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然发现，两行泪水已经挂在我的脸颊上，寒风吹过，有点凉。
据说，降旗仪式每月逢一、逢十或节日才有这样大的阵势。在诗和文学的意义上，降旗仪式不像升旗仪式那样，可以引伸出许多文学想象和诗的寓意。但是，寻找一个好的角度，仍然可以写出好文章来，这在理论上是可以说得通的。
广场上，有人放飞了一个很大的蜈蚣风筝，又带着一只鹰。一群一群的小麻雀也飞落在广场上叽叽喳喳跳来跳去。
六
就兰州筹备举办鼓舞邀请赛而言，我们在北京的联络协调工作很有成效。返回兰州没几天，申路副部长就让我打电话给文化局长，说1月8日刘炳午书记前往北京参加由兰州电视艺术中心制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艰难的抉择》研讨会，同时协调办节的有关事宜，请文化部门派人一同前往。
一周后，刘书记和申路副部长返回兰州。申路告诉我，他们在北京与正在筹备成立中国丝绸之路学会的负责人杨海波主任取得联系，丝路协会对这个节会大感兴趣，名称已经确定为“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由中国丝绸之路学会和兰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亲笔为丝路节题写了名称，已经成为国家级的节会活动了。并要我立即草拟给省上的请示报告，同时要求我，将需要省上解决的十几个问题一一列出，做成文件上报省政府批示。我立即起草完成了这一系列文件方案。可以说，丝路节筹备前期产生的各种文件报告全部由我执笔完成。十几天后，部长告诉我，派我参加市政府代表团前往云南昆明观摩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汲取云南办节经验，为兰州办好丝路节作准备。
1992年2月15日，我与市委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和其他三位同志一行五人前往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市上领导同志会合，全程观摩了由文化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同行的三人中有经委副主任孙霖川先生、市政府接待处副处长徐希望先生和城关区委副书记王秀兰女士。细心的读者或许还记得，这部文稿的前面，在描写我的童年时代小学生活的段落里，我写道，少先队“大队长后来当了区委书记”，这正是王秀兰女士。没想到，几十年后我和她在丝路节上重逢的时候，我们却相互都不认识了。后来，在母校西北新村小学举行校庆活动时，我们都被邀请参加，看到介绍材料，算一算在校时间，我才发现王女士就是当年的少先队大队长。这让我感到人生真是太奇妙了。
就考察昆明艺术节办节的组织工作而言，其实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东西，那些日子，云南组委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忙得焦头烂额，哪里有闲工夫接待什么考察团呢。我们不过是感受了一下中国艺术节的氛围，得到了一些感性认识而已。不过是看了几场戏，喝了几场酒，游山玩水拍了几张照片而已。兰州的节会如何策划该怎么办，还得靠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
从昆明返回之后，市上决定由市政府马琦明副秘书长牵头，组成先期筹备小组，抽调了我和市政府文教处长康新老兄为第一批仅有的两个工作人员，开始进入筹备工作。
于是，我成为最初提出办节策划思路，第一个进驻组委会，最后一个离开滨河饭店，在高层次上参与了组委会办节决策和指挥协调工作全过程的唯一的一个工作人员。至今，我仍然为我在青年时代有了这样一段经历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和康新先是骑着自行车到处找地方，为组委会挑选一个办公的地点。跑了好几个地方后，在滨河路发现了滨河饭店是一个理想的场所。这个饭店坐落在滨河路上黄河岸边，四通八达，地点适中，交通方便，房间里没有设卫生间，装修得朴素大方，房间因此显得宽敞明亮，十分适宜组委会工作。于是，便租下了最初的四个房间，立即展开筹备活动。等到丝路节开幕时，整座楼都成了组委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七
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是兰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群众文化活动，就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和几近狂热的热情而言，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规模群众文化活动。就我自己而言，参与丝路节办节工作，也是截至目前我一生中投入精力最大，忘我精神最强的一次工作经历。
这一年，我38岁，却像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小伙子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着。
