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朝廷的角度而论，假若国力强盛、兵强马壮、同仇敌忾、战无不胜，哪个皇上会乐意偏安一隅呢？当时情势，却是连偏安也只能勉强偏安。幸好金国侵占北方，义军蜂起，侵略者始终不得安宁；金国内部争权夺利，内耗严重；它的后方更有蒙古民族虎视眈眈，形成压力。否则，南宋小朝廷又怎能苟延残喘。举个也许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当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穷途末路的南京政府有什么奈何？它的各级将领中岂无几个死硬抵抗的角色，却如螳臂挡车，丝毫于大局无助了。
岳飞精忠，精忠在那样一个时代，精忠于那样一个朝廷，岂不悲哉！岳飞最后被秦桧杀掉，风波亭上演出千古奇冤一大悲剧。韩世忠去问秦桧，岳飞何罪？
“莫须有”三字答复令人切齿千载。韩世忠却是没有去问天子高宗，他是不具备上朝资格，还是没有胆量面君？不得而知。就常情而论，宰相秦桧权倾当时，却也未曾到敢于擅杀大臣的地步。杀岳飞无疑是朝廷的决策、天子的主张。“莫须有”三字，秦桧在支吾其词，或者有难言之隐。后来，岳飞被杀一案在高宗驾崩新君即位后得以昭雪平反。岳飞被追封岳武穆王，秦桧夫妇则被铸成铁像永远跪在岳飞墓前。
对此，后人议论纷纷。较有见地者，认为秦桧故是罪有应得，却也是代人受过。皇上要杀岳飞，即便秦桧抗命也无济于事，直指宋高宗乃是元凶。但分析高宗杀岳飞的心理，说是假如岳飞打到黄龙府，迎还二圣，高宗就有做不成皇上的危险。这种分析未免孩子气了。一朝天子，如能收复失地，迎还二圣，雄才大略，谁还能有力量黜罢他？二圣不再坐井观天吞腥食膻，已是大幸，多半无心也无力再登龙位了。
所以，高宗杀岳飞，必有更重要的缘故。岳飞能替他收复失地，打败强敌金国，他偏要杀岳飞除非他发了疯。岳飞多半是兵权太重、声誉日隆，朝廷有难以控驭的担忧了。从高宗乃祖赵匡胤始，赵家天子的祖传秘诀不就是削弱藩镇、控制兵权吗？
岳飞效忠的不幸是这样的朝廷。更为不幸的是历来判断忠奸的唯一标准并非忠于国事，而是忠于唯我独尊的天子，即便这家伙是个混账王八蛋。从这样的标准出发，秦桧倒是忠实地执行了天子的最高指示，天子挥手我前进，天子指示我照办，实在不好说他是奸臣。至少，宋高宗不会说他不忠。相比之下，岳飞却是十二道金牌方才召回，倒有些违抗圣命蔑视朝廷了。岳飞到底“精忠报国”，未敢拥兵自重直捣黄龙，乖乖回京述职，终于被害了。恭听圣命，束手就戮，岳飞以父子性命换取了忠臣的身后之名。而通观中国历史，十有八九的忠臣是因了皇上的杀头灭族方才名彪青史。这究竟是悲剧呢，还是闹剧？是跳加官呢，还是滑稽戏？
少年时读《红楼梦》，对贾宝玉的一段言论大有疑惑。那看似傻呵呵的宝二爷说：文死谏，武死战，都是胡闹。当时觉得，这真是惊人之论！文臣武将，忠于王事之极致不过文臣冒死谏争、武将为国捐躯，大忠大义、大节大烈，怎么能说是胡闹呢？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血腥洗礼，耻长一把年纪，终于理解贾宝玉亦即曹雪芹的言外之意了。
伴君如伴虎，伺候君王不到头，老百姓的大白话实在微言大义。岳飞精忠，落得什么下场！假如他只在岳家庄读书种田，何至于被害惨死。但那样岳飞也就不成其为岳飞了。为国为民，为理想为正义，天地间确乎有比身家性命更有价值的东西。遗憾的是，精忠未必能报国。何况，“临危一死报君王”，诸多诤臣烈士所要报答者不过是天子，所图者不过是青史留名。即便存心是要报效国家，也必须通过效忠君王才能实现。在朕即国家的条件下，这个“朕”足够混账，这时“文死谏、武死战”，不就是胡闹吗？
然而，假如我们处在岳飞的境况，又能怎么样呢？
岳飞被害，千百年来老百姓痛恨的是秦桧。如此而已。
它年如有机会参观岳王墓，我肯定不会无聊到向秦桧铸像吐口水。
杀人魔王张献忠
据说是歌颂农民起义的《水浒》中，有多处英雄好汉杀人吃人的描写。宋江几乎被矮脚虎开膛挖心去下酒，李逵则确乎生吃过李鬼的肉。女英雄也不孬，母夜叉孙二娘开的是黑店，实行一条龙全面服务。遇到有钱财的客官，首先蒙汗药麻翻，其次夺了银子，然后杀人灭口，末了尸体也不浪费剁成馅儿做了人肉包子还要卖钱。女豪杰的这般行径并非什么人的造谣诬陷，却是打虎英雄武松亲自经历予以识破。至于武松自杀嫂开戒之后，杀人也再不手软，鸳鸯楼不分良莠杀人一十五口，而且敢作敢当公然于现场血字留名“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水浒》原作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回避描写梁山好汉杀人吃人，倒是要把这一干好汉的野蛮凶残写足写尽；而这样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凶徒竟然在“忠义”
