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崇礼百神，祀典所载，罔不秩序。若蜀汉关将军者，宋封义勇武安王，名与德称，可谓竭尽无馀蕴矣。本朝以武功定天下，所在郡邑，悉建祠宇，士民以时而享。”
以此观之，全国郡县普遍建立关庙，或者正始于忽必烈时代。元廷对于关羽和解州盐池神的崇拜，也一直循规蹈矩，贯穿着整个元朝。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之一百十《杂祠》：
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加解州盐池神‘惠康王’曰‘广济资宝’。
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年）又遣使祀解州盐池神。
文宗天历元年（1329年）加封汉关羽为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祀其庙。
“顺帝……（至元六年，即1340年）九月加封汉张飞武义忠显英烈灵惠助顺王。徐州牧董恩建吕梁洪庙，以祀汉寿亭侯关羽、唐鄂国公尉迟敬德，以二公于徐州皆有遗迹。”
其中泰定朝对关羽庙的修复还有其他记述。《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有吴律《汉义勇武安王祠记》（《日下旧闻考》称《关庙纪略碑》），其言：
“义勇武安王祠周天下，至梵宇琳宫，荒村穷谷，下至氓驿瓮牖，徧植之者……都城西市旧有庙，毁久弗修。泰定乙丑（1325年）十月朔，宣政院使臣冯勒图采舆论以上闻，遂出内帑钱一万贯，命即故基作兴之。皇后赐如其半。乃命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阿尔威纪其实，侍郎臣马勒、提点臣完颜额森董其功。不两月，庙貌像设，焕然一新。”
在蒙古翰林阿尔威奉旨撰写碑文中，还为关公特加敕封号为：
“大元赠敕封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镇都招讨使，兼提调遍天下诸宫神煞、无地分巡案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驾前都统军、无佞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崇宁护国真君碑。”
这些封号儒道间杂，看似无稽，而且与三国关羽了无干系，反映了元朝“滥封”习尚，但也开启了元明道教对于关公神职神功提升的先河。
我曾依据各地方志的记载，统计元时关庙已经超越了宋代，覆盖了相当于今日之二十个省级行政区域，且北至宁城、辽阳，南达海南，东至日照，西至固原、大理。可知当时各地官员士绅的确都在努力修建关庙。并据此制作了一幅元代关王庙的分布图，并不完全，仅供读者观其大概。
到了清代，满蒙都皈依藏传佛教，且世为姻娅，信仰趋同。康熙为使蒙古贵族摆脱藏僧控制，任命哲布丹尊巴主外蒙古，章嘉活佛主内蒙古。又敕封一批蒙古贵族为活佛。科尔沁左翼中旗梵通寺第二世葛根阿旺丹·巴雅尔呸勒（1714～1761）出生于扎萨克图旗台吉徐特克纳家。乾隆六年（1741）由三世章嘉提名到北京将《智慧之鉴》译为蒙古文。之后又把藏文版《丹珠尔经》译成蒙古文，赐封为“科尔沁诺音呼图克图”。并附短文《给关帝献神饮法》，要求手中持酒，念献酒辞，简述关公之历史，赞扬了关公在汉藏地区对政教所做的贡献。供酒对象包括关公、妃子、公子，以及使者、随从、关帝身后的大军，特别提到了关平和周仓。此外应蒙古喀尔喀济农贝子索南旺加多杰要求，雍和宫第四世阿嘉活佛洛桑绛央嘉措（1768～1816年）又专门撰写了《向统辖中国地域战神之主大帝关老爷献神饮法·召引所欲之铁钩》。
蒙古喀尔喀部对关公的信仰不亚于藏区。清代洛桑慈成为内蒙古察哈尔部人，着名的格鲁派学者，人称“察哈尔格西”。他的文集中有三篇祭祀关公的文章，即《护教大帝关老爷之祈供法·心愿普赐》、《统辖中国地域战神之主大帝关老爷献神饮法·召引所欲之铁钩》、《关老爷之桑文》。
现存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关公信仰的文物遗存，尚有清代卓索图盟土默特左翼旗（今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海棠山西藏佛教摩崖造像群中的三处关老爷（looye，looyeburqan）造像及藏、蒙刻文。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艺术文化研究所李勤璞着有《海棠山摩崖石刻中的关老爷像及其藏蒙文刻文》专文论析。第三尊关公“骑在马上，右脚踩着马镫，马立在机座上，头朝右，面转向我们、头微左倾。关老爷戎装，右手持大刀于右侧，左手在胸前捋胡子，共有五缕胡子。马回头返顾。老爷头部有光环，身前后有云彩，头部前后方各有一圆形物，拥在云朵上，那是日（后侧）、月（前侧）图案。身后侧、马臀上方是一个方形，内横刻‘有头体’藏文（dbu-can）阳文五行，整个像一枚印章，也确是一枚印章的一部分。这骑马像，背景是云朵，处在凹进去的佛龛之中。佛龛之外，穹顶阳刻藏文一行，乃汉语‘关老爷’音写；龛外左右则有一副阳文对联，蒙古文、直行，每行联语顶端装饰有祥云、底端有双层莲花瓣作为底座。”此尊造像佛龛上方的藏文译文为：“关老爷福寿就像月亮的如意宝贝那样美好，福禄就好比细长的悉多河水那样丰沛。”即汉文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意。造像身后藏文为“敕命以供奉、承侍、尊重的班禅额尔德尼”，藏文印章为“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西藏札什伦布寺收藏有三体文字的金质如意钮“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颁赐五世班禅喇嘛（Blo-bzang Ye-shes，1663～1737）的印章，中为满文，右汉文，左藏文。李文认为，骑马关老爷像方形框内的藏文，正是这枚印章的藏文部分刻上去的，行次排列也一致。
此外阜新也流传过一些关老爷以及普安寺的颂歌，如《关公颂》：
为遵佛教光明路，关圣大帝显神灵。清扫愚顽除邪恶，正觉路上他导行。/为