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神道设教
“澶渊之盟”是北宋武力收复五代以来北方失地的最后一次认真努力。这次战役虽然以小胜结束，但最终订立的盟约，却是宋廷每年向辽输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名副其实地“化干戈为玉帛”。古云：“天子之事，惟祀与戎。”既然戎事不行，精力自然转向“祀”来。和议成立后，“上（宋真宗）既罢兵，垂意典礼”，也是“偃武修文”的意思，倒也和太祖太宗的政策相距不远。但对于宋真宗赵恒而言，“澶渊之盟”的输款结好，无论如何唤不起踵武汉唐的感觉来。既欲彰显盛世，则无论远述秦皇汉武，近譬唐代玄宗，致力祀事都是标明盛世，点缀太平之一大景观。《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四年（1007年）十一月条记载说，殿中侍御史赵湘曾上言请封禅，真宗不答。王旦等奏：“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真宗也表示“朕之不德，安敢轻议？”但他的内心总有一点不甘：既不能收复燕云失地，建立祖宗梦寐以求的功业，又想当盛世的明君圣主。这种两难情结被聪明透顶的王钦若捕捉到了：
“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
“以神道设教尔！”一语道破天机。紧接着降神、天书、封禅、祥瑞等事也次第展开。“天书降神”的整个过程《宋史·礼七（吉礼七）》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笔者另有《“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可以参看。
按“神道设教”之说，始于《易·观·彖》：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钱锺书《管锥编》释《易·观·彖》，曾以大段篇幅论说“神道设教”，指出鬼神之教最初出于禁忌避讳，亦是宗教和礼法的萌芽：
按《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物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可申说此二句，古人政理之要言也……盖世俗之避忌禁讳（taboos），宗教之命脉系焉，礼法之萌芽茁焉（Freud，Totemund Tabu，2，Aufl，26（Gese-tzeskodex），91（Gewissen），未可卑为不足道也。李商隐《过故崔兖海宅》：‘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道出‘神道设教’之旨，词人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千言。
“神道设教”还是一把双刃剑，不仅用来辖制百姓，亦且可以警示君王，这也是理学政治文化设计的一个关键。宋真宗君臣虽然借用过这个口号，但未必具有这样完整的自觉。恰恰是在南宋明清的儒臣中，“神道设教”才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钱锺书复言：
“夫设教济政法之穷，明鬼为官吏之佐，乃愚民以治民之一道……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不如其为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王政行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华、陆、顾、文论神道，树义别于二魏。二魏为治人者言，法令之力所不逮，得宗教以裁约之；华、陆、顾、文抉剔治于人者之衷心，遭荼毒而不获申于人世，乃祷诸鬼神以冀疾苦之或苏。”
可见这个设计一直贯彻到清朝，都没有大的改变。后世批评者或谓之中国特有的“愚民政策”，毋宁说这种“宗教-法律”混合的现象，是人类历史必经之阶段之一。即如欧洲人文发轫地之古希腊，倡导科学文艺复兴之意大利，以启蒙运动对抗神学的法国，或者以实用理性着称的英国，也无不具有“神道设教”的类似设计。至今西人法庭宣誓犹手按《圣经》，口称上帝（God），用以约制“自由心证”的率意性，亦中世纪“神道设教”（法律学术语称为“神誓”或“神示证据制度”）之遗意耳。
（第二节）儒学宗教化
宋代优礼文官，不但言论相对宽松，而且有一套福利制度作为保障，特有的祠禄制度即其一端。当然这也是造成冗官现象的原因之一，所以招致的批评声音一直未断。
设置祠禄制度的原因，《宋史·职官十（杂制）》说是“佚老优贤”，或者多领一份闲俸，或者为官员退养闲职：
“大抵祠馆之设，均为佚老优贤，而有内外之别：京祠以前宰相、见任使相充使，次充提举，余则为提点，为主管，皆随官之高下，处以外祠。选人为监岳庙，非自陈而朝廷特差者，如黜降之例。”“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或丞、郎、学士以上充副使，两省或五品以上为判官，内侍官或诸司使、副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为大夫，以副使为郎。为都监，又有提举、提点、主管。其戚里、近属及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时朝廷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
鉴于真宗朝祠禄之职都是现任实权官员兼领，我疑心这套制度建立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收买官僚队伍，以取得他们对于“天书降神”的必要支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记载真宗曾向宰相王旦行贿一坛珍珠，即是着名的例证之一。赵翼就认为：
