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民大大的。”他把孙子慢慢地揽在怀里，用胡子摩擦那毛茸茸的小脸。爷孙俩相差了整整80岁。他说不清自己这辈子是喜是忧。但孙子是他现在的阳光。
“爷爷你骑过旋转木马吗？”
“没有。爷爷骑战马。”
“战马比木马好玩吗？”
“不好玩，骑马打仗。”
“打仗好玩吗？”
“不好玩，流血死人”。
“那为什么要打仗？”
“日本人烧了我们的房，杀了我们的人。”
“爷爷你怕不怕？”
“不怕，那没用。”
“爷爷，我也要打仗！”
“不！我们再不要打仗。”
“当解放军就能打仗，我要当解放军！”
“唉——！”
……
“我要参军打日本，你等着我。”他撇下心爱的云丫头一去十年。等解放了回家探亲，才知道云丫头早被日本人腰斩了。因为她是抗属。
日本人走了。蒋介石跑了。云丫头也没了，她死的那样惨……
他木木地盯着那飘落的黄叶儿，觉得自己快能见到云丫头了，他想她……
“爷爷，爷爷，爸爸回来了！”小孙子从他怀里挣脱，一蹦三跳跑去开门。
他有点犹疑：“爸爸……”
眼前只见妻妹雪丫头推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让喊他爸爸。
可那男孩儿却愤怒地盯着他，好半天，突然吼道：“你为什么不回来救妈妈？你是汉奸！”
“不许胡说！”雪丫头喝止那孩子。
他眼里噙着泪，没有话……
不久他就到朝鲜去了，和美国人打仗。
大跃进的时候，那孩子在山上的土高炉炼铁，抢救山林失火时牺牲了。骨灰与山石熔铸在一起。
那孩子的死讯传回村里时，雪丫头昏死过去了。她的全家都死于战祸。那孩子是她为姐姐保全的唯一血脉，也是她相依为命的命根子。她只比那孩子大四岁。
他记得自己早就没了泪。当他抱着奄奄一息的雪丫头回到城里时，觉得那是一座生命血泪铸成的山。
当她成为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他们的女儿时，他以为一切灾难都过去了。但他没有料到他会在“文革”中蹲大狱。
九曲黄河看到了入海口。出狱以后时来运转。他以临近花甲的年龄得了这个儿子。他的雪丫头却被劳累和操心弄垮了。儿子结婚不久，雪丫头就撒手西归了。她走的那样急，以至他难以相信那是事实。
他很有些后悔，他这一生中都没有多少时间来爱护关心他的妻子。他很想她们，他的云丫头和雪丫头。那一对为他分担灾难，抵挡风雨，抚育儿女，创造温馨，死而无怨的姐妹。他觉得自己欠了她们很多，今生已无法偿还。该走的是他，而不是她们。他又觉得这样挺好，应该由他为他们送终。他不能留下她们忍受晚年的孤独和寂寞……
黄叶儿在飘……他想去寻他心爱的妻子们。他在心里呼唤他们的名字……他看见她们来了，她们在笑，他也在笑……他听见有人在喊爸爸……哦，是他那烈火中燃烧的儿子，他终于肯叫“爸爸”了……
“哎——”他答应着，从来没有这样舒心，这样痛快过……他觉得好轻松，好舒服……
黄叶儿长大了，变成了一艘船。他跟着她们上船走了，还有他那从火中走来的儿子。他们相拥在一起，再也不会分开。
那船在飘，飘的遥远遥远……
6、历史拓片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前夕，我和其他两位副局长分头去慰问本市的老红军。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天气晴朗的上午。市区上空的烟雾不知何故一扫而光。空气分外清爽。在这样的天气里出行，人也像被洗过一样。
今天的慰问对象共有七个。其中两位是从四川一直走到延安的女红军。
红军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女红军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概念。以1937年7月7日为界，在此之前参加革命的在政策上统称为红军。而真正当得起红军称号的，是那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英们。历史在经过长达一甲子的风霜之后，那些统称为红军的人们已经寥寥无几。真正当得起红军称号的在本市只剩了不到三十人。确切地说是26人。这其中，有三位是从江西和四川一直走到延安的女红军。
人常说，物以稀为贵。仅此而论，她们也称得上是历史的宝贝。至于其他的内涵，人们尽可以去理解猜想推断。但你无法抹掉历史。何况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只要还活着，没有盖棺定论之前，他或她的历史就总在不停地写。那人生的句号是扁是圆就总在书写之中。
在进入碧水莲的家门之前，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关于碧水莲我知道的很少。虽然分管老干部待遇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我并没有机会逐个拜见所有的老同志。那些有困难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党组织和政府过问解决问题的老同志，是知道和了解的。而对于碧水莲这样从不露面的老同志，凭良心说，除了每年几次慰问时，在名单上过一过以外，大多数场合我们是不会想起他们的。工作总是那么忙。
出发之前，我所掌握的关于碧水莲的情况有如下几点：1935年4月参加红军；现年85岁；原纺织厂党委书记；因企业困难，已近一年不能正常发生活费；患白内障。
人总是这样，当一件事离你尚远时，大多不太在意。一旦事情临近时，你就不得不认真对待它。
