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曾引《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七月戊辰”：“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认为“即言华夷非徒族类（ethnos）之殊，而亦礼教（ethos）之辨。”这也是入元的理学重臣格于当时形势，不得不突破“族类之殊”，强调“礼教之辨”，以“行汉法”来承道统，对“大一统”进行重新诠释的原因。
郝经（1223～1275年）家学素有渊源，其六世祖曾亲炙程颢，曾祖父郝震开始在乡里传授程氏之学，祖父郝天挺为“伊洛之学”的金朝理学大儒元好问之业师。他受到忽必烈召见，置诸侍从，并随蒙元统师伐宋，曾出使宋朝，为贾似道囚禁十六年之久，但志节不屈，被誉为“北朝文天祥”。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他是与南宋儒士对立的，但在理学和文化立场上却能同道“接轨”。从“《春秋》大一统”的逻辑，他认为“道统”高于“皇统”，皇统既系于天命，天命所归，则“夷狄”亦可“善治”，故特别推崇北魏孝文帝为“用夏变夷之主”，“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与前代灿然比隆。”既劝说忽必烈等蒙古新主“行汉法”，又说服南宋诸臣“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所以他曾大力推崇关羽，并把这个历史榜样推荐给蒙元统治者。这在元初也的确显现过功效，另文再论。
和郝经明确的原则立场相比，许衡（1209～1281）更多的是随遇而安。他亦为金遗民，曾被忽必烈召为京兆提学，又任过国子祭酒。身处乱世，反对交互征战：
“中国与夷狄，中国胜，穷兵四远，臣伏戎夷；夷狄胜，必溃裂中原，极其残酷。如此报复，何时能已！”
但既然历史大趋势已无可避免，他就转而以《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一言为据，采取了“见在夷狄，便行那夷狄所当为之事”的态度，并作诗言：
“直须眼孔大如轮，照得前途远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也是人。”
主张在“大一统”过程中扩大眼界，超越狭隘民族观念；正视现实，努力实现“华夷同风”。考虑到当时南宋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这里说的“华夷千载也是人”的平等，显然是汉族的奢望。他也主张“行汉法”，并向忽必烈建言“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用三十年不可。”他和郝经虽然也经过蒙古灭金的“亡国之祸”，但毕竟都是以“北人”身份看待无可回避的蒙元“大一统”趋势，反而比南宋士人理智清醒。
与郝、许相较，郑玉（？～1357年）是元儒中的《春秋》名家。他家在徽州，生于元世，曾被元顺帝召为翰林侍制，辞不赴，但所着《〈春秋〉阙疑》被作为至正（1341～1367年）以后的官学读物。朱元璋部入徽，招请参与反元事业，他以“吾岂事二姓者耶”为由拒绝，并自缢以示志向，可谓“元遗民”的典范。在主张“王道”的同时，他也对“霸道”有所辨析，认为“霸道”虽有罪于商周盛世，却有功于春秋衰世，如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诚足以暂息当时之乱。”联系现实，则纲常法制的统一，比“夷夏之防”更为重要：
“今中国弑逆之贼，天子不能讨，方伯不能诛，邻国无声罪之师，大夫无沐浴之请。而夷狄能正之，夫子虽欲贬而不与，亦不可得矣！”
在“大一统”问题上代表着入元部分“南人”的感受体会。但与他同时同乡同道之赵汸（1319～1369）观点却大异其趣。赵一生仅守《春秋》一经，很得宋濂赞赏，并亲为其《〈春秋〉属辞》着序，四库馆臣亦以他为“元季翘楚”。入明后曾获征召参与修纂《元史》，但书成即辞归故里，不为明臣，是另一类型的蒙元“遗民”。他强调从《春秋》的书法看，必须严夷狄名份，谨华夷之辨，才能“信大义于天下”，但也有辨析之言。如他借解释《春秋》书法中的变化，举例说：
“杞，夏禹之后也。其始朝也，以侯书之，一变而伯，再变而子，何也？大抵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杞用夷礼，愈降愈下，圣人患之，故再夺其爵以示贬。”
相反的例子则是：
“楚，南方之夷也。其始聘也，以荆人书也。一变而书其臣之名，再变而书其名氏，何也？大抵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用中国之礼，每进每善，圣人予之，故再进其法以示褒。”
联系元末明初的“华夷混杂”的状况，不难理解其意旨究为何指，也直接开启明人以“中国之法”再行“大一统”的自信，后话另表。
