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个人学术兴趣，我曾经花费二十年时间，寻求中国历史上对于三国时代蜀将关羽崇拜文化的由来演进。
说来由于《三国志演义》及戏剧、说书的影响，对于关羽崇拜，几乎人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为历史人物，关羽在正史《三国志》中得到的评价实在并不算高，陈寿曾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但陈寿怎么也不会料想到，千载以后关羽居然能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只。明清间一度遍布全国城乡的“关帝”庙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也颇不解，他曾历数关羽崇拜的过程，并感慨道：
“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皆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着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当阳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子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
其实所说并不确切，至少在北宋仁宗年代，关羽已经具有官方封祀了，续后再论。清代关庙中的这样一幅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着，真所谓荡乎难名。”
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而且对审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很有意义。说起来，在有关关羽的“造神”过程中，文学诸样式，包括传说、笔记、说话、戏曲、小说等，与民俗、宗教、伦理、哲学、制度一起相互作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关羽是与中国古代小说、戏剧这些文学样式共相始终的一个形象。正是在这些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清初文学中，关羽已被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了。
大约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盛行关公信仰的漫长时期中，历代史家对于关羽崇拜的始末根由，曲折转变，并没有认真的考探辨析。而近代文化断裂后，中国文学史凡谈论及此者，则率以“封建统治阶级提倡”和“《三国演义》影响”为由，众口一词，几成定论。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杨庆堃（C.K.Yang，1911～1999）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专着《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被认为是以西方视角研究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成果。在他撷取的全国八个代表性地区“庙宇的功能分配”中，就将关帝庙宇归类为“C，国家”之“1，公民与政治道德的象征”中“b，武将”一类，并论说道：
“在当时全国性的人格神崇拜中，没有比关羽更突出的了，关帝庙遍及全国。虽然这位公元三世纪的武将是作为战神而被西方学者所熟知的，但就像大众信仰城隍一样，关公信仰起到了支持普遍和特殊价值观的作用。”“神话传说和定期的仪式活动，激励着百姓对关公保持虔诚的信仰，使关公信仰得以不断延续，历经千年始终保持着其在民间的影响力。”
其实与文学史的说法相去不远，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对于关公文化略近于现代方式的专题研究，是从1840年由西方传教士白奇（Birch）的《解析中国之四：关帝保佑（Analecta Sinensia，No4：Thekwan Te Paou Heum）》开始的。国际知名汉学家李福清（БорисДьвоьичРиφтин）就说：
“关帝信仰这个题目并不是新的题目，有许多国家的学者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而中国人自己在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则以1929年容肇祖在广州《民俗》杂志发表的《关帝显身图说》为最早。1993年饶宗颐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新加坡：五虎祠》，副题则是《谈到关学在四裔》。“关学”之说，无非强调此中关联甚多，内蕴丰厚，绝非仅持关帝庙或者《三国志演义》一端立论所可道尽的。
“文化研究”据说是当前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热点，但究竟何为“文化”，却人言言殊，据说定义不下二百个。其实这本来是一个汉语词组，出自《周易·贲·象卦》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日本人以此移译源出拉丁文的culture（词根原意是耕种），也是来源于农耕文明，由此产生的歧义又多出了一个乘方。从先民说来，“文化”实际上应当是一个动词。东汉《说文》言：“文，错画也”，“化，教行也”。“文”的本义就是“纹”，自然纹理和花纹，给人以美感，人们就乐意模仿。圣人所作的诗礼乐书也是美好的，人们如果也乐于模仿，那么天下就都变得美好了。这就是以文治来教化天下的意思，道出了文化的亲和力。后来又出现了对应的概念，比如刘向《说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代束晰《补亡诗·由仪》说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昭明太子萧统注曰：“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又道出了文化的固有凝聚力问题。故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
