抽样调查”提醒我，不做这样详细的说明和提醒是不行的。
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有着6年工龄的青年演员了，要说到了北京找不着北那是夸张了，但是不会乘坐北京的公共电汽车却一点都不夸张。102路电车倒104路，再倒108路，再倒76路汽车，还没有到地方，却已经换车换得人晕头转向了。这群几乎没有出过远门的“生虎子”初次进北京，不提醒并教给他们一些常识，怕是不行的。当然，后来的岁月里，玩太平鼓的农民兄弟们走遍了大江南北，见过了更多的场面，喝过了更多的蛋汤，终于熟能生巧，当然不再需要这样具体详细的规章了。但是，那一年，是1989后的第一年，1989年6月期间，北京发生过什么事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参观和演出不许带包，主动配合军警检查，这两条规定，打下了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的深刻烙印。
欢送大会召开之后，一切就绪，就等着拿到火车票，启程上路了。
二
9月9日，确定了铁路局随行的两位处长的名单，我与两位进行了短暂的会晤。记下了他们的姓名职务年龄和联系方式。9月11日，先遣小组出发去京。燕文、占玉、郑敏三人先行一步，任务是打好前站，安排鼓队到京后接站食宿等一应事务。同时，我打电话与火车站联系好了车票。
15日，取122次101张硬卧，4个软卧。
车站计划室，出口东，童馥主任（女）
车上餐费，20元／人。97张硬卧，找高卫国站长。
九月十三日星期四
到兰州站，与高卫国副站长接洽进京车票。
车站已接到路局通知，安排97个硬卧。4个软卧，共101张票。9月15日下午，由车站派人送到市文化局群文处，以表示对亚运，对太平鼓的支持。
这时，“群文科”已经改称“群文处”了，换了点汤，没换药，我也从“岳科长”变成了“岳处长”，却依然是科级干部。车站确实按时将全部车票送来了，来送票的兰林女士是火车站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图书报刊是她的公司经营业务的一个方面，我带着文化治安队清缴非法出版物的时候，就与她是老熟人了。我原以为火车站送票是尽义务，就欣然答应了。高站长说得很动听，表达对亚运会，对太平鼓的支持，潜台词不就是要尽义务嘛。我那么忙，又没有专用的车辆，不是乘公共汽车去，就得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拿票，还得多跑一趟，站长答应送票来，是好事情，何乐不为呢。但是，没想到兰林女士把票交到我的手上后，说按照车站的规定，每张票要收取三两元钱的手续费，并且已经开好了发票，记不清具体数字了，记得这就收了大概是两三百元的送票费。1990年的两三百元，不是个小数目。当时我有点措手不及，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理由，也就通知局财务处如数拨付了这笔送票手续款。县上的副书记不是想免费坐火车吗？连送票费都不免。铁路局是好玩的地方吗？
9月17日是鼓队出发的日子。上午一大早，我又亲自带着两辆大轿子车前往西岔铧尖村，去接鼓队。中午，村上送行的午餐是酱油醋汤面片子，我胡乱吸溜了一碗，吃了个煮熟的洋芋蛋，与乡上的张书记拍了张照片合影留念，这就拿出花名册点名，组织鼓队上车出发。
没想到，有一位不在鼓队名单里的老人家也要跟着鼓队去北京，老人家特意穿了一身崭新的黑色咔叽布中山装，提着一个人造革的黑色手提包，戴着一顶蓝色解放帽，赖在车门上说什么也不下来。我知道这是个棘手的事情，自己就没有亲自上前劝阻，只是告诉乡上的干部，这位老人家不在鼓队名单里，要去北京，这不可能。后来怎么解决的，倒记不清楚了。但是，既然是写文章，就可以演绎一下。第一种结果，是老人家就此罢休，恋恋不舍地望着汽车开动。第二种情况是，老人家是个德高望重的“社火头”，在村上辈分很高，属于太爷辈的老祖宗，很有些社会地位，就是乡上的干部也不能轻易招惹他，我于是也无奈，只好让他上了车，跟着鼓队到了兰州，最后是市上领导发了话，才劝阻住了老人家。