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们所受的教育来看，鲁迅早年受进化论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对不合理的东西总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做人和作文中常以批判的态度出现的重要原因。而胡适则受美国民主思想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权利、态度。虽然不一定愿意，但从内心深处而言，他是很顾及对方的。由于个人性格和所受教育的不同，周、胡二人在面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和运用的手段就不同。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推而广之，从家庭来看社会。许多人认为鲁迅更激进，更坚决，或者说更革命，而胡适则更为和缓、中庸，或者说更善于妥协。鲁迅要把人世间一切丑恶的东西都批倒，从而开出一片光明的天地来，而胡适则常常在认识到丑恶的同时，考虑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其中还具有的积极的意义。这诸种不同不仅造成了他们个人生活的不同，也使他们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他们在同一出发点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当然，仅就婚姻而言，我们还须看到当事者的另一方面，即朱安和江冬秀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朱安是一个典型的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的女性。虽然从个人品格来说，我们对朱安没有太多的挑剔，但从做人的原则而言，她没有自主意识，不能积极地理解或者说融入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中。她对鲁迅的关心只能是吃、穿等生活琐事上的关心，而不是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在这方面，她与鲁迅就如同隔着楚河汉界一样，永远难以跨越、沟通。在被鲁迅拒绝后，她始终只是鲁迅的一个稀里糊涂的看客。她不理解鲁迅，就如同她不理解那个正在激烈地变革的时代一样。
因此，她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同样也是时代的悲剧，特别是被时代所抛弃的悲剧。江冬秀则是一个初步确立了个人自主意识的女性。她积极地接近自己未来的丈夫，比如放脚、读书。虽然脚已不再是天足，没有高深的学养，但毕竟在一个世纪前就顶着重重压力放了脚，而且初通文墨。和胡适结婚后，她对胡的帮助、理解也日见加深，并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对胡适产生影响。比如她不赞成胡适做官，而支持他做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学者。在自己的利益，主要是家庭利益发生危机时，胡夫人是勇于抗争的。她以抗争来维护自己作为人妻的权利和地位。在这方面，她可谓十分勇敢，而且不择手段，不顾情面，不分场合，不看对象。在这样强硬的对手面前，软弱的胡博士不失败也是不可能的。
17、半世辉煌--对胡适的一种理解
在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化史中，胡适当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之所以重要，我想首先是因为对新文学不遗余力的提倡。不过，这“重要”虽然不容否定，但其意义也仅仅局限在胡氏在北大任教的那些日子里。到了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胡适被任命为国民党的驻美大使，以利用他这位着名学者在美国的影响来帮助中国抗战。虽然胡适曾在许多场合表示自己并不愿意出任政府官员，但事实是不管他是否愿意，是真不愿意还是假不愿意，他在这个十分特殊的时刻，因为特殊的原因而脱离了学界。这对国家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但对胡适个人来说，正是他“辉煌”之时结束的重要转折。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胡适虽然时不时地要回台湾讲学，参加总统选举，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流落在大洋彼岸、异国他乡的“寓公”。他很关心政治，政治也很关心他。但这种关心总是给人一种缺乏成就感的感觉，反而常常有使胡适心有所伤的意味。他也想重新回到学术，但是学术也与他相距甚远。除了考据《水经注》，以实现他“整理国故”的愿望外，还有就是写了一本《丁文江的传记》。这些作品当然都很不错，但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那种影响相比，可就是天地之别了。
事实上，晚年的胡适颇有许多凄凉之态。他在自己视为“第二故乡”的美国生活得并不如意。首先是他没有正当的职业。虽然也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任了两年所谓的馆长，但这也正如他晚年入门弟子唐德刚所言，仅是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即使如此，也在期满之后被校方客气地辞退，全然不顾胡氏是在中国开一代新风的划时代人物。没有了正当的职业，也就是没有了固定的收入。且不说这收入是多还是少。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就只好依靠自己一点有限的积蓄和养老金来维持度日了。他再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动不动就买一栋小洋楼，或者买一串院子来住，然后又雇上几个佣人。他在美国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的公寓甚至连他的一间书房都没有。请佣人自然是不用说，连想也不用想，他必须和自己的夫人亲自去下厨，做家中的杂务。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就是胡老先生的经济“渐入绝境”。所以他曾多次对唐告诫说，人在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看来确是经验之谈，肺腑之言。胡的这种状况在他滞美期间，以至于返台之后都没有得到改善。
