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有个老大爷
鲁迅痛批过中国人强调“先前阔”的阿Q心理。百年以来，无视、抵制乃至横扫华夏传统文明，成为时髦。
“两个凡是”尚且被推倒，“凡是鲁迅说的”更可以商榷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落后，是否一定就能证明我们的古老文明一无是处？那样的话，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软实力又从何说起呢？
近年，经常在报章杂志等传媒上见到这样的现象：但凡要举什么落后保守的例证，总爱拿山西来说话。“山西有个老大爷说”云云。究竟哪个山西老大爷那样说过？他却拒绝进行负责的解释。
话说回来，他为什么不拿别处的一个老大爷举例？我们山西古老而传统，看来也确实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早已论证过：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最早的所谓“中国”是指山西晋南一带。这里，是华夏文明的“直根”生长之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前三王在晋南建都，已有地下发掘为证。而盐文化的专家异军突起，从另一方面有力支撑了上述论证。晋南有个盐池！哪个部落控制了食盐，哪个部落就可能最强大！再往早里说，炎黄之争、轩辕蚩尤之战，都与争夺盐池有关。盐池边上，有蚩尤村、蚩尤。
海盐不是更多吗？古人就那么离不开盐池吗？运城（盐运使之城）盐池是南风一起，自然成盐、随便捞取。舜帝乃有《南风歌》专门歌赞。而海盐的垦畦晒盐之法，有唐一代才从山西传到海滨。
华夏文明起源，有“繁星满天”之说。良渚文化、洪山文明等等。但文明的整合，离不开文明的传承符码——文字和语言。我们很难想象，离开方块字和汉语言，华夏文明能够传承五千年而不曾断绝。
而整个北方语系中，唯有山西话是方言。称作“晋方言”。
由于山西表里山河地域封闭，古老的晋方言，得以保存为语言的活化石。
晋方言，为华夏文明的最早传承，做出过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更不消说，明朝初年由于多年战乱“千里无鸡鸣”；是封闭的山西，为中国保全了人种；是洪洞大移民，山西人为民族繁衍人种撒播，再次做出过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这样的“先前阔”，我们凭什么要视而不见？凭什么不可以大加渲染？
推广普通话，当然必要。但挖掘古老的方言资源，保全汉语言最古老的传承密码，更其必要。
普通话系由多种方言碰撞磨合而成。它带来交流的方便，但也磨去了方言的精彩多样的棱角。从词汇到读音，词汇减少，读音趋同。若干古典诗词，央视一流播音来读，绝对不押韵。而任何一位山西老大爷，随便一念，合辙上口。山西老大爷，随口说话，用几千年前的语汇，发几千年前的音韵。这时，相对央视播音员，山西老大爷不仅“先前阔”，现在就阔得很！
只不过，处于文明渊薮中的山西人，反倒缺乏自知罢了。
有专门家说，语言是人类的家园。或者还可以说，那不仅是人类童年时代的“安身之地”，也是我们从洪荒远古来到现在的舟楫。
少小离家老大回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诗仙李白的名句传唱千古。但稍稍留心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两句诗竟然不押韵！
同样的例子多不胜举。比如刘禹锡的《游玄都观》：“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精美的古诗，读来不押韵，非常刺耳、令人难受，让人觉得好不怪哉。
严重的问题在于，小学老师这么念，中学教师这么读，大学教授依然这么教！质言之，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还有更为极端的例子。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盖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的绝句《回乡偶书》，传唱千古，脍炙人口。但许多人就字面来理解，望文生义，首先把意思读偏了。
“儿童相见不相识”，儿童见了少小离家老大方才归来的老者，自然不相识。
这何足为怪，值得写诗一首吗？况且，儿童见了陌生人，特别是官居极品的贺知章，会大方从容“笑问客从何处来”吗？再说，儿童既是乍见陌生人，状写这种情况也不宜用“相见”一词。因而，非常可能是诗人的儿时玩伴童年相识，此时已然老眼昏花，加之年头久远，相见时分认不出老大还乡的故人了。因而，人世沧桑，诗人才在平淡如一幅风俗画的绝句中，隐隐透露出一位老年宦游人的独特感慨。
但更大的错误是音韵方面的。为了押韵，或者是为了学术的严谨，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字，教授学者历来论证，应该别读为“摧”。以摧来解衰，意为摧折、疏落，未尝不可；但照顾了前两句的韵脚，结末第四句反而跑了韵。短短一首绝句，读来不押韵，不污染耳朵吗？
