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经典长篇。艺术地反映、再现乃至实录了吕梁人民、吕梁民兵的抗日英雄传略。原创的那种勃勃朝气，原生态的那种鲜活粗糙，自然流露的地方风格，不加雕饰的白描手法，滋养了几代作家。这样一部经典，不曾拍摄影视作品，与其说是一个缺憾，莫如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机遇。
据说，《吕梁英雄传》有中国的当红编剧之一进行过剧本改编。但马老师不能满意。不仅仅是地方风格的把握，还有对60年前那场战争的理解和重新认识，更有与马老师本人想法的熔铸契合，那次改编都未能尽如人意。马老师客气地评价曰：不能说人家改编的不好，奈何已经不是咱的“吕梁”英雄传；完全可以称为燕山英雄传或者泰山英雄传。《吕梁英雄传》从来没有改编过影视作品，马老师的态度是，与其改编不好，播映的时候看得人病了，宁肯不改。而一旦出售了原着的改编权，原着作者对改编将失去任何实际控制。马老师不得已拿出的办法是，我们先来进行改编，待剧本合心可意之后，再将原着与剧本绑到一起来一并出售。
于是，就有了“马烽点将”一说。
这时，距马老师首肯我的创作又过去了15年。
如实说，我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但在同时也对改编的难度有充分认识。
从对于马老师和西老师的情感来说，我当然乐意接受任务；既能为两位老师做点事情，在我个人也是名利双收，何乐不为。但我还是有些犹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创作思路与马老师的改编预期，能否最终达成契合。所以，我当时对马老师的爱女梦妮说，我老子刚去世，我这是跑到另一个“老子”跟前去呀！况且，我老子看我一无是处，寻常臭骂狗血淋头，好在他却不懂写作，对我的创作无法指责训斥；马老师在创作上是什么等级的人物，我真的可能就是“一无是处”啦！
与马老师具体如何商谈、如何磨合，如何聆听他的指导、如何坚持我的想法，是动手改编剧本之前的必然过程。
起初研讨，大致是这样一个状况：我希望能够探测出马老师的改编要求究竟会高到什么程度，马老师也必然要抻量我到底有多肥多大、几斤几两。估计有许多方面，看法应该比较统一。比如，原着是一系列串珠式的故事，要重新编撰扭结为一个大故事。剧本的整体风格，要做到修旧如旧。作为电视剧，最当紧的是好看，才能寓教于乐，否则任何伟大的构想都将不如一个狗屁还有些臭气。制片方的要求是在抗战60周年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估计到时做同样努力的决不会仅仅是山西人一家绝顶聪明，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吕梁英雄传》影响固然巨大，电视剧是否能产生同样巨大的影响，远在未定之天。我们必须以自己的艺术功底、创作实力去博取一个脱颖而出。等等想法，很快达成一致。
所谓改编，包括重新编撰故事，其中必然要有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而决不仅仅是编故事。那是匠人的手艺，不是艺术家的创造。那样的话，马老师不必专门点将张石山。就说在风格上要求修旧如旧，谈何容易。马老师是曾经准备自己动手进行改编来着，我的任务差不多是要替代马老师来执笔。我如何化他的种种思考为我的思考？我又如何化自己的本型本相为马老师的法身法相？
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没有相当的悟性才情，磨合将异常困难，改编将很难成功。编剧被马老的威名气象压迫、过分萎缩，剧本非常可能鹦鹉学舌、邯郸学步而裹足不前，难得有所突破；编剧强调自我、过分破格，剧本又非常可能变成所谓“戏说”、乃至成为“胡说”。除了在艺术风格上修旧如旧进行把握的同时，我们必须奉献给当今观众一部耳目一新的剧作。所以，风格欲其旧而内容欲其新，我的改编必须把握这样一个尺度。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对于我体悟原着精髓、揣测马老师如今的思路，马老师相当满意；尤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对于我尝试大胆创新的种种构想，马老师耄耋高龄，思想并未僵化，脾性也不固执，大度予以首肯，可谓与时俱进，堪称从谏如流。
首先，马老师对他们自己的原着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坦率承认当时年轻，写作功底远远不够；将一些民兵英雄的故事串编起来，也不很合乎长篇小说的结构章法。如今要改编电视剧，必然有重新结构故事骨架的任务。