的旗帜下被宋江收勒服帖，甘心接受朝廷招安，然后替天子去镇压别的强盗。有人自称是什么研究《水浒》的专家，硬讲这部书是歌颂农民起义造反精神，不知是伪装傻瓜还是心怀叵测。
至于十多年来《水浒》数度改编为电视剧，不尽如人意之处多多。至少，改编者不那么尊重原作，或者说“古为今用”用得过头。比如，草莽英雄以及流氓无产者在剧中的行为表现和思想觉悟，已不是古时的人物，倒有些接近现代的布尔什维克。当然，改编者无疑有其苦衷。几十年来谈到农民起义，歌颂赞扬早已是千部一腔。如果稍有异议，那就是污蔑农民起义，就是站错了立场，就是仇视贫下中农，就是反动言论。不是倡导百家争鸣吗？倡导者自己就说：百家其实是两家，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讲这话和拥护这话的人早已当仁不让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的立场就必然要让给对方去站。若不是近年改革开放，棍子手早不知又打翻了多少人。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什么《今古奇谈》只怕是也难得出笼，或者说，便是心怀叵测的家伙妄想再次搬演1957年打右派的故伎“引蛇出洞”，谁也不会那么傻。
在农民起义备受歌赞的氛围之下，曾有一部《李自成》十分走红。而几年前曾有评论家指责这部数的创作未脱“三突出”的窠臼，英雄人物仍是“高大全”。
近年，没人再议论，因为论者十分明白，议论什么，不管贬与赞，皆是一种承认。似乎是取材于《李自成》，记得还耗资巨万拍过一部电影《双雄会》。双雄，无疑是指李自成和张献忠。
李自成而张献忠，历史上实有其人。依据史料和民间传说来演义成小说，固然小说家言可以子虚乌有，但对于史料和传说的借用不应当过分实用主义。符合作者创作主旨的，就认为史料可靠；不符合创作主旨的，就认为史料是污蔑农民起义。史料之真伪，其判断依据和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比如，李闯兵卒曾经掘毁安徽凤阳朱家天子的祖坟，曾经攻下洛阳后杀死皇子福王并将福王尸肉配了鹿肉来食用叫做“福禄肉”。依造反农民的心理，前者毁掉朱家祖坟风水，断其龙脉，实在是必有之行为；后者讨个口彩吉利而不惜食用人肉，实在也大有可能。即便在仁义之师中，出现一两桩这样的事也不足为怪。上古时武王伐纣，称为义战，但周军在朝歌城外杀人也杀到“血流漂杵”。
今人作小说，偏要将农民起义甚至一般的聚啸山林造反作乱描写得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烧不抢、不杀不淫，整个一支革命军。孰不知曲意抬高古代农民起义以比付近代农民革命，根柢上却是认定近代农民革命不过就是一场农民起义哩！
近几十年，凡论及农民起义，无不大加赞颂，只怕个中关窍正在于此。
农民起义，多半是官逼民反，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到不得不改朝换代来重新分配土地。即便是借助迷信帮会蛊惑民心欲要谋夺天下者，如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巾起义，还有创立“拜上帝会”的太平天国起义，也离不开官逼民反的条件。农民起义成功了，如汉高祖和明太祖，自然要重新分配土地以安定天下；农民起义失败了，应运而生执掌天下的帝王如刘邦如曹操如唐太宗如清世祖，为安定天下也必须重新分配土地。农民起义成功与否，至多可以促进改朝换代，封建社会进入下一个轮回，哪里能够评价为“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举世罕有其匹，推动历史前进了吗？
农民起义，无疑非成即败。对此，多年来定于一尊的说法也透着古怪。失败了，总说是历史的局限；成功了呢，又说是被地主阶级窃夺了胜利果实。我们可以设问：农民起义怎么总是那么倒霉呢？怎么就没有一次成功，不被窃夺呢？其实说穿了，农民起义或造反作乱，其最高目标仍不过是当皇帝。见到秦始皇出巡威仪，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讲“彼可取而代之”。李自成是这样，张献忠也是这样。李自成不也当过几日皇帝吗？怎么样？玩儿出什么新鲜花样来了？以他攻克北京后的做派，他只是一个暴君，至少是一个昏君。他的失败是必然的，而替他的失败惋惜是可笑的。
记得小学、中学历史课讲到岳飞，肯定他是抗金民族英雄的同时，还要特别指出他曾经镇压过太湖的杨幺起义，是他的一大污点。这就未免苛求古人达于蛮不讲理的程度了。岳飞精忠报国，忠于朝廷，朝廷也才可能委之以兵权任之以元帅。梁山强寇尚且去打方腊，要岳飞不去打杨幺甚至支持农民起义，不是混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