其实，按照古音韵，“回”应该读作（huai）。与下句的鬓毛衰（shui）是合韵的。假如教授固执，衰字在这儿非要以摧字来解读，也可以。那么，这时的摧字就也应当按古音读为（cui）。这样，整首绝句读来顺口，听来也悦耳多了。
想那大唐之前的中华王朝，多数建都长安；我们山西（亦即河东）历来是京都的粮仓，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当时的京腔官话多半糅合了大量的晋陕一带方言古韵，而不类现在的京片子。山西地域封闭，交通不便，方言土语极少变化；恰恰因此，我们晋方言方才如活化石般保存着许多汉语言的古来音韵。
我们可以假设，让一位初通文字的山西晋中平遥人来念《回乡偶书》，音韵方面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仅就读这首诗来评判，他天然地要比大学教授要高明不知多少倍。
当然，诗歌音韵千百年流变，一些字眼怕也是“少小离家”，普通人、中小学生、包括教授们，寻常与之相见却也已是不相识了哩！
几年前，我最初发表这点想法，有一位据说也是教授的先生提出不同见解。
该先生认为，读古诗应该用普通话；因为一些字的古音究竟是怎么样的，谁也说不清。讲古典诗词的教授，不肯下功夫研究古音韵，又不肯从丰厚的方言资源中汲取营养，占领讲坛却误人子弟，叫人怎么夸奖他呢？
远上寒山石径斜
中唐李杜，是指李商隐、杜牧。
杜牧的许多绝句读者耳熟能详。
其中《山行》一首，尤其着名。说来是因为一个字的读音。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这个“斜”字，真邪门。平常读（xie），单单念这首诗的时候读（xia）。搞得学生们云里雾里，教师们昏头昏脑。
教学大纲原先规定，或者大家约定俗成，斜字在这儿读（xia）。于是，许多人只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类似的例子相当多。比如：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这儿的贾，应该读商贾之贾（gu）。末尾的“儿”字，应该读你（ni）。方才押韵。
问题是，这些字的读音，是古人和学究们专门规定的吗？这种规定有没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这不是成心为难小学生吗？
关于商贾之贾，我随后再说。先说说这个“儿”字。
“你”字的偏旁是立人，去掉立人，就是尔字。这是声旁。
同样的例子，姓“倪”这个字，去掉偏旁，是个字。
你和尔，原来就是一个字。和倪，也一样。它们原本就是同一个读音。
至于“儿”字，至少我们能够举例说，上海方言，读“儿”就是泥（ni）的音。数字“二”，江浙话乃至闽方言，乃至日本洋流滥觞而上，日语也都是读如泥（ni）。
那么，上面的五言绝句，这时读起来就是押韵的了。
回到我们的问题。为了押韵，所以学究教授们规定了斜的读音、必须读如峡（xia）吗？那岂不是一言堂，不讲理吗？
其实，古来的学究，读得是当时的古音。
一名当代研究音韵的教授，竟然质问过我。他说，古人如何读，你怎么知道？
是啊，古来没有录音机，这简直就是说不清的一桩官司。
然而，且慢。方言区的老百姓，犹如语言考古地层的活化石，为我们保存了古来的训读音韵。
山西晋南，有个着名的万荣县。万荣，系由古来的万泉与荣河两个县合并而成。万荣，有一座着名的后土祠。后土祠，相传是轩辕黄帝祭拜大地之神的原址。这儿，耸立着同样着名的秋风楼。那是汉武帝楼船箫鼓泛舟汾河写下秋风辞的地方。
在中国几乎最为文明古老的晋南大地，老百姓念那个“斜”字，就是峡（xia）音。姓谢的，他们说成姓夏。万荣笑话的故乡，荣河的谢村，当地人说成下村。
让这儿的老大爷读杜牧的《山行》，音韵方面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个人认为，古诗当中的“兮”，或者应该读古音（xia）。感叹词，多半应该是开口呼。相当于“啊、呀”，那样朗诵古诗，才利于抒发激情。不然，伟大诗人屈原，就更加压抑啦！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常咨嗟！”这儿的嗟，按照古音韵，是否也应该读作加（jia）呢？
至少，我可以举例说：在古老的山西晋南，人们就是这样发音朗诵《蜀道难》的。
古原最美夕阳红
唐朝大诗人“三李”，当中有个李商隐；中唐“李杜”，当中还有这个李商隐。以《锦瑟》为代表，他的律诗写得好极了。在那样受限制的形式之下，竟能传达蕴含那样曲折回还的多重情感意味。形式的华丽使任何现代诗的自由格式黯然失色，内涵的隐喻婉曲又令后来的诗评家大伤脑筋。
而李商隐的绝句也写得极棒。
“向晚不适意，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首着名的五言绝句，的确是意境高远，一派苍凉。有人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不朽的名句，透露出了大唐盛极而衰的消息。其实，李商隐不过是在特别指出：黄昏落日的无比绚烂。
然而，如此精美绝伦的诗章，我们读来却不押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假如我们留心一点，会发现这样的例子随处多见，并非绝无仅有。
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有“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之句，读来不押韵。
