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三家夺荆州
“大意失荆州”与“败走麦城”都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口头俗语，不但是历史人物关公“大义归天”之由，也是后世信仰关公者永生之痛。“大意”二字既有惋惜之情，又兼批评之意，可谓得《春秋》“婉而讽”之旨矣。其实此种说法值得辨析。究其原因，后之论说者恒以《三国志·关羽传》中记载，如陈寿列举关羽败死之由时，曾说他“骂使拒婚”：
“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裴松之注语亦引《典略》谓：
“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凡此种种，都指责他严重伤害了孙权自尊和孙刘战略同盟关系。
故陈寿评赞中曾批评关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但是，历史真相果然如此吗？
料。而就笔者目力所及，似乎从来未曾纳入研究关羽甚至三国文史学者的视线，治南北朝文学史的专家也未绍介，甚至历代小说话本敷衍三国志者，亦未见利用，成为沧海之遗珠。甚为骇怪。所以不避固陋，草成一文《吴鼓吹曲〈关背德〉、〈通荆州〉看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辨析于此。
《关背德》辞全文是：《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而浮江禽之也。《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第七。
《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而浮江禽之也。《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第七。
关背德，作鸱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吴圣主，叡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泛池，泝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校点注：当作‘公安’）城，大据郢都。虏羽授首，白蛮来同，盛哉无比隆。
“右《关背德》曲，凡二十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首先令人奇怪的是，吴人何能谓”关背德，作鸱张，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呢？难道关羽对孙吴负有什么义务和责任吗？
试思吴人所谓“德”一，或指“骂使拒婚”一事。盖“和亲”之举本师两汉之故伎，孙权亦素擅结婚姻以自固，最有名的是以幼妹配婚刘备，“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至今梨园犹在搬演《回荆州》单折或《龙凤呈祥》全本之剧目，正是说此。不大为人所知的，则是早在孙策时代已与曹操结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日后在赤壁和濡须打得死去活来。这时又曾出于得失利害的考虑，重新拾起这个话题：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
《顾雍传》注引吴人载记之《吴书》，亦言孙权闻曹操有东向之意，遂遣顾雍之弟顾徽使北，夸耀江东国富兵强，曹操还曾重拾这个话题：
“操曰：‘孤与孙将军一结婚姻，共辅汉室，义如一家，君何为道此？’徽云：‘正以明公与主将义固盘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
据《吕蒙传》，此时方当建安二十二年鲁肃新卒，孙吕密议即以“夺荆州，图关羽”为吴之国策。可见孙氏“许婚”魏蜀，并非和亲以结永好，不过是试探，以安曹操、关羽之心而已。
吴人所谓“德”二，或指荆州是否属“借”。此事之是非曲直，自裴松之注《三国志》前后已议论不止，尤以宋明理学诸儒连篇累牍，哓哓不休。时过境迁，亦不必深论。但曲中分明表现出对关羽“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焦虑担忧，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孙权、吕蒙等人的心境。其实正当关羽“威震华夏”，曹操集团商议，欲迁都以避其锐时，蒋济就曾提出了反对意见：
“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刚樊围自解。”
可知战略中最难防范的，就是盟友之中的蓄意背叛。关羽北伐强敌得手，却令东邻之“盟友”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已是“同盟”者之间的咄咄怪事。而该曲强拽此事，与“背德”与否，前后踵继，却毫无逻辑联系，就更显得牵强了。
倒是“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比喻，反映出吴人视荆襄为立国基础（“股”），视西蜀为屏藩奥援（“臂”）的固有心态，以及对关羽北伐胜利会打破暂时均势的深刻忧虑。在《吴书·诸葛瑾传》叙失荆州后刘备举兵伐吴，瑾致书孙权责备刘备云云时，裴氏曾按捺不住，引人注目地加了一个注：
“臣松之云：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纾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诸葛）瑾以大义责（刘）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刘）备（关）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甚，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