胡适是不谈政治的。他踌躇满志地从美国回到北京大学做教授，就声称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为此还和自己的好友李大钊进行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历史也和胡适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当他恪守自己“不谈政治”的信条时，似乎政治也没有忘了他。胡适不仅在文化、学术上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而且在政治上也留下了不能回避的影响。试想，后人谈五四运动，又怎么能把他胡老先生放在一边不搭不理呢？可是一旦他步入政治，关心政治，甚至想在“政治”上做出一些什么的时候，政治却对他有些爱答不理。有的时候简直就在和他老人家开“政治的玩笑”。比如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期间，台湾国民党“总统”进行换届选举。蒋介石本来已连任两届，按当时所谓“临时条款”规定，不能连任第三届“总统”。但蒋介石还想连任下去，只好修改“临时条款”。
而胡适却是非常反对这样做的。他觉得这样做违反了民主，为后来的人起了个十分坏的头。因而他不仅反对修改“临时条款”，也同样反对蒋介石连任。可笑的是在“国民大会”上，胡适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且在这次会上，蒋再次连选连任。这样也就可以说，是在他这位“主席”主持下，蒋才连任的。又比如胡适是反共的。一九五二年，他曾从美国返回台湾讲学，并且“突击作反共宣传”。一九五四年又作《“司徒雷登回忆录”导言》，要求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他的反共，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其思想在大陆受到批判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是在台湾，在他极力拥护的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下，胡适也受到了围剿。不懂政治的“政治活动家”胡适终于被政治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晚年的胡适正如唐德刚所言，“不但对动口的小政治有兴趣，他对动手的小政治也有兴趣”。遗憾的是，“大的政治运动他既鼓吹不起；小的政治改革他也策动不来”。政治对于胡适就是如此这般尴尬。
没有经济地位，连稳定的收入也没有；政治上又不得志，那么胡适能不能重新回到学术呢？一般地来看，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读书，没有离开学问。但事实是那时的胡适在学术上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他的半部哲学史终其生也没有完成。从做大使以后，他的学术成果除了两部言论时论集外，能提的只有一部重评石头记。学术成就的沉寂，原因很多。比如经济状况不好，没有合适的研究条件，也没有足够的经费；但心不在焉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热衷于政治，然而政治并不热衷于他；想远离政治，政治却又像狗皮膏药，一旦沾上就难以揭下来。
不谈政治的胡适终于在政治的谈论中终其一生。当然，就胡适自己的治学方法来说，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胡适成名太早，所谓“暴得大名”，而他自己又十分的“爱惜羽毛”，注重名声。因此不敢越早年已成观点的“雷池”半步，不能让人从他的言论中找到前后不同的地方。这当然大大地限制了他的思想。另外胡适强调没有十分的证据就不能说十分的话，只能大胆地怀疑，而不能大胆地得出结论。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好说，可求证难得。所以唐德刚说，“胡先生为什么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呢？此事说来也不难理解。胡氏治学的态度原是最严谨的。成了大名之后，众目所视，那就使他益发小心。等到他搞中古哲学史时--尤其是佛教史--他不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他就不敢动笔。但是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谈何容易？一个神会和尚已够他忙了一辈子！”要求要得到十分之十证据的结论恐怕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胡适被自己的盛名和学术规则所局限，造成了他学术上的大不幸。
从表面来看，后半生的胡适也是风光得很。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研究院院长”、“国民大会”代表，名声显赫，非同一般。但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没法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那个北大教授相比。胡适的影响是那个时代建立的，他的历史地位也是那时确立的。而后来的胡适只不过是“北大教授”光圈的延伸、放大。胡适的确是一个“半世辉煌”的典型代表。
18、学问就是学问--读朱洪《胡适与韦莲司》
