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将如何走过历史——自序《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
所谓文坛，这个概念到底应该如何界定？莫说是局外人，便是一辈子身在文坛者，恐怕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比方咱们山西文坛，它到底是指什么而言呢？是文人聚会的那么一个场所？
还是大家舞文弄墨的地界？很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
我们只知道，山西省有个在党的领导之下的群团组织省作家协会。山西省作家协会机关办公的地方，在着名的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
我们当然不能断然指认这儿就是山西文坛；但我们确实也难以否认这儿就是山西文坛。
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必在名词概念上纠缠，在我的这部着述中，但凡说到“山西文坛”，往往会用“山西省作家协会”来做指代。
我从1977年进入山西作协工作，到如今已经三十年。从三十岁到六十岁，我始而“走近”、继而“走进”了山西文坛；不久我将退休，最终“走过”山西文坛。形象一点来描摹，对于山西文坛，我不过是一名过客；这名过客走过文坛，仿佛一颗流星划过天穹、穿越夜空。所以，我使用了“穿越”这个字眼，来做本书的标题。
三十年来，我最先是作家协会机关刊物《山西文学》的一名编辑，后来担任过一任主编；然后被聘为作协下属山西文学院的专业作家，直到如今。三十年来，我始终在山西作协工作，占着这里的一个编制，在这儿领取属于我的一份工资。我的主要文学活动，基本是在山西文坛。不过，因了我是一名作家，曾经获取全国小说奖而到北京领奖，曾经参加过若干次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性会议，还曾经就读于中央文讲所和北大作家班，所以，我也曾某种程度地某种意义上走近过整个中国文坛。所以，我的这部着作《穿越——行走文坛三十年》，在主要叙述描摹山西文坛人物掌故的同时，亦将不失时机地涉猎若干有关中国文坛的见闻。
前者为主干，后者为枝叶。
山西作协，大致与建国同步，成立已有五十余年。从赵树理、马烽、孙谦、西戎、胡正等前辈作家由外地纷纷回到山西，于1956年召开首届文代会、确定了山西文坛的早期基本格局算起，则整整五十年。
1956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正好十年。以赵树理为首的所谓山药蛋派形成，兀立于中国文坛。前辈作家声名卓着、名闻遐迩。
1966年到1976年，十年动乱。老作家们被批斗下放，山西文坛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
1977年到1988年，大致也是十年。这十年里，西戎一直是作家协会主席。
前半截，马烽担任文联党组书记，是一把手；西戎担任文联副主席兼作协主席，具体主持工作。后半截，亦即1984年底文联、作协分家后，胡正担任作协党组书记主持工作，作协主席西戎是党组成员，但基本退居二线。这十年里，山西文坛有晋军崛起。我们这一代青年作家成为支撑山西文坛的主力。
1989年到2000年，又是大致十年。作家协会换届，焦祖尧被选为新的作协主席，同时担任党组书记。书记、主席一肩挑。这十年，就我的真实感觉，是感到压抑的十年，是呼吸困难的十年。
2000年换届前后，上级部门派人前来省作协担任党组书记，同时主持换届。
焦祖尧依然担任作协主席，但已不再掌权主持工作。然而，原先马烽西戎时代由作家中的党员成立党组、以对上级党组织负责的格局，从此不再。2004年年底，作协再次换届。晋军后起之秀张平被选举为新一任作协主席，焦祖尧时代彻底结束。山西文坛在新的格局之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我的这部着述《穿越》，不承担全面总结山西文坛历史的责任，自量也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和能力。它只是我一己角度的若干见闻之记录。
在文坛行走三十年，经历不少，见闻也颇驳杂。本书如何成立结构、将以何种风格的笔调来叙述，笔者大费踌躇。确实，书写这样一本着作，不仅需要某种勇气，更需要某种能力。
眼下，我大致有着这样一些写作预期：《穿越》将基本依照时间顺序展开，将基本以笔者的经历见闻作为叙述的主线。在这条主线周围，或者将临时穿插若干平行的副线，以显丰富；也许将漫漶开去，有如江河泛滥、到下游再复归河道，力争追求“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那样一种古人推崇的散文境界。
下面，书归正传。
未来世纪的考古索引——《拷问经典》自序
1.从公元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至今是三十多年时光过去了；1976年“文革”结束，到现在也已经有二十多年。
“十年动乱”，或曰“十年浩劫”，给“文化大革命”做了政治定性。但几乎在同时，“向前看”，一句号召一句倡导，几乎就尘封了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娓娓动听，循循善诱，抚慰了心灵的创痛，裹扎了滴血的伤口；也许是出自善意的布道指点了迷途的羔羊，绝对是因为无奈而选择的宽恕替代了可能的拷问。
