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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中国作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青年作家代表会。咱山西有我和成一两人作为代表参加。会址在张园，据说当年曾是张学良将军公馆。我和成一同居一室。
会议内容且不说它。每日会后晚间，我都在别处混闹。或者跳舞、或者喝酒以及聊天、讲故事之类。河北铁凝、甘肃匡文立等几个女孩子，一时混得极熟。
很晚回房，成一兄总是拥着被子默默地看书。我不免有些歉疚，觉着扔下老兄一人岂不孤单。那老兄微微一笑，说独自呆了静思默想，十分惬意。口吻笑容，竟无比幸福的样子。
于是，我初始明白，人的天性各有不同。我不过喜好热闹，不耐寂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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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一点，1982年6月，《青年文学》在青岛开笔会。除安排游览外，大家白天写小说，每晚差不多都要跳舞。那时，探戈、迪斯科之类，我已初得要领，一时独领风骚。天气还不很热，见那大海闲着十分可惜，我从6月3日下水，每日都坚持游泳，风雨无阻。听说我干过侦察兵，会摔跤，沙滩上几个小伙子一齐上，结果有的啃沙子，有的揉肠子。喝酒呢，又喝到发昏，想对铁凝讲的话讲给了张抗抗。酒后下棋，和安徽的严啸剑还动了拳脚，从宿舍直打到厕所……会期、会后，我就得了一个评价：这小子活得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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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潇洒与否，正如幸与不幸，都不是他人眼中事物，而是一种自身体验。自己反思“潇洒”二字，我如何当得起。我只是比较尊重自己的爱好和天性，不特别压抑自己而已。或者，人们称许我潇洒，竟是说我不成熟、不练达的意思，也未可知。
因而，对于自己的爱好和天性，我比较放任它们，而不特别看重人们的评价和所谓舆论。整日皱眉绷脸愁苦万端，又有什么好？压抑自己而为着不触怒舆论，又该是多么可怜！趋利避害，喜乐厌愁，实在是普天下人们的常性。希望活得快乐舒张，终不该受到非难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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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论说幸福，归纳为“闲适”二字。这话多半不差，固然任何论断都意味着局限。芸芸众生，求学谋生、养家糊口，闲适原是难得。难得的物事多半便可贵起来。
但“闲适”二字，我们讲得通俗一点，大约也就是有点业余时间而又过得舒适之意。如此讲来，闲适亦即幸福，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中国种地的农民和美国发财的老板，种地和发财之余，随心所欲地休息一会儿，那幸福实在难分高下。蹲在炕头吸旱烟，不一定及不上窝在沙发内喝咖啡。
这样说，自然也不全面。或者就抹杀了什么。一些十分“革命”的人是听不得“闲适”二字的；他们终日革命，连夜里做梦也梦见干四化，一般人达不到那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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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有点爱好，天性各别，爱好也千般百样。但多数人谋生而找的职业或被分配的工作，并不一定合于个人之爱好。即或职业即爱好，比方爱跑步的人当了运动员，时间久了也不免发烦。于是，人们的爱好多半须在业余时间去实现和完成。我想，业余生活相对自由，人们的爱好才得以发挥。爱好，于是构成业余生活的核心内容。
我的业余生活，主要就是由业余爱好所构成。而我的爱好，非常广泛。夸张点讲，在村里随祖母生活时，不爱好的大约只有推磨；在城市生活，不爱好的则是开会和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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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从部队复员到太原机车车辆厂做机车司炉。在部队，上厕所都要向班长请假。除了写写家信，没有什么业余时间，爱好也就无从提起。当了工人，8小时以外相对自由，不禁暗暗庆幸。
那时，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读书。
禁锢年代，好书难得。但我结交朋友很多，所谓三教九流，互相偷偷将些书来传看。一、二年间，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杰克·伦敦和梅里美等作家的书竟读了数十本。陌生国度的陌生故事，展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令人乐而忘返。它们帮我度过那苦闷的年月，淡化或减缓了现实的苦恼。无形中，也为我后来从事写作打下了若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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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书，全凭兴趣。如同古人所言：“好读书，不求甚解。”读来津津有味的书，不吃不睡，通宵达旦，一夜读一部长篇。否则，名气再大，评价再高，我也不读。