当然还有第三种演绎故事，老人家终于随鼓队到了北京，就此产生了一个流传在这个村子上的传奇佳话。但这第三种演绎故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车票怎么解决？上了火车睡在何处？到了北京的食宿问题怎么解决？老人家在鼓队里什么身份等等，这都是逻辑漏洞。因此，这第三种故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时候，从西岔到兰州来，不像今天高速公路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那时，道路状况不很好，两辆大轿子车在路上晃悠了两个多小时，比拖拉机也快不了多少。
下午5点多，终于来到兰州火车站。市上领导在车站送行，市委书记和市长两个“一把手”都来了，并且在列队整齐的鼓队面前讲了话。
晚上的饭吃的是什么，忘了。
傍晚7∶00，122次特快列车汽笛长鸣，向首都进发。
三
在火车上，又临时布置给我任务，起草在京新闻发布会的领导讲话材料。别人都在打扑克磕瓜子闲聊天，我就趴在一桶太平鼓的鼓面上，三下五除二完成了稿子。
《工作日志》记载：九月十八日，在车上，为张学忠副省长拟新闻发布提纲。
9月19日星期三清晨6点多，鼓队到达北京站。
九月下旬的北京，秋高气爽，天蓝云白，金风飒飒，令人心旷神怡。
凯撒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
我也说，我来了，我经历了，我知道了。
农民兄弟们陆续下了车，在站台上东张西望，等乡上的干部整理好队伍，我就举起小喇叭发出口令，这就带着鼓队通过地道出站。
北京站，我来过很多次了，轻车熟路。
北京站的工作人员看见这么一支穿着统一服装，背着大鼓浩浩荡荡涌来的队伍，还以为我们是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团体，不免就有三分礼遇。但是验票出站时，还是一张张数清楚了我拿着的那一大摞火车票，一个一个地点清了人数，一张车票都不少，一个人都不多，这才放行，让鼓队鱼贯出站。
100多人的车票，下了车都要收回报销结账，将来一张一张收回来，不但很麻烦，而且容易出错，少一张就得由我垫上那几十元票钱。要动脑子，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临行前，我将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车票发给了个人。对鼓队，我采取的办法是，将我原来使用的废弃了的社文科长的名片裁剪成小卡片，一张一张写上卧铺号码，发给乡上的干部，由他们将号码发到队员手中。上了车，农民兄弟们按照拿到的卡片上的号码去找自己的卧铺。我与列车员接洽，让她知道这是一个有车票的进京团体就行了，也没有按照惯例换什么卧铺牌子，我简单，她也不再麻烦。这样，表演团的八十多张车票全攥在我手里。
那时候，火车票还是那种硬纸板制作的小卡片，八十多张车票摞在一起，用一根猴皮筋扎起来，差不多有半条香烟那么大的体积了。八十多张有价证券，如果弄丢了，那就是一颗炸弹，我当时两年的工资也赔不起。这颗炸弹就那样一直装在我的旅行箱里。从北京回来后报销算总帐，把这堆车票交到财务上，这才算是把这颗炸弹的引信给拆了。就这，还有一位县上的干部返回兰州两个多月后才把他的那张车票交回来，弄得财务处天天催我，少一张车票谁负责，搞得我是哭笑不得。
进兰州站的时候，当然没有问题。市上领导前来送行，宣传部文教处早就联系好了贵宾休息室，市上领导们在那里等候鼓队的到来，铁路局李局长和赵良副局长带着车站李站长高站长和铁路上其他负责人也都在那里与领导们寒暄。鼓队一到车站广场，车站就打开贵宾通道，我带着鼓队排着整齐的队伍集体进站。虽说没有夹道欢迎的人群和追星族的粉丝，场面不够热烈壮观，可是，后来张艺谋踩着红地毯出席金鸡奖颁奖仪式的感觉，大概也不过如此了吧。张大导演在珠穆朗玛观风景，我这个小人物在皋兰山上找感觉，他的眼前风景如画，我的感觉同样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