最近，关于胡适先生的出版物多了起来。各种胡适的着作，或者有关胡适的研究专着陆陆续续和读者见面。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洪所着的《胡适与韦莲司》即是其中的一种。关于胡适与韦莲司近半个世纪的情爱纠葛，对我们了解二十世纪，特别是胡适这代人的思想情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它是中西文化在二十世纪之初交流碰撞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因而研究这一文化现象自然很有意义。但就朱洪先生的大作而言，我以为还有一些不敢苟同之处。
首先是该书的体例。是学术性的研究专着？还是文学性的虚构作品？说它是学术专着，但多有虚构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而且缺少对人物和事件的理性分析。说它是文学作品，却又处处按照史料来构思行文，缺少文学性的描写和表达。比如它写人物对话，且不说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说了那样的话，单是作者照搬胡适在二十世纪之初日记中所写的半文不白的句子就让人感到十分的别扭。现举一例。作者写胡适与韦莲司女士在湖边散步，讨论“狂狷”的问题。韦莲司竟然说：“如有意为狂，其狂也不足取。”下面接着写两人来到离湖滨数里远的山村小道上，韦女士竟问胡适：“近日来过此地？”如果不知韦女士为谁，我们还以为在读明清的章回小说，或者林纾翻译的外国名着。如果知道韦女士为出身美国大学教授之家，自己又是现代派美术的积极实践者，竟然操着一口半文不白的“中国话”与中国未来的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对话，内心的那种反感、别扭可就不能不“油然而生”了。不过这还算小节。毕竟在胡适的日记中还能找到一点“依据”。谁让胡适先生在写日记时不考虑将来有人要写这样的着作呢？在朱洪先生的大作中还有这样的描写：“看着眼前来自异国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韦莲司春心荡漾……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挽住了胡适的脖子……尤其在今天，在一个偷吃人生禁果的特殊气氛下，韦莲司似乎闻到了奔放的原始气息，仿佛她是猎人，胡适是猎物。她感到热血沸腾、情绪亢奋，萌发了将两人的朋友关系、性吸引还原为性的实用性的强烈要求愿望，不假思索地提出了在胡适看来违背‘礼仪’的要求。”
这是一段充满了比较丰富的想象的“描写”。虽然比较笨拙，比较露骨，不那么“文学”。但我们可以明白，是韦女士激情难忍，向胡适表示了主动。而我们未来的胡博士确实是深得中华文明的真传，做到了“坐怀不乱”、“非礼勿动”。但这件事的依据是什么呢？在胡适的留学日记中写到了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在纽约参观美术院，次日即二十三日下午与韦莲司回到了韦的宿舍相聚，后胡适返猗色佳。几天后，韦莲司给胡适写来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谈男女交际之礼。这一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成为胡、韦关系史中的一个焦点。
那就是他们在一起到底说了些什么？有没有谈到婚嫁之类的问题？如果谈到的话，是谁先提出？是谁拒绝了谁？这一系列的问题成为后世学人的一个“结”。博学多才如夏志清，了解胡适如唐德刚者也难下定论，只能是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做一种“推断性”的判断，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只提到了这件事，而没有说更多更为详细的内容。可见，要说清这么复杂的诸多问题，不用说旁证，连孤证也没有。当事人既然无言，后辈人怎可乱说？朱洪先生在过了大约有一个世纪之久后，怎么能知道狂狷的韦女士“春心荡漾”、“情不自禁”，“闻到了奔放的原始气息”，去“挽住了胡适的脖子”？也许胡适在日记中回避了关键性情节，也许本来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只不过是人们想让发生点什么，或者纯粹就是庸人自扰罢了。
在朱洪先生的大作的第一章第一节中写道：“一九一四年六月八日，一个夏日的星期一，胡适访问康乃尔大学地质学韦莲司教授的次女。”
查胡适留学日记，六月八日条为“第一次访女生宿舍”。其中写到了他对女子陶冶人之性情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并说“吾在此四年，所识大学女生无算，而终不往访之。吾四年未尝入Sage College（女子宿舍）访女友，时以自夸，至今思之，但足以自悔耳。今夜始往访一女子，拟来年常为之。”可以看出，胡适是去女生宿舍访问。而当时韦莲司在纽约学美术，胡适怎么能去访？即使韦不在纽约而在猗色佳，也应该住在自己的家中，怎么又可能住在康乃尔大学的女生宿舍之中？而事实上，根据胡适留学日记，胡是在一九一四年的十月二十日才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韦莲司女士的。也就是说，直到这时，韦才引起胡的注意。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在此时才开始来往的。而胡适的日记在出版前经过了胡的整理，并告诉韦，凡提及韦莲司处，皆用“韦莲司”或“C.W”，以与其他的同姓者区别。那么，六月八日胡适往女生宿舍拜访的是谁，恐怕就我们的问题来说，已显得不太重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女生绝不是韦莲司女士。
朱洪先生研究胡适，自然对胡之做人治学多有了解。胡先生说，做学问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谓假设，就是要打破陈规，富于创造。而这学问上的创造离不开想象。但是想象的落实还必须建立在“小心求证”上。没有扎扎实实的证据，就要得出结论，只顾假设的痛快，而不管求证的艰难，恐怕还不是做学问的正道。学问就是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