更典型一些，杜甫的五律《宿江边阁》：“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也同样不押韵。
《红楼梦》故事中初结海棠社时，大家所作的咏白海棠诗里，多有这样的情形。后来，到大伙儿上元咏月，林黛玉和史湘云湖边对吟，妙玉飘然也来加入，共得百韵。用普通话读来也多处不押韵。
曾经辉煌千古登峰造极的中国古典诗歌，早以不是当前中国多数学生的功课。至于硕果仅存的老学究和专门研究家则不难回答上述问题：“元原昏晕”古来本就同韵。他们甚至熟知《中原音韵》十九韵，《水平韵》一百零六，《广韵》二百零六。可惜的是，现今多数诗歌读者没有机会学习这样专门的知识；个别专门家知道“原昏”同韵，请他读一读李商隐那首绝句，却也不一定读得好。
我心中存了这一问题有好几年。诗歌音韵的研究，肯定是在诗歌的创作吟咏之后。“原昏”古来同韵，不是谁的规定，而是古人本来就那么读。比方，大家熟知的古人伍子胥，大名伍员。扮了戏文角色自报家门，伍员念作伍“云”。陨石、功勋，还有古乐器埙，几个字的读音大约可以佐证作为声旁的“员”字的古音。
如果古人曾经那样读音；那么，这古老的读音在现代生活里、在现时人们的日常用语中，是否还存在、是否还是活的语言呢？
留心之下，我终于有所发现。山西忻州地面，特别是这一地区的原平县，老百姓的方言就是那样的。他们天然地能够“古为今用”，“原昏”同韵在他们而言简直是无师自通。“原平”，老乡们差不多就念作“云平”。请他们不必打官腔，就以方言来读李商隐那首绝句，那就真个绝啦！合辙押韵，入耳中听。
古老的黄土高原，华夏文明最早的发祥地，这一带的方言土语古时必然曾经相当权威、十分流行。至少对中原音韵的形成起过不可或缺的作用。
地方话所葆有的古雅音韵之美，恰如李商隐状写的古原上的夕阳。它没有青春的喷薄，却有成熟的绚烂。况且，在地球的那面看来，此处的夕阳正是彼处的旭日呐！
斯诺“害怕”为何情
斯诺先生是毛泽东的好朋友。早在公元1936年，他只身赴陕北；依据采访实录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别称《西行漫记》，即刻风行西方世界。
但在《西行漫记》中，有一段易被忽略的叙述。
当他千辛万苦辗转到达陕北，向当地农民打听红军总部驻地时，农民们竟然回答说：“害怕”。斯诺先生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和他的真实心情：“我问的问题，不足以使人害怕；农民为什么要回答害怕？农民嘴里分明讲的是害怕，而表情和语调却丝毫没有什么害怕。”
斯诺当下变作丈二和尚自是摸不着头脑。后来，斯诺投入紧张的记者采访程序，不再追问上述问题。
于是，斯诺先生终其一生也未能明白，对他的询问陕北老乡为什么要回答“害怕”？于是，这一疑惑成为他终生未解的谜团。于是，对留心的读者，这个细节成为了一则“公案”。
不知这本书的众多读者，对这段叙述是否有所留心，对这一谜团是否有所思索。我偶然读到《西行漫记》，是在三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当时，我是一名火车司炉，但并不甘于只是每天读毛主席的那一本语录。当通过“地下阅读”的方式读到斯诺书中那点疑惑的时候，不由会心一笑。恨不得马上面见斯诺，给他一番解释。
对于我们山西土着，熟悉晋陕方言，斯诺所说的问题，压根就不是问题。
斯诺先生不带翻译独闯中国，他的汉语会话水平相当可观。然而，当他听到比较生僻一些的方言时，却到底不得明白。其实，当斯诺问路的时候，老乡们首先不曾听明白这位洋大人的西式官话，至少没有弄懂他所问的问题。所以，老乡们才回答说：“解不下”。
所谓“解不下”，就字面观之，也不过是“不理解”、“不明白”，很容易解得下。但晋陕高原黄河两岸民众所操的方言土语，念那个“解”字发“害”的音，而“下”字则读如“哈”。这样，“解不下”方言读来便成了“害不哈”。不熟悉方言的人如斯诺者很容易听成“害怕”。而“害不哈”，大约不止洋人斯诺，便是许多中国人甚至北方人，也容易解不下哩！
“解”，读成“害”，乍听会觉得相当古怪。其实，这属于少见多怪。
“鞋子”，多处方言读作“孩子”，比方山西人、比方同在北方语系的四川人，就是这样。“孩子掉到河里啦！”甚至被编到相声段子里抖一只包袱。
这个“解”字，江西湖南老表方言，读为“改”音。所以，蒋介石才能被骂成“蒋该死”。
因而，解螺丝刀，原本是“解锥”。按照南方口音将错就错读成并且写成了“改锥”。
“改”与“害”，以及“鞋”，不过都是解字的方言或者古音罢了。
文圣孔子祖籍山东，武圣关羽祖籍山西。历来的说法是，官老爷生在蒲州，长在解县。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就在运城市的解县。
但不仅晋南人，包括我们整个山西人，说那个解县，读音都是“hai”县。
包括姓解的，也是自称姓“hai”。
方言土语不利交流，不宜提倡让全国人都来说山西话或者上海话、广东话。
不过当我们读古诗的时候，还是尽可能读古音为好。至少在传道授业的学校讲坛上，乃至在受众极广的中央电视台的词语专栏节目中，我以为应该如此。
不然，优美古雅的诗为什么不押韵？听众因而“解不下”，耳朵挑剔的人则鼓膜刺痛听得“害怕”。
山西话里多入声
毛泽东有词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公开发表在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