文坛元老巴金等贤哲呼吁建立“文革纪念馆”，杜鹃啼血，到头来好比西北风吹山墙。号召反思反省、要求清理清算的呐喊曾经此起彼伏，叫天不应喊地不灵，等闲里白了少年头。
酷好阿Q式“先前阔”的主儿们，温馨回忆“文革”前的所谓“十七年”。接着怀念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消灭蒋匪八百万，一次次梦里回延安；雪山草地两万五，工农会师井冈山。青皮后生长在红旗下，回忆不了那么深远，“文革”“停课闹革命”，学习“打砸抢”，却也不失为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十年“文革”，就这样被消解淡化，被冷漠无视。
忘却，成为国人偏好服食百试不爽的一剂万应灵药。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昆德拉的一句鸟话不胫而走，助长了理性麻醉与思想阉割。
思想的芦苇物化成简单繁殖的草本植物。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一篇讽刺小说里描绘的“看电视的猪”。
从自然物理的时间来计算，“文革”过去不是很久，人们却奇迹般地患了集体失语症。
也许从心理生理的时间来衡量，“文革”竟是过去太久了，健忘的人们将它沉没于思维界面背后的地平线。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布道者成功地完成了对历史的尘封掩盖淹没埋葬。
直面“文革”，叙述“文革”，发现“文革”，研究“文革”，也许竟将成为一门考古学、考证学、考据学。有待于未来世纪的理性追问和正义审判。
在中国，在当代，究竟还有没有思想者？
个人思索，个性思维，异质思考，自由思想，如果还不曾尽数被封杀阉割，“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歌声可有飞翔的翅膀？
2.由于人所共知的或曰其实谁也搞不明白的原因，直面“文革”，审视“文革”，几乎成为当代学者研究的一个禁区。本来应该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扭曲魔幻，变成为不可能。叙述，阻隔重重；阅读，障碍重重。
但个人叙述民间叙述始终存活着。除了在报章杂志上偶尔透露一点消息，有“文革”的受害者、参与者、目击者们，在顽强地叙述“文革”；在民间，在可能的说话场合，在二三同志的私下交谈中，在“庄稼地里骂朝廷”的时候，叙述没有彻底死灭喑哑。
思想者们在单兵作战，有如堂吉诃德先生挑战风车。
在所谓的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曾经在题材领域的广度方面有所开拓，在思想拷问的深度方面有所掘进。毫不夸张地讲，是文学率先唤醒了对人的关注，最早亮出了批判的旗号。批判与思考的锋芒曾经指向十年“文革”。
新时期文学的滥觞，问题小说取代了号角诗歌，诗歌才更成为诗歌；报告文学异军突起解放了小说，小说也才更像小说。呼喊问题，引发疗救注意，毕竟是小说与诗歌不堪承载的重负。
这方面，文坛前辈的经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至少在“大跃进”狂热时代，有一位专写问题小说的赵树理先生上过万言书。因为用小说来反映问题呼吁呐喊，不仅败坏了小说，呼吁呐喊也分明鞭长莫及。还有吴晗先生用那出着名的京剧《海瑞罢官》来影射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也只是隔靴搔痒。
赵树理与吴晗，最终都在“文革”中被肉体消灭了。思想先行者的生命只换来一纸迟来的平反文书。
如此十年。新时期文学走过了这样一条轨迹。
时间，这盘大磨，磨平了许多石子的棱角；时间，这条永恒的河流，偶或一只浪头，就淹没了许多漫长的瞬间。
“文革”，毕竟离我们远去；历史尘沙的堆积层愈来愈厚。
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时期文学进入后十年。依时髦的名词叫卖来讲，则可称为“新后十年”、“后新十年”以及“后后十年”。在人们对“文革”患了失语症的时代，在“文革”研究呈现巨大空白的时候，在思想者总是隐逸缺席的时刻，诗人与小说家作为人文工作者的一支方面军，不得不又重新肩起思想与拷问的职责。
匹夫有责。何况作家是艺术家的同时本来也是思想家。当仁不让。
正是当年阶级斗争教育常说的一句套话：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文坛散文创作蔚然而成大观绝非偶然。
许多作家们创作的大量散文随笔，风格绚烂、光芒闪射，彻底撑裂捣毁了杨朔秦牧的曲意歌赞、胁肩谄笑和假作幽雅、帮腔粉饰的小散文模式。
作家们开始尝试叙述“文革”，“代圣贤立言”。
“文革”，十年浩劫，除了一举粉碎“四人帮”，作为政治定性，还有一个名词：“红卫兵”。
正视红卫兵这一话题，对之进行再思考再认识，也许将是攻破“文革”研究坚城的一个突破口。
支撑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坛的，主要有两大集团：右派作家所谓“五七战士”集团和“老三届”集团。老三届作家们，学习尝试文学创作，适逢国门洞开、文网松弛，各种思潮主义叠合涌入，大家“急用先学”了不少新鲜玩艺儿，在他们的创作中便有所“立竿见影”。不似右派作家们，受尽苦难、生活丰厚，可叹思想武库里基本只有号称马列主义的一点庸俗社会学把戏。老三届作家们的作品，其自省意识批判意识思想含量拷问精神，或者要稍胜一筹。