其次，对原着中的若干内容，马老师也不乏诚恳检讨，器量豁达。比如对地主康锡雪的描写，其政治态度好像天然要投靠鬼子、其生活作风是个扒灰的公公，马老师承认那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的东西。杏绵老师在一旁插言说，“在我们河北，最先起来打鬼子的，都是地主”。是啊，地主不仅有家产需要保护，他们又何尝没有决不弱于一般农民的强烈民族情感；地主的子弟们读圣贤书而有新文化，有鲜明的民族观念、极高的抗日觉悟；何况地主们也有实力购买枪支、组建抗日队伍。这实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老师则一再强调，当时我们的晋绥边区，有牛有栏、刘少白等着名开明绅士，毁家纾难、积极参与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贺龙的120师，冬天没有御寒衣服，仅牛有栏一次捐助就装备了八路军整整一个团！不幸的是，当抗日刚刚胜利，我们在土改运动中就残酷斗争了牛有栏这样的有功之臣，直至迫害致死。马老师说，我们的电视剧要侧面介绍这些开明绅士，表彰他们的历史功绩。老作家老革命，对历史能有如此诚恳的反思，真是让人如坐春风。
还有，《吕梁英雄传》原着里曾经写过一个维持会长汉奸康顺风。对此，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维持会长一类人物，被老百姓推选出来，一面要服从八路军的命令，一面要伺候日本鬼子。为了一地平安，他们两头挨巴掌，甚至两头都可能要他们的性命，他们是多么的不容易！最为让人不平的，是在他们身后，他们仍然被说成是汉奸。包括马老师、西老师的原着，也把他们打成了汉奸。时隔60多年，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应该还他们一个清白、应该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乃至表彰。不然，我们，作家们，良心都让狗吃了！马老师经过考虑，完全同意刻画这样一个“中间人物”。我想，这样的中间人物何尝不也是咱们吕梁山里的英雄呢？
经过以上种种磨合研讨，有如阴阳拮抗，太极浑成。我对《吕梁英雄传》的改编有了巨大的信心。我完全有能力将马老师的许多思考熔铸在电视剧里；马老师则给了我充分发挥的自由，相信我能够胜任愉快完成他的夙愿。马老师从事写作60余年，我学习写作也有30余年，集两代作家100年的写作功力，《吕梁英雄传》改编的电视剧定然会取得巨大成功。在签署合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甚至这样放胆口出狂言：当场敢立军令状，有如山西关老爷好马快刀，能于万马军中斩获上将首级；有荣膺最佳编剧的好心情。
而正是在研讨剧本、磨合思想的过程中，我和马老师有了一段亲近的接触。
我多少体悟到一个老作家的艺术魂魄，一个老革命的本性良知。这，无疑才是最为珍贵的。
马老师晚年患病，属于哮喘肺气肿一类。我父亲比马老大一岁，患的也是肺气肿，于一年前病故。当我开始和马老师研讨剧本的时候，马老师气喘吁吁，说话稍多，就会气力不支。但老人心气不肯服老，坚持说呀说，还不愿让人感觉到他的疲惫。我的心突然一阵发软，我果然是扑到一个“老子”跟前来了，我在内心深处对马老师已经不再仅仅执学生之礼。正是在那一刻，我暗暗下定决心，无论我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完成剧本改编，一定要将剧本写好！
马老师曾经有自己动手写剧本的念头，只是身体条件不允许，才将这一任务交待给我。关于全剧如何开场、怎样收束，新增加什么人物、新增加的人物叫什么名字，等等，马老师都有非常具体的指示。当改编合同成立的时候，马老师已经因病住院；梦妮传话说，马老师格外关注剧本的进展情况，关心他的若干设想是否在剧本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堪可告慰的是，剧本风格果然修旧如旧，剧本内容确实耳目一新，而马老的所有思考我都将之精心设置精彩展示在了剧本当中。
人同此心，马老师希望、我们也都希望，他再多活几年。希望老人家能够看到《吕梁英雄传》改编的电视剧，希望他至少能够看到改编完成的剧本。
梦妮痛心地说，马老就是因为最后操心这一部作品而累病累倒的。她万分矛盾地念叨，要是安心将养，不那么过分投入，马老也许不会消耗罄尽。
也许是这样的吧。
然而，身为一名作家，马老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文艺战士。文学选择了他，他属于文学。他的生命、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意志、他的思维、他的感觉、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最终都属于文学、属于艺术、属于写作、属于创造。
在与疾病和死神最后搏战的时候，马老和《吕梁英雄传》融为一体。
马老离开了我们，他和他塑造的吕梁英雄一道魂归故里。
一代宗师，撒手人寰。
焚尽膏骨，烛照烽台。
高扬了半个世纪的“山药蛋派”大旗徐徐降下。
一座文学博物馆耸立云表。
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精神，留下了他的文学之魂。
马老精神不死；文学之魂永在。
我们有权参与——汉城奥运会后重读《强国梦》
近年中国文坛，勃兴一片报告文学热潮。赢得最多读者，博得最多评论，无疑也引得最多争议。挣脱愚昧状态，冲决习惯心理束缚的大众，关心国计民生大政方针，要求新闻舆论的公开与透明。这是大众的一种颇具现代色彩的参与意识，它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不可忽视的久远影响。而报告文学给人们的参与意识，提供了某种中介物和关注点。