我读书，读得也杂。天文地理，星相八卦，野史小传，佛经道藏，手头抓住什么读什么。因为自己写小说，近年来小说反读得少。文学期刊、杂志，也基本不读。都是同时代人，处于同一个大气候之下，谁比谁能写得好到哪儿去呢？有几种杂志，倒是必读的。《武林》、《新体育》、《围棋》、《读者文摘》等。这两年，读武侠小说较多，其中格外喜欢金庸先生的作品。我以为他够得上大师一级水准。他的15部武侠小说几乎全部找来读过，有的不止读了一遍。消闲解闷，趣味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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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3年夏天开始，我学习写小说并断断续续发表作品。于是，我的第一业余爱好又变成了文学创作。1978年到1988年，我从工厂调到省作协来做刊物编辑，由借调编辑而转正、由副主编而任主编，正式职业是编辑，文学创作则始终是业余。
搞业余创作，是很辛苦的。免不了加班加点开夜车，早几年孩子小而家务多，挤点时间十分不易。为名为利、获奖登报而得稿费奖金，固然也是一种动力。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爱好和兴趣。创作，无疑是种创造。验证自己的才能，传达自己的思想，实现自我而完成自我，创造的乐趣、激情的焚烧，其中滋味，虽万户侯不易。
因为这一项业余爱好，我竟逐步成为一名作家了。而更重要的是因了文学创作，我的业余生活自然十分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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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有创造的乐趣，读书有清闲的乐趣，但它们并不能代替别样乐趣。我的喜好既然广泛，在广泛的喜好中我也就得到了广泛的乐趣。在工厂做工时，我最爱摔跤。
中学时代，我的体育老师善摔跤，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后来当兵在侦察连，又整日摸爬滚打。回工厂做工，正年轻，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有段时间经常摔跤。上一个夜班，跑一趟车，往炉膛内扔六七吨煤。下了班，和二三同好开摔，折腾四五个钟头，晚上接着上夜班。
摔跤，是一种近于原始的体育运动。和拳击类似，是人和人最直接较量对抗。是对一个人力量、反应和技巧的最严格的考核。那种较量的刺激十足够味儿。后来我写过一篇小说《晚来的摔跤手》，描写摔跤技巧“撕绷得合通，别扛拉挑，怀揣磨提抱”，被摔跤之乡忻州的同行们称许很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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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之外，最喜欢的体育运动还有游泳。
太原市游泳场太少，自然水域也缺乏。1976年，趁社会混乱，我和一帮小青年纠合成群，每天到人民公园去游泳。风雨无阻，每次要横渡五个来回。原计划要坚持到冬泳的，后来毛主席逝世，游泳被列为娱乐活动而禁止，计划破产。
近几年，有些刊物夏季在海滨组织笔会，我都要尽量参加。到了会上，一定要下海，而且抓紧机会，每日数游。白天有事，晚间也要补齐。海潮翻卷，夜幕阴沉。海的无边，天的无尽，夜的无底，使人感到自己的软弱和渺小，孤独和无助。唯其如此，人才更要奋力挣扎苦斗。在茫茫夜海中，我总是尽自己的体能和胆量，游到极远。
不可把握的人生之海，我愿如此在其中闯荡……K
在中国，无论城乡，中国象棋十分普及。所谓“世事纷纭一局棋”，小小棋局，你争我斗，波澜起伏，投身进去，宠辱皆忘。
家父就是一个着名棋迷。几十年来，差不多每天都在人民公园杀棋。杀棋时大吹大擂、大嚷大骂，家人去喊他吃饭，在公园门口多半都能听见他的嗓音儿。有一回，急尿，奔厕所时在月亮形砖门上撞破头皮而不自知，血滴点点洒上棋盘。
我着迷象棋的程度不辱家门。在作协巷子里可算一等的高手，而且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那一年在天津出差，因为在马路牙子上看人家杀棋，旅店关了门。
预订好的每天15元的床位闲在那儿，我在马路上耗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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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秋，全国场地自行车赛在太原举行。我曾去采访并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在体工队偶然和围棋队教练结识，想写一点江鸣久、江铸久弟兄的拼搏事迹。后来文章没有写成，却学会了下围棋。
围棋号称“黑白狐狸”，迷惑人的程度不让狐鬼。十来年里，我在围棋上所耗时间绝对多于写小说的时间。本人订了围棋杂志，每晚入睡前必读半点四十分，否则就不能入睡。几年前，小说家钟道新可以让我三子，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对我让先。如今，我完全可以和二位公平对弈。省作协系统围棋形势一举进入“三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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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社会上流传顺口溜道：十亿人民九亿赌，剩下一亿去跳舞。这话当然不能用统计学的标准来衡量，说在中国打麻将极其普及总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