而且，老三届里边有许多当年红卫兵，老三届作家中也不乏曾经的红卫兵。
如此，红卫兵的自我叙述具备了相当的可能。
这种叙述，将具备某种权威性。将成为打开“文革”研究坚城许多关隘中某一门径的一柄钥匙。将成为开掘“文革”矿脉的一条通道。
从1981年至今，是二十年时光过去了。一代红卫兵都已经步入中年。
如果说，比一代红卫兵年长者“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了，比一代红卫兵年少者“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那么，恰恰是被政治定性的红卫兵们、红卫兵里的思想者们还在固执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是史无前例地失败了。红卫兵小将们史无前例地没有像先前历次运动的打手先锋们一样立功受奖。这恰恰是一代青年的幸运，民族的幸运。百试不爽、百战百胜的运动史，至此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断裂。红卫兵、老三届、插队知青，在被利用被抛弃被欺骗被惩罚的条件下，被迫走上了反思反省反叛的不归路。
这是一批正当盛年的思想者。他们的思想有可能冲破牢笼。他们的回忆追述思维思考，有可能对十年“文革”的历史被覆岩层作出某种程度的深层开掘。
如果研究叙述文化大革命终将成为一门考古学，那么一代红卫兵们的自我叙述也许能够成为未来世纪的考古索引。
后来的掘进者们或许会在他们奋力掘进的坑道里，发现前人遗留的几柄镐头、几盏矿灯、几幅图纸、几具向前扑到的骸骨。
我希望，他们或许会在一具不知名姓的骸骨边发现这一卷文字。
一些孩子，一代学生，是怎样变成“恶魔化”的红卫兵的？
他们曾经受到过怎样的教育教导教化？
在一个时代曾经被视作教育经典的一些语言词汇，究竟该如何解读破译？
是为《拷问经典》。
一苇渡江——《拷问经典》前言
我们的圣人曾经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老夫子当时，莫非是有些悲观了吗？
或者，他老人家始终相信：他的道，不会灭绝；寰宇之内，应该有大道风行、生根开花的一方土地。
当铁骑踏破长城，衣冠被迫南渡。
铁与火，能够彻底毁灭文明吗？
我们的祖先，一定有着某种坚信。
文明的自信。
信心结出了果实。文明之河千载流淌，洋洋汩汩。
鲁迅先生在着名的《呐喊》自序中，有一段着名的话语。如果喊醒了铁屋中的昏睡者，铁屋却不能破除，只能清醒面对绝望，那该是怎样的恐怖？
但先生终于还是发出了他的呐喊。
先生自视甚高；其实，铁屋中哪里会只有鲁迅你一人醒着呐。
公元2000年，在所谓跨世纪的年头，在通往新千年的门槛边，夏历庚辰年春节，与往年的春节却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者，笔者作为文革当年的一名红卫兵，“五十而知天命”，沉痛回忆、严肃命笔；元宵过后，有《拷问经典》一部书稿完成。
如果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样的布道终于尘封了历史；“文革”
的罪孽，不曾进行起码的清算。关于史无前例的、祸国殃民的、毁灭文明的文化革命之研究，在同时可悲地成为了一门考古学、考据学、考证学。笔者，不得不在书名之下添加了一个副题——未来世纪的考古索引。
《拷问经典》，重点拷问半个世纪以来曾经流行、并且占领着话语强势地位的若干语言词汇。我们曾经奉为圭臬、目为真理而自觉服膺的，曾经因无知而盲目接受遵从的，曾经因恐惧而不得不曲意附和的，那些强势话语，曾经指点江山、统驭思想、改造灵魂、扼杀个性。对于这些至今仍然高高在上金碧辉煌威势赫赫的话语，予以清理、予以拷问，大有必要。以打破话语霸权的垄断，以清算话语霸权的历史责任；还个性思维的天赋人权，给异质思维一席之地。
让思想冲破牢笼。思想无罪。
《拷问经典》，共拷问关键词汇及曾经过度流行的词汇一百条。不在理论上故作高深，不奢望建立理论体系。力求深入浅出，在感性认知“皮肉亲历”的角度，切入话语深层界面。以大众容易接受可以理解的语言为舟楫，穿越经典话语、霸权话语腾起的雾障，希望与更多的读者，共同抵达彼岸。
彼岸，原来一派清明。恰如我们精心呵护的赤子之心。
我思故我在。
人是思想的芦苇。
我的思想，你的和他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之间，可能会发生碰撞。有如清风吹拂芦苇荡，苇叶喧哗。芦花似雪，映着芦花的江流，一派空明澄澈。
一本书，有一些独立思考，有一点个人见解，编辑和主编看了都说好，然而在大陆却不能出版。多方投寄，泥牛入海；尘封搁置，如是整整九年。
茫茫水边，竟有幸从蔡登山先生手中，化得芦苇一株。
一苇渡江。
公元二○○九年五月十一日
农历己丑年四月十七
九转丹成——《拷问经典》后记
在道家的阴阳八卦学说中，九为阳数之极。
阳极阴生，自然之理。
如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二三，在这儿并非数学上的简单自然数；九，当然也不是数学上的简单指代符号。
但迷信而喜好附会的大众，有时忌讳这个数字。年龄逢九，比如五十九岁、六十九岁，老者不肯直说；而愿意虚称六十、七十。提前过寿，大举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