“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
皇帝贿赂百官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邵氏闻见录》卷第一记载赵匡胤使曹彬伐江南，许诺“功成以使相为赏。”后来后悔，“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钱布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宋代以政变开国，奉行稳定过渡的方针，并且接受晚唐五代教训，强调以文官辖制武帅，所以对于文士相当优容。无论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还是“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记述，甚至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美谈，都意图证实宋初君明臣贤，雍雍穆穆的太平景象。文彦博也以为宋代体制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决定了真宗不会在文官中采用强迫方式推行他的新设计。另一方面，经过中晚唐激烈的“三教论衡”和社会变革，“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抵制佛道、兼攻二氏的立场虽然有所缓和，但毕竟还没有退让到公然相信“降神”，崇奉“天书”的程度。这就决定了宋真宗的策略是“收买”，而非“压服”。上下官员接受了祠禄宫观的职务和薪俸，也就意谓着接受了“神道设教”的体制。作为平息反对意见，顺利推行新政策的必要成本，还是划算的。好在他刚刚裁减下一大批职务空额，不必顾忌财政上有无裕余。
赵翼谓之“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如《宋史·职官十》载“元丰中王安石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为集禧观使；吕公着、韩维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元佑间冯京以观文殿学士、梁焘以资政殿学士为中太一宫、醴泉观使。范镇落致仕，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都是油水颇厚的兼差。蔡京柄政时尤其注意提高官员工资福利，以牢笼官吏，收邀人心，这对官员日常补贴也确实起到了功用。朱弁《曲洧旧闻》卷六说：
“蔡京丰吏禄以示恩，虽闲局亦例增俸入。张天觉（商英）作相，悉行裁减。邹浩（志完）以宫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尝谓晁检讨曰：‘天觉此事，吾侪无异词。但当贫屡之际，不能不怅然。’乃知天下喻义者少。”
最后一句委婉地批评连邹浩这样的元佑党人，在高福利政策面前也难免气短，变成“小人喻于利”了。
用大臣权知祠禄之责，本源于“唐天宝七载，以给事中杨钊充九成宫使”，五代因之。宋真宗赵恒则以之为常差，以应付纷至沓来的降神、天书和封祀等职事。开始也许是权宜之策，但后来事情又起了变化。熙宁变法时，精明的王安石开始考虑用这些职务来安置反对派，“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诏：‘宫观毋限员。并差知州资序人。以三十月为任。’”但已非“优礼”，而是贬黜：“大抵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者，如降黜之例。”王安石变法时期为此下过一系列的诏书，使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职级序列。先是“宫观毋限员。并差知州资序人。以三十月为任。”并特别指定“杭州洞霄宫、毫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自今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观置管干或提举、提点官。”级别则比照同级官员降一级使用：
“奉给，大两省、卿、监及职司资序人视小郡知州，知州资序人视小郡通判，武臣仿此。”
这无疑壮大了冗官的队伍。不但没有裁减冗员，反而膨胀起来。正因为这一系列职务充当着波涛汹涌党争之“泄洪区”的作用，所以朝政越是反复，它的领域越在扩大。
赵构“泥马渡江”以后，一度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宫观亦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圣观使三种宫观使。但由于旧京官员随即南渡，夹屁股追了过来，祠禄制度遂欲罢不能，成为官员退养福利一个甩不掉的大包袱，而与两宋官制共相始终：
“绍兴时，士大夫多流离，困厄之余，未有阙以处之。于是许以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续又有选人在部无阙可入与破格岳庙者，亦有以宰执恩例陈乞而与之者，月破供给。非责降官并月破供给，依资序降二等支。理为资任，意至厚也。”
但是越到后来，这种恩赏优秩就越像是办干休所了。开始六十岁是个坎儿，后来则八十才是坎儿了：
“旧制，六十以上知州资序人，本部长官体量精神不致昏昧堪厘务者，许差一任，兼用执政官陈乞者加一任。绍兴二十二年，臣僚言：‘郡守之职，其任至重，朝廷以年及七十，令吏部与自陈宫观，乞将前项指挥永为着令。’从之。盖不当请而请，则冗琐者流竞窃优闲廪稍；或当请而不请，则知进而不知退，识者羞焉。……绍熙五年庆寿赦，应文武臣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该今来庆寿恩，年八十以上，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以上二年，选人三年，凡待庶僚者，皆于优厚之中寓闲制之意焉。”