“晋军”猛将赵瑜异峰突起，有《中国的要害》和《但悲不见九州同》等作品，以显见的宏观把握和强烈的个性特色而引人注目的报告文学力作先行问世。
从而一举杀上文坛，成为山西文学界一支新军中的佼佼者。1988年，他又有《强国梦》在《当代》(1988年第二期)和《太原日报》同时发表，并由作家出版社用最快速度推出单行本。众所周知，《强国梦》“出笼”以来，成为今年报告文学作品中最为轰动和最富争议的一篇作品，《强国梦》的轰动和引起争议，乃是情理中事。大众关注体育，全人类的、世界性的关注，使体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当代宗教”。而渴盼中华腾飞的国人，更为关注中国体育的勃兴；获取优胜，夺取金牌，甚至成为满足民族心理的一剂灵药和昭示中华腾飞的一种象征。我们渴望胜利，渴望成功。我们再也输不起。
而《强国梦》竟然胆大妄为，敢于对中国体育界、对奥运战略、对训练体制、对运动员的畸形培养、甚至中国体坛的兴奋剂问题等等方面秉笔直书，数陈弊端。
最为甚者，赵瑜竟然在全面分析估价之后，断然作出本次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不过能拿五六枚金牌的预见！大煞风景，莫此为甚。
一时争议纷起。评论家连连座谈着文，读者捉对儿辩论；体院师生专题研讨，中国体委发出一份又一份简报。自然，赞赏者不尽恰如其分，反对者也不尽公允持平。这是报告文学家的命运，赵瑜无可如何。不过，从作者到读者，从评论家到体委负责当局，无不暗暗期待一个结局，期待某种证明。24届奥运因而更加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我在北京大学作家班攻读最后一个学期学业，独来独往的赵瑜突然兴致勃勃来访。免不了鬼聊神吹，猜拳痛饮，棋盘上杀个尸横遍野，球场上玩个汗流浃背。末了，小子故作漫不经心、却掩不住满脸舞动眉毛的喜悦，将带着油墨味的《强国梦》的样书赠上一本。无非还有“石山兄指正”之类字样书于扉页的一套文人把戏。当下兄弟二人不免如是云云讲经说法一番。
不久，有一个庐山笔会，我和他又双双被邀。同居一室，夸夸其谈，争相卖弄胸中本事。饭后眠前，亦曾到山上球场冲驰决荡，冷生生将热情邀我们入局的对手打一个望风披靡。我们热爱体育，就如我们热爱文学；我们关注体育，身体力行之外用文学的方式介入体育。于是，我们又必然地谈起《强国梦》，谈起四年一届赛期临近的奥运会。
“我想，你也一定是希望中国队能多拿金牌的吧？”
“石山兄，这还用问？”
“那你的《强国梦》的分析估价和断言呢？”
赵瑜紧锁眉头，语调好生沉重：“情感不会代替理性，狂热的渴望无法战胜冷酷的现实。事实终将证明我的观点！”
山风阵阵，残阳如血。
我们兀然沉默，一时相对无言。
炎黄子孙，谁个不渴盼民族的振兴，哪怕仅仅是在全民输血重点保障的体育战线上的大获全胜？然而，我们不能不面对严苛的现实——中华民族几百年来的衰微与落后。全面落后的现实不曾改变之前，“体育强国”恐怕到底终是南柯一梦。
这是一枚无可逃避不得不含泪吞噬的苦涩的果子啊！
荏苒四年，在人们愈临近赛期便愈显渴切的期盼中，24届奥运会终于召开了。实况转播、热线电话、奥运快讯、奥运专辑，现代化的通讯设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观众、听众们的欣赏和了解的欲望。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和教练员们竭尽全力拼搏，除少数上佳表演之外，总的结局却远未尽如人意。十亿人口的大国，区区五枚金牌。诚如《强国梦》所分析推断，一切皆不幸而被赵瑜言中。
街谈巷议，一时众说纷纭。群情涌沸，舆论为之哗然。质言之，这是一种极其正常甚或值得庆贺的现象。鲁迅曾惨痛不已的中国人冷漠地围观同类被砍头的情形已一去不返；中国人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颇不理想的战况，如果无动于衷反倒匪夷所思。大众要发言，人民要参与。简单的纵向比较，动不动拿万恶的旧社会来作可怜的反衬，已难于安抚人心。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人民也已不是昔日之人民。
正如大家并不苛求教练和运动员，承认实力差距，纷纷去函去电安慰鼓励是一种参与；议论纷纷、愤怒质问也是一种参与。而人民有权参与，人人都有疑问的权利，议论的权利。不许公开议论，转入地下议论；不许议论，心中也要思索发问。
我们的整个体育工作奥运战略，是以全民体育的极度落后作为惨重代价的。
人民牺牲了健康，付出了血汗，人民有权关注，有权质问，有权参与。街谈巷议汇作一声喝问：你们是怎么搞的？
诚然，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大众的参与意识如果找不到适切的输送渠道，也难以传化为有效的功能。体育工作整体格局的改革，有赖于中国当前改革大政的全面推进。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在到了重读《强国梦》，重新评价这部报告文学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