上车以后我开始想：她生活的好吗？高龄有病的她有人照顾吗？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就算是例行公事，这些问题也应该想想应对的办法。一想到纺织厂一年多发不出工资的事儿，我就不由得发怵。我该怎么向她解释企业发不出工资的事儿？告诉她企业改革正在艰难时期？或是改革就是革命总要付出代价？当然，我尽可以顾左右而言他。也可以编一些甜蜜的漂亮话哄哄老人高兴。
记得有个孝敬父母的朋友曾给我讲过一条经验。他说大多数老人们都是些一炷香的神仙，三个进香头，五句开心话，他就能反过来把老骨头卖了来心疼你。小家小户尚且如此，何况是革命的老前辈？但心里总是有些言不由衷的慌愧。他们毕竟不是一般的老年人。否则的话，党和国家也不必专门设我们这些上上下下的部门，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成百上千的工作人员长年累月专门为他们做事了。文件规定，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自有不容忽视的理由。
当然啦，文件这东西，作为一种平衡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功能的手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只是反映基本的社会现状和某些社会成员的一般利益的。在执行中有强制性统一性的一面。但在执行中各等类人如何理解它则千差万别。心领神会实事求是自觉勤勉者有之；照本宣科依样画瓢者有之；边干边骂消极怠工者有之；偷工减料搪塞渎职者有之；顶着不办以死对抗者也有之。所以便有了一层层互相监督和牵制的政策。以政策管政策，乃至以法管法。政策和法结成一张网，往社会头上这么一罩，齐了。该得利的，该受罚的自去对号。什么时候对不上号的事情出现了，再改旧的，加新的。于是，从这个网面上看，社会管理是平衡的。至于这网面下面的事儿，对不起，没有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儿。
就说这老干部政策吧，差不多十几年没有调整过。一来老政策管不了新问题；二来新潮流总冲击旧堤岸。弄的一干老字号工作人员总像救火队。忙个四脚朝天也平衡不下层出不穷的矛盾。最要命的就是成年累月发不出生活费，医药费报销不了。别的行当还瞧不上这个庙里的神。工作人员的实际待遇也和其他部门不可同日而语。
瞧上瞧不上的，平心而论也不打什么大紧。隔行如隔山，哪个部门也有难念的经。不去理会也就算了。招架不住的是天天让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们哭天抹泪怒气冲天地来上访。单打独斗的，三五成群的，几十号人联名上访的，千百号人集体上访的。为什么，政策规定的待遇不落实，企业发不出工资，老人家们吃不上饭。打江山的老前辈吃不上饭，滑天下之大稽。当然了，吃不上饭的是少数。哪怕只有一个，说起来也是不好听。何况远不止一个。
毫无疑问，这绝对是改革发展中的局部的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可对于那些吃不上饭，看不上病的具体人来说，就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你能说他上访不对？你能糊里糊涂打发他？说老实话，真要有人无理取闹，那太好办了。有国家机器在。难办的就是人家哭闹上访，你就算站在对立面也觉得不无道理。一时又拿不出个妥帖的解决办法，还得为上级领导分忧。你就只有白头搔更短的份儿了。
我坐在车上最发愁的就是怕碧水莲哭天抹泪。正自琢磨，司机说到了。
车在纺织厂宿舍区七拐八弯之后，在一栋很旧的四层楼前停了下来。随行的杨科长下车找来了纺织厂的老干部处长。他说碧水莲的家就在这儿。
这是二楼西边一套老式的三居室住宅。应声来开门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厂老干处的于处长人没进门就大声喊着说：“碧书记，市里的领导来看您了！”
“欢迎，欢迎啊，快请里边坐！”
答话人操一口洪亮的四川方言。
我顺着声音往里边瞧，只见不大的过厅里，放着一只好大木盆。盆里泡着大半盆毛线。一个头发纯白的老太太正在盆前费力地搓洗。
门打开的时候，她一边答话，一边在围裙上擦手，费力地往起站。我忙抢上一步扶住了她。一边不无恻隐地对她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自己洗呀？”
她拉着我往里屋走，一边说：“洗不动了，这些活都是小闺干的，我是想活动一下筋骨，那里晓得一坐下就难得起来。真是不中用吆，一个废人呀。”说话中，她用手指指那个开门的小姑娘。
于处长告诉我：“这个小姑娘是专门请来照顾碧书记的。”
我便接口对老人说：“这些活让小闺多做些，小心摔着您呐。”老人打断我：“我不打紧，她还小，我还是该照顾她么。”
老人家无意中一句话，使我顿感自己那关心的小气。好在老人家并未在意我说什么，一心沉静在被看望的喜悦里。她摸着那张很旧的木扶手沙发一个劲儿非要我坐。
落坐以后，我打量一下这居室。一张硬木板床，一个老式平柜，一台黑白电视机，两只自制沙发。这就是老人居室的全部家当。另一间屋里也有一张大床，那是子孙们回来时睡的。阴面一间小屋权做餐厅，支着一张木桌。如果没有蹲在地上的那台洗衣机，如果不是从繁华的大街上进来，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曾任共产党大型企业党委书记享受正厅级待遇的老红军干部九十年代的家。然而这就是碧水莲的家。