故陆游《七十一翁吟》有言：
“七十一翁心事阑，坐叨祠禄养衰残。樽中无酒但清坐，架上有书犹纵观。吏部齿摇心怅望，将军髀满泪丸澜。客来共饭增羞涩，小摘山蔬不掩盘。”
宫观祠庙的建筑耗费人力财力无数，也是后世批评的焦点。倒是范仲淹发表过一个特殊的观点，后来因为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罗斯福1932年“百日新政”名噪一时，叫做“以工代赈”。《鹤林玉露》卷之三甲编《救荒》言：
“皇佑间，吴中大饥。范文正公领浙西，乃纵民竞渡，与僚佐日出燕湖上，谕诸寺以荒岁价廉，可大兴土木。于是，诸寺工作鼎新。又新仓廒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公乃条奏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转徒填壑。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惟杭饥而不害。近时莆阳一寺，规建大塔，工费钜万。或告侍郎陈正仲曰：‘当此荒岁，寺僧剥敛民财，兴无益之土木，公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过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为之乎？莫非佣此邦之人为之也。敛之于富厚之家，散之于贫窭之辈，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赢得一塔耳。当此荒岁，惟恐僧之不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可惜的是，这么超前的经济手段，只有部分用来修筑公共工程，而大部耗费于寺庙宫观“无益之土木”。但也从另一方面证实着两宋宗教经济实力的雄厚。
那么，宋代花费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建立祠禄制度目的究竟何在？仅仅是为了贿买百官，优容秩老吗？我怀疑它的续后发展，越来越像是与佛道两教之外，别建一套以儒学为中心的祭祀体系，悄悄开始了“儒学宗教化”，或者“儒学道教化”的进程。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曾言：
“北宋王朝修建宫观，主要是为了令道士进行为国祈祷醮谢等宗教活动。”
其实不确。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清、卫二指挥奉宫观”，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减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清、卫卒以分配诸军，其工役送八作司；衮州景灵宫、太极观清、卫准此”看来，最初在宫观担任杂役的，并非束发道人，而是军营兵士和御作工匠。仪典也是佛道混合的。
宋代的道教和佛教事务，先由太常寺掌管，后归鸿胪寺，在制度上与文官儒臣的祠禄制度也有清晰的区分：
“中太一宫、建隆观等各置提点所，掌殿宇斋宫、器用仪物、陈设钱币之事。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寺葺治之事。传法院，掌译经润文。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
“儒学宗教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便是基于儒学的祖先崇拜，把皇室祖宗提升、放大成为国家祭祀的主要场所。没有一个朝代像宋代这样对自己的世祚延永如此操心。宋真宗赵恒先后修造了供奉“圣祖”的景灵宫、用以供奉预言赵宋国祚延永“天书”的元符观、供奉太祖出生处灵迹的祥源观（后为醴泉观）、会灵观（后为集禧观）等。而宋徽宗建神霄玉清宫，也是因为徽宗还在藩邸时，即自称梦见老君面谕：“汝以宿命，当兴吾教”。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又宣称他看见玉津园东有天神降临。目的都是托名以重申天佑宋室，自我作神。
这里面还各自揣着小算盘。如“斧声烛影”之后，国祚可疑地落在了二房赵光义及其后代手中，“靖康耻”以后，这一房的嫡系子孙又可耻地被金人统统俘掳到了北方。惟有康王赵构匹马过江，登基为帝，可惜一直生不出血胤子孙，只好把皇位传给了大房赵匡胤之七世孙赵昚。但赵昚又在潜邸创建佑圣观，作为护佑长房一系帝位传承的保障，只是再不供奉“黑杀神”。据载：
“佑圣观，孝宗旧邸也……淳熙三年（1176）建，以奉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十二月落成。或曰真武像，盖肖上御容也。”
据《宋史·孝宗本纪》载：自佑圣观落成以后，孝宗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参拜一次。皇室延祚奉祀的主神，就这样悄悄发生了变化。宁宗又于嘉定二年（1209年）颁布《诰词》以宣扬其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梦粱录》卷二载三月三日为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
“佑圣观侍奉香火，其观系属御前去处，内侍提举观中事务，当日降赐御香，修崇醮录。午时朝贺，排列威仪，奏天乐于墀下，羽流整肃，谨朝谒于陛前，吟咏洞章陈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庭。诸宫道宇，俱设醮事，上祈国泰，下保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