最初的工作是在组委会秘书处综合组起草各种文件材料讲话报告。虽然叫“综合组”，起初其实只有两个人，我和从市政府秘书处抽调来的我的夜大学同学德强兄就是这两个人，我们执笔起草了组委会成立初期的全部材料，这其中，包括了丝路节总体活动方案，市长书记们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给省上的汇报，活动简报等等上百件文稿，并且审阅修改了各个部门的几十件方案计划，每一个方案都要以组委会文件的形式批复发文，甚至，连接受赞助的公告都由我执笔写成。最有意思的是，市委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的“我宣布，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开幕”这样一句话，都是我执笔写成了稿子送到打字室用大号字打印在8K的粉红色请柬纸上，由秘书送到书记手上使用的。
在文件起草写作中，我开动脑筋，创造出不少好的提法，比如，振军副市长要在动员驻兰大中型企业提供赞助的动员会上讲话，我就写道：正是由于驻兰大中型企业的存在，才使得兰州有了新兴工业城市的美誉。振军副市长在审阅讲话稿时指着这行文字对我说，这个“米汤”灌得好，他们不好意思不赞助。那一阶段我们写材料，真是写得天昏地暗、废寝忘食，简直成了书写机器。我参加了组委会几乎所有的高层次的讨论会研究会，即便是省长召集会议，我也无一例外地坐在那里听讲话做记录，虽然作为随从秘书，在那些会议上我都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可以同市长书记讲我的意见和想法，或者干脆就在起草文件时将自己的想法写进去，从而实现自己的意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丝路节的整体框架和各种细节在我心里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因而，起草各种文件得心应手，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只要写出来就行了。这些文件，最终被归纳到我参与编写的《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大全》这部集子里。在大约一百万字的文稿中，我执笔的组委会文件大约有五分之一，几乎占全部文件的20％
在丝路节组委会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尤其是临近开幕的那十几天里，一切事情都集中到组委会秘书处来请示汇报，每一件事情都要通过我们请示领导决策后，再由我们起草文件发文处理。我们几个“笔杆子”真是忙得焦头烂额，不亦乐乎。那些日子，滨河饭店简直就像攻占冬宫前夜的斯莫尔尼宫，人们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紧张和疲惫的倦容，似乎是在进行着一场决定兰州命运的大决战，那真是热情洋溢、激情澎湃、忘乎所以。9月3日至10日的这一个星期里，我几乎没有合眼，每天都要忙到深夜四五点钟，过度的兴奋搞得人神经高度紧张，就是躺下也瞪着眼睛想事情干脆就睡不着，往往是刚刚迷糊过去天就亮了，下面的人们就开始吵吵嚷嚷、热热闹闹地来办事情了。那几天，真是感受到了“累死人了”这句话的含义。所幸我那时候虽然在年龄上正值壮年，然而身强力壮的状态就是一般的青年人也难以比肩，我当时精力充沛体质极好，在剧团当演员时练出的那副强壮的身板真是没有亏待我，否则，连续一个星期不睡觉，真要被累垮了。
当各种活动方案的案头文字工作基本上完成之后，各个部门就按照方案制定的任务展开了实际的操作。文案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节会的组织协调工作就上升为主要矛盾，其中，策划好各种证件和票据的结构设计和发放工作，是决定观众组织工作和各项协调工作是否井然有序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许是上级领导看到了我在起草关于票证结构设计的文件时所表现出的内行素质和精明强干的工作能力，组委会就顺水推舟任命我担任了票证组组长。既然看上去你很懂行，那就由你来负责做这件事情吧。从证件票样的设计开始，一直到印制发放便都由我来负责了。我带着两个人，立即投入编制方案和设计制作的工作。丝路节组委会和各部门几乎套用了市政府的结构体系和运作系统，上上下下共有一千多名工作人员，每人都要配发一个工作证。近千辆大小车辆投入使用，每辆车都要有一个通行证，而且还要根据不同的活动和地点，设计并发出不同用途和不同级别的十几种车辆通行证。节会开幕后，有三十多个表演艺术团体从全国各地来到兰州，在十几个剧场里将演出上百场剧节目，需要设计制作并发出十万多张戏票。开幕式有两万多位来宾和兰州群众参加活动观看演出，包括彩排一共表演两次，就要发出去四万多张入场券。闭幕式有五千余人入场，包括连排彩排一共演出三场，要发出去一万五千张入场券。稍稍想一想算一算就可以知道需要发出多少份证件和票据。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但是在当时，我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此前二十年里，我与戏票电影票打交道打得太多了，在文化局工作时，常常要分发各种电影票戏票，每场一千张左右，也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这一次不就是数字大了一些吗，然而规律一定是相同的。于是，就趴在桌子上先列出项目，计算出了数字，提出证件票据的美术设计构思，让美术设计人员画出彩色图样，送到印刷厂印出来，锁在铁皮柜子里等着发出去就完了。