杨科长例行公事，十二分热情地对老人家说：“碧书记，为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我们代表市委市政府来看望您老人家。市委和政府的领导都很忙，我们老干部局的领导来了。这是我们原局长。”
“谢谢，谢谢领导的关心。我什么都做不了啦，还给国家添负担，我心里过意不去啊。”老人家说着又站起来和我们一一重新握手。
我握着老人家一双粗糙温暖的手，只觉得心里堵得慌。论年龄，她比我亲祖母还大两岁。论资格，我不过是个抄抄写写，涂抹公文出生的半调子把式。虚度四十几个春秋，不知贡献为何物。我有什么脸面在这满头白发的老战士面前称局道长？
然而，老人家还是非常认真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是原局长啊，真是对不起呀，我这眼看不大清楚，只能看一个糊糊麻麻的影子，可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碧书记，是我们对不起您，我们来的太少了，我们的工作没做好。”那一阵，我盯着老人家平和而慈祥的笑脸，那一头一丝不杂的白发，那一双被岁月磨蚀了光华的眼睛，原先准备好的一大套说词都没了踪影。只是想检讨，想把自己骂个底朝天，甚至想骂大街。当然我不能在这里骂。退一万步讲，也没有个合适的场合让我骂。
骂只能在心里。想起一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的话，记起一句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词，还连带出一串诸如自惭形秽，愤世嫉俗，肃然起敬，落花流水，祖国娘亲，悲从中来，我要做个乖小孩之类乱七八糟说不上什么滋味的情绪。
我心甘情愿，坦坦然然在老人面前成了名符其实的孙子辈。历史划定的，我大不起来。
我拉着老人的手，像小时候拉着奶奶的手问东问西一样，问她吃多少饭，睡觉好不好，儿女在不在，有没有治病的药，希望能帮她解决点具体问题。她却说：“孩子们都有工作。大儿子在一个厂子当厂长，女儿在外地。我不让他们总来看我。做工作要负责任的。我不能工作了，国家白养活我，孩子们不能为了我再影响工作。”
她总是为自己的老而无用自责自愧。在她看来老而无用是一种无奈的罪过。说到她的眼睛，她说：“这是老病了。厂子发不出工资，我又没的事做，看到点亮光就行了，浪费国家那钱做啥子？”
问她生活上有什么具体困难需要帮助解决。她一概摆手：“没的。没的。啥子困难比得上长征？我们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十几个姐妹，现在活着的只剩下常艺、小兰子和我三个了。要不是参加革命我也活不到今天！”
老人家说起她们当年革命的情景，脸上放出少女般的光彩。那是她生命历程中最辉煌最灿烂的一段，所以永远是记忆的兴奋点。又因为这辉煌与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熔铸在一起，所以她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一个需要的场合公开地，毫无愧疚和做作地讲述这辉煌历史的任何一段。包括每一个细节。这是她们的幸运和富有。这一点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等到我老了，有幸活她这样的岁数，我能对人说些什么？以现在的情形看，恐怕什么也没有。于是我羡慕她了，非常羡慕。
她就那样旁若无人地讲下去。我留意到她的长相很美。想象过草地的行列里有一个明目皎齿乌发朱唇，皮肤细腻的能够弹破的漂亮姑娘，走出草地时就剩了一个大眼睛的骨架子。六十年前，她的头发黑的没有一丝杂色。六十年后她的白发也纯的没有一丝杂染。凡是精纯的，都是至美的。一个八十五岁寿星的美，还有什么会比这净化过的形象更出色呢？
她在那里说，我在这里想，不知不觉就过了半个多小时。因为还要看望其他的老同志，杨科长示意该走了。我不忍心打断老人家的回忆，可也没办法不离开。就请老人给我们提点工作建议，也算是一种比较委婉的告辞。
谁知老人竟丝毫没有客气，朗声说道：“建议我倒一直想说一点。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发愁。职工这么长时间发不出工资，搞不好要出乱子的。改革了，开放了，只要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会拥护。我听广播里说，有一半多的厂子发不出工资，这可不是小事情。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说啥子也不能出乱子。请你们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我的想法。我眼睛不行了，腿脚又不灵便，自己去不了。连看书看报都不行了，只能听听广播。可我真是担心吆。”
我一看老人家出言不轻，忙向她解释企业改革的有关政策。并告诉她改革中会考虑职工的实际问题。
她颤巍巍地站起来说：“应该尽快解决，不能等到闹起来。前几天我听说厂里的职工到省委去了两三千人，要赶快想办法。”
我知道她说的没错。纺织厂破产前确有不少职工到省里集体上访。真是难得烈士暮年志啊。
由于时间不允许我向老人家再做更为详细的解释，我也不忍心抚一个老战士的赤子心愿，就反复表示一定要把老人家的意见原原本本向上级领导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