“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礼乐书之类谓，当法此而成天下也。”
我以为，这才是今日文化学者亟应重视的核心问题。大概而言，文化现象虽然呈现出多元散射的状况，但是价值体系——或者如唐君毅先生所谓民族“凝慑自固之道”——却始终是“文化”问题的核心。当我们从多元散射聚焦核心时，就是“文化研究”。这就是我对“文化”的理解，也是我研究关羽崇拜的主要旨趣和方法。
关羽崇拜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同时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思考。美国学者鲁尔曼（Robert Ruhlmann）在《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专章论述了关羽，认为他是一个“综合型的英雄”，他既是武士，又是书生，并且具有帝王之相。他的故事说明了民间传说与制度化宗教间的相互作用，也证明着故事文学中的英雄一旦受到官方崇拜，会再影响故事内容。由于这类英雄深入人心，也鼓励官方设法把他们尊为值得推崇的行为楷模。但同时鲁尔曼也陈述了他的困惑：
“但关羽所代表的主要美德——忠义事实上有多方面的涵义，彼此很容易纠缠不清，而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关羽的故事说明同时为父母、朋友、君王、国家和正义尽责是何等困难。尽管官方传记编写人如何解释，这位英雄人物仍表现出人生的复杂。”
如果说他与杨庆堃还是从“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两个不同线索展开论述的，带有“古典学派”风格的话，那么近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着作的前言中，就已自我定位为“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后现代解释”，强调“‘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 of power）’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在利用1940～1942年满铁株式会社的田野调查，对于中国华北农村调查的材料时，他曾设立专节讨论关羽何以成为“华北地区的保护神”问题，且“从历史的角度”对乡村关羽崇拜进行追究，结论是：
“乡村精英通过参与修建或修葺关帝庙，使关帝越来越摆脱社区守护神的形象，而成为国家、皇朝和正统的象征……关帝圣像不仅将乡村与更大一级社会（或官府）在教义上、而且在组织上连接起来。”
其实关羽崇拜就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交叉点。杜氏还主张，尽管社会各阶层对于关羽崇拜的理解阐释或有不同，“却在一个语义链（seman-ticchain）上连系起来……特定的解释有赖于这种语义链，并在这种语链中产生出它的‘意动力（conativestrength）’。”不过限于题目，他没有，也不可能将以关羽崇拜为中心的乡社祭祀变迁清理明晰，更不用说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了。
明清两代关羽已经赫然成为国家神，统摄三教，覆盖全国。用句形象比喻来说，仿佛三根支柱搭成了一个房盖。但今日宗教学界各自独立，似乎并不清楚对于历史上关羽人而神，神而圣的提升过程，反而将之视为“民间信仰”。上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了两种《中国道教史》，一卷本为任继愈主编，四卷本为卿希泰主编，都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却没有用多少篇幅谈及关羽崇拜。2007年我曾应香港道教学院邀请，去做过三周短期讲学，也会晤了一些道教界的领袖人物。据他们说是国家宗教局将关公信仰定性为“民间崇拜”的。现在佛、道、儒三家各有门墙，都在扩张自己的影响，发挥积极社会功能，自然不错，只是忘记甚至放弃了长时期来经过“三教圆融”，共同建立起来的国家/民族信仰，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历史学界也与此类似。海外华人史学家黄仁宇就表达过他的迷茫，在从现代军事角度列举了“失荆州”过程中关羽的种种失误以后，他以为：
“只有此书（按指陈寿《三国志》）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其实就连开创乾嘉“朴学”先河的顾炎武，也同样于此表示过疑问，他说“今南京十庙虽有蒋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闻灵响。而梓潼、二郎、三官、纯阳之类，以后出而反受世人崇奉。关壮缪之祠至遍天下，封为帝君，岂鬼神之道，亦与时有代谢乎？”
毕竟生活在“神道设教”的时代，紧接着他就找到了原因：
“应劭言：平帝时，天地大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营寓夷泯，宰器闻亡。盖物盛则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经注》引吴猛语庐山神之言，谓神道之事亦有换转。”
信仰亦有代谢，本身就是历史文化演进的正常形态。惟关羽信仰何以能够“与时消息”，“与时偕行”，经千载而不衰，历六代而愈盛，似乎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一个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