然而，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简单，问题却不是出在我这里，而是上级一直定不下来分票的办法和数字。起先，组委会计划将戏票和开幕式闭幕式的入场券有价售出，以便回笼一些资金，后来又临时决定免费发放。但是，那些日子里组委会的领导们忙得一塌糊涂，居然没有人来对我提出的分票方案和发放入场券的建议意见表态决策。我虽然不断地催促上面赶快批准我作出的分票方案，预感到再不决策就要出大事了，戏票发不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却也不敢擅自作出什么决定，将那些戏票随随便便送了人。一直等到火烧眉毛了，上边才增派了几个人来发票，可是已经迟了。据说，有两场戏的戏票，一张都没有来得及发出去，结果造成了本地某剧团在开演时剧场里没有一位观众入场的尴尬局面。这使得我“受了水”。据说，我后来的升迁确实受到了这件事情的影响，这很像太平鼓去北京在地坛的误场事故，本来不是我的责任，却让我不明不白地承担了后果，受了委屈。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却从来没有人因为戏票没有及时发出去而说过我什么。然而组委会的不少核心工作人员后来几乎都升了职，重新安排了更高一级的按世俗标准看起来是“好”一些的工作岗位，唯独我原地踏步了将近十年。当时，市长书记在组委会工作人员开会时表示，将在办节活动中考验从各个部门抽调来的人员，提出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口号激励大家。我却体会到了“统帅举棋不定，累死下面三军”的真正意义，我大概就是那“三军”之一。有的人几乎什么都不做，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悠哉游哉地跑去洗头刮脸蒸桑拿，就因为会作秀而成了“能者上”，我这里忙得连胡子都没时间刮，蓬头垢面累了个半死倒成了“庸者下”。幸亏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要是真枪实弹地攻城略地，我可能就成了炮灰了。
作为票证组长，我掌握的二十几万张各种票证，需要一张一张数出来点清楚发下去，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那时候，作为一个科级干部，我依然习惯于做具体工作，即便是当了“组长”也仍然事必躬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二十多万张票证，几乎每一张上面都留下了我的指纹。我带的三个“兵”也累得半死。他们是，军分区政治协理员苟汉文上尉，描画了票样的书画家安黎明先生，为了保护票证安全而特意增派的公安战士李小荣同志。
虽然我对前来领票的拥挤场面早有预料，将一张桌子堵在了办公室的门口，但是，集中领票的那几天，人们还是将桌子挤塌了。
当这些票证全部发出去之后，我们几乎都累瘫了。
开幕式隆重举行那天，我和安黎明先生居然都没有精力和兴趣到现场去观看了。躺在滨河饭店办公室里那组破破烂烂的人造革旧沙发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啃着安老兄特意买来的一只烧鸡，提心吊胆地观看电视里的现场直播。当看到现场观众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并没有出现拥挤不堪的混乱场面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开幕式入场券的设计和发放，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我对现场布局和容纳人数的设计与计算很准确。
丝路节开幕式在东方红广场举行，是一个行进中的游行式大型文艺表演。为了容纳更多的观众，现场除了在原有的主席台和观礼台安排来宾和观众就座观看之外，还在主席台对面南侧的广场上修建了一座临时看台，在广场主席台东西两侧道路的南北两边人行道上划出了两百多米的地段，摆放了两千个小方凳，组织群众凭入场券入场观看。在广场延伸出的道路两旁，还组织了将近十万人集体观看。过去，在广场上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地组织过观众凭票各就各位参加活动。在设计理念上，两万多张入场券，每一张都对应着广场上的一个座席和座标点。每一位观众都要凭着拿到的那张入场券找到自己的位置。入场券的区域划分必须设计得十分科学合理，观众拿到入场券后就可以按图索骥找到自己的座席，否则就会造成混乱。问题是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根本没有任何先例和经验可以借鉴，想一想头都大了。但是，我似乎是十分轻松地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也许得益于我对剧场观众席布局的熟悉和我观看了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彩排的经验。或许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说过，我在少年时代就有着很强的方位感。我曾经将我居住的大院的平面图画在一张电影海报的背面，拿着一杆红蓝铅笔在图上勾勾画画，想象着如何指挥小伙伴们“玩打仗”。现在，我将广场的平面图画出来，为每一个区域命名。比如，北台东区B座第四排，南台西区1号门A座第一排，等等，等等。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很正常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划分会场区域，这谁都做得了。是的，当哥伦布把鸡蛋竖立在桌面上之后，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在哥伦布之前，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面面相觑的难题。可以说，我对广场观众席布局的心中有数，除了公安警卫部门，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当然，其他人也没有必要熟悉到这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