至于元明以后“大一统”的意义，除了学理上的探讨之外，更重要的是从“安史之乱”（755年）开始，由中唐至五代、两宋，九州瓜裂导致民族间交互攻伐的局面，已经延续了将近600年。不仅在时间长度上早已超越春秋战国及“五胡乱华”，而且通过江南的开发，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使得中国的南北整体依存的需求大为增进。这倒不止是北方民族艳羡江南的富庶繁华，如传说中的完颜亮闻听“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便欲“南下牧马”这么单纯。辽、金两国在经济上都需要依赖两宋的“纳贡”作为补充，实质上就是在变相地延续唐五代以来的“仰赖东南漕运”。蒙元不欲假手他人输纳，索性变成“自收自支”，于是开凿疏浚了南北大运河，使江南漕粮得以直抵大都，作为支撑这个“世界之都”的基本后勤保障。
但是成败萧何，蒙元所以在失去江南以后，战斗力未伤元气的情况下，不经背城决战即抛弃大都，远扬漠北，并非丧失了勇武强悍之气，而是腹枵无粮，难乎为继。盖缘朱元璋占据江南之后，即断绝了漕运，等同于扼其咽喉，置之死地。日人桑原骘藏（1871～1931）在《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注意及此，曾于注释中广泛引用资料，证实蒙元不战自败的原因。现缕述如下：
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
“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残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
丘浚《大学衍义补》：
“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余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袍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
谢肇淛《五杂俎》卷三：
“今国家燕都（北京），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于东南耳。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囚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故朱棣大兵能够顺利挥戈北上，不战而胜。近代以前历史上以“北伐”而能一统天下者，亦仅朱元璋一例。
此外五代至宋黄河水患频发，为患极大，元明清运河系漕运命脉，都亟需实行南北东西的资源整合及“全流域治理”。可参卡尔·魏特夫关于“东方专制主义”源自“水文化”的论述及学术界相关争论，不赘。
我以为必须包含这些经济上的实际需求与制度保障，才能全面正确地了解“《春秋》大一统”的概念在元明清三代被赋予的新含义，以及相应的历史观和经济观深入人心的过程。而关羽在这一时期的榜样作用之一，就是或者代表正统，反对分裂；或者不甘偏安，努力兴复。这两种看去彼此矛盾的价值标准，却都被赋以“《春秋》大一统”的标识。后世官方关庙几乎都有“春秋殿”（亦称麟经殿）或者“春秋亭”之类建筑，造像也每塑为捋髯读《春秋》之形象，正说明关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后世“《春秋》大一统”的精神象征。后文再论。
（第五节）历代帝王庙
2004年7月，我曾应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邀请参观，该庙为明代嘉靖九年始建。《明会典》言：
“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历代帝王庙成。先是，中允廖道南请撤灵济官神，改设帝王庙，礼部以所在窄隘，宜择地别建。于是工部相度阜成门内保安寺故址，旧为官地，改置神武后卫，地势整洁，且通西坛，可鼎新之。诏可，遣工部侍郎钱如京督工。工完，上亲诣庙祭。”
清代仍之，民国后改为学校。近年北京市为实施“人文奥运”，决心搬迁学校，复建庙宇，于2004年4月依照原式鼎新竣工，对外开放。
马端临《文献通考》曾概述唐代开宝三年（970年）以后开始修复历代帝王及功臣烈士的陵寝庙宇，后遂定为朝廷仪礼的经过。其中的升降贬黜，不仅出于帝王个人爱憎，也昭示着新朝标立价值体系的变化。明初朱元璋开始着手将散居各地的历代帝王享祀集中于京城，惟“崇祀只创业之君，从祀惟开国之臣”，故数量极其有限。明清两代列入祀典的帝王人选曾经屡生变化，大致而言，朱元璋厘定的入祀诸君除三皇五帝外，还有夏禹、商汤、周文王、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黜去秦始皇不提，已经“越秦”而“以汉代周”，体现出宋元理学的正统观。后来又增加历代功臣作为陪祀。嘉靖北京建庙以后，二十四年“以礼科陈棐言，罢元世祖陵庙之祀，及从祀木华黎等”，也是迫于当时边境蒙古的压力。满洲入主关内伊始，即在多尔衮摄政的顺治二年恢复元世祖祭享，增加辽、金开国君主及其功臣，也是为满人入主“正名”的意思。但政权稳定之后，顺治十四年福临接受臣工建议，增加“守成”之君如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等的崇祀，而将未及混一宇内的“偏方之主”辽、金、元之太祖黜落。康熙开始大量增加“守业之君”的奉祀，六十一年曾颁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