直接出面指责孙权，开启了朱熹以孙权为“汉贼”的先河，索性连陈寿都骂进去了。裴氏对荆州归属及孙权夺荆州、杀关羽的看法，也于此暴露无遗。裴松之（372～451年）为刘宋时人，实较最初《宋书·乐志》着录二曲，并加案语之萧梁时人沈约（441～513）稍早，故录以备考。
按孙权耿耿于荆州之未据，盖已有年。今观《三国志·吴书》诸传，周瑜临终前与孙权书信中已点透了此题：
“刘备寄寓（荆州），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
吴之文武要员图谋关羽而见之于史载的人，除吕蒙之外尚有陆逊、全琮、是仪等人。可知当时吴之君臣心腹大患不在洛阳曹操，而在荆州关羽。
（第二节）“大意失荆州”？
至于关公据守荆州是否“大意”，也有很多质疑。首先关羽在出师北伐之时，并没有忘记防范东吴。《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言：
“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
又《吕蒙传》注引韦昭《吴书》：
“将军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说之。翻至城门，谓守者曰：‘吾欲与汝将军语。’仁不肯相见。乃为书曰：‘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知得知失，可与为人；知存知亡，足别吉凶。大军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天命，必有内应。将军不先见时，时至又不应之，独守萦带之城而不降，死战则毁宗灭祀，为天下讥笑。吕虎威欲径到南郡，断绝陆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将军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则失义。窃为将军不安，幸熟思焉。’仁得书，流涕而降。翻谓蒙曰：‘此谲兵也，当将仁行，留兵备城。’遂将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荆州古城。据近年考古发掘证实，现存砖砌明清古城墙的城基夯土细致密实，犹为汉魏故迹。而据文献记载，当时重筑荆州城垣者惟有关羽。
可见吴军本来是借两军同盟，不禁物资交流之便，故假扮商贾，骗过斥候，“白衣渡江”，虞翻再以失职之罪，生死之抉，要挟公安守将傅士仁，然后再下江陵城的。又《虞翻传》复言：
“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糜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糜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
如果此言可信，则荆州守军也曾试图反抗过。虞翻两度立功，也是他进入荆州城后，所以恣意嘲弄于禁，忘形得意的资本。
其实关羽是否“大意失荆州”，宋人认识就不一致，如北宋曾公亮主编的实战兵书《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就以为：
“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
认为关羽在防范孙权方面并无疏忽。“大意失荆州”其实源于朱熹的一个说法。由于南宋理学正统观急于帝蜀，同时推崇诸葛亮辅佐刘蜀锐意北伐，“兴复汉室”的不世殊勋，称得上“古今完人”。既如此，则于导致蜀汉未克全功的“荆州之失”，总得在孔明、关羽之间找出一个“责任人”来，就面临两难选择。恰好陈寿批评过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颇类南渡以后的骄镇悍将；而诸葛亮与刘备“鱼水之欢”，唐朝以来就是儒士艳羡的“君明臣贤”典型。故南宋儒士利用“话语霸权”，以“恃才疏卤”之名，将“失荆州”的责任尽归关羽。朱熹认为：
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为刘璋之图。若取荆州，虽不为当，然刘表之后，君弱势孤，必为他人所取；较之取刘璋，不若得荆州之为愈也。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且复灭吴矣。权之奸谋，盖不可掩。平时所与先主交通，姑为自全计尔。
或曰：“孔明与先主俱留益州，独令关羽在外，遂为陆逊所袭。当时只先主在内，孔明在外如何？”
“曰：‘正当经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关羽恃才疏卤，自取其败。据当时处置如此，若无意外龃龉，曹氏不足平。两路进兵，何可当也！此亦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再续而已，深可惜哉！’”
从疑者提问的角度看来，诸葛何以没有亲镇荆州，也是当时检讨“荆州之失”责任的普遍疑问之一。
苏轼早年论及孔融，尝有“世之称人豪者，才气各有高卑，然皆以临难不惧，谈笑就死为雄。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在英雄之列”之说，元儒承接此说论及孔明，也有“（曹）操之临死，何为而伊嘤涕泣？畏诸葛也。分香卖履，有求为黔首不得之念……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之论，信矣！虽然，亦不都荆州之失也”的说法，认为《隆中对》没有把荆州作为北伐根据地，是一个疏失，而非关羽之过。故元至治《三国志平话》叙及“失荆州”事，尚无关羽“大意”的说法。后来理学正统观念经由元、明成为儒学共识之后，此说开始占据上风。复缘明代《三国志演义》整理诸儒以宋明理学史观匡正前说，遂使关羽长期背负“大意失荆州”之名。即使关公达到全民崇拜，封王封帝，儒生仍不改其谳，以至发为“演义”，凝为成语，家传户诵，至今未已。
