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都市爱要怎样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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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去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凉床上躺了个老头,探着上半身趴着,背上立了几根针。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点着油灯,灯下排开一个布包,包袱皮上是几根黑擦擦的外。我的针一放上桌,人们的眼睛不由一亮,连昏暗的油灯都发出光来。这些针闪着真正的银光,而且那么纤长,细挺,均匀,光滑。他的外呢?黑,脏,粗,锈,还不直,连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腻腻的很腌(月赞)。一个大爷看着我的针,忽然“嘿”地笑了一声,说:小王还藏着这宝贝哪!它可真像是宝贝。在这土坯屋里,熠熠生辉。那郎中用脏兮兮的手拆开了封套,捻出一根针,又用他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后果断地送入身后那老头的腰上。这时,我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扎针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不知说些什么。那老头趴在凉床上,差不多睡着了,对金针没什么反应似的。屋里人也都把他给忘了,很热烈地说着些无关的事情。显然,人们聚到这里来,并不完全出于对游方郎中的兴趣,除了老头,谁也没打算要他来治病,只是凑个热闹,找个由头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谁也不会允许点灯点到这时候的。这就是乡村的夜生活。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游方郎中加以注意,还赶不上对我的金针的注意。他们随他在老头身上糊弄着,那老头则已经老得千锤百炼似的。游方郎中显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这冷落是出于一种见识,但因为有涵养,也就不计较,不点破了。应当公允地说一句,游方郎中里确实有着奇人,可不是所有的游方郎中,甚至不是大多数。绝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日饭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还招摇撞骗。游方郎中的神入,就是在这些垫底的大多数之上的一个两个,他们的英名笼罩了全体人员。这郎中分明感觉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

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的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枝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事》、《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送队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倍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在我送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着******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

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最后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的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

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土风度,并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

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队送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匾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的,最具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

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么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