清代对于关羽尊崇已达于斯极，“乃文乃武，乃圣乃神”。乾嘉学派着名考论史家，常熟人赵翼曾条分缕析，总结诸说，以《三国志》记述为据，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借荆州”说法的谬误。认为第一是此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
《东坡全集》卷九十四《孔北海赞》。
“皆出吴人事后之论”：
“‘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江表传》谓：破曹操后，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而刘表旧吏士自北军脱归者，皆投备，备以所给地不足供，从孙权借荆州数郡焉。《鲁肃传》亦谓：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肃劝权借之共拒操。操闻权以地资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后肃邀关羽索荆州，谓羽曰：‘我国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权亦论肃有二长，惟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吴人语也。”
第二是荆州主权原为刘氏父子所有，而不在孙氏。孙氏所以参加赤壁之战，目的只是为了借盟自保：
“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当操南下时，孙氏江东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诸将咸劝权迎操，权独不愿。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权遂欲藉备共拒操，其时但求敌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说权也，权即曰：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随亮诣备，并力拒操。（《亮传》）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己为从矣。又曰：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赤壁之战，瑜与备共破操。（《吴志》）华容之役，备独追操。（《山阳公载记》）其后围曹仁于南郡，备亦身在行间。（《蜀志》）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
第三是刘备才被曹操视为敌手，故赤壁战后，孙权仍然竭力拉拢刘备以自固：
“破曹后，备诣京见权，权以妹妻之。瑜密疏请留备于京，权不纳，以为正当延挈英雄，是权方恐备之不在荆州以为屏蔽也。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耳。’（《山阳公载记》）是操所指数者惟备，未尝及权也。程昱在魏，闻备入吴，论者多以为权必杀备，昱曰：‘曹公无敌于天下，权不能当也。备有英名，权必资之以御我。’（《昱传》）是魏之人亦只指数备，而未尝及权也。即以兵力而论，亮初见权曰：‘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而权所遣周瑜等水军，亦不过三万人，则亦非十倍于备也。”
第四是刘备承袭荆州牧后南征四郡，孙氏亦未有异议：
“且是时刘表之长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琦地也。时又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蜀先主传》）即遣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收其租赋，以供军实。（《亮传》）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赵云为偏将罩，领桂阳太守。（《云传》）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
第五是“三分鼎立”大势已定，刘备集团不仅立足有据，而且扩张迅捷，吴人始有“吃亏”感觉：
“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抑思合力拒操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羽之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罩寝不脱介，戮力破曹。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肃传》）此不易之论也。”
最后结论是“借荆州”之说为吴人事后的“狡词诡说”，流为历史“耳食之论”的：
“其后吴、蜀争三郡，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
而鼓吹曲《关背德》中，分明表现了对关羽“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焦虑担忧，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孙权、吕蒙等人的心境。可为赵翼辨析增添有力证据。还有人重新追咎当年“荆州之失”，清人矛头开始对准诸葛亮。如乾隆时姚范就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耽眈于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道咸时黄恩彤也言“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但是文人私语毕竟抵不过《三国志演义》的公开流行，所以“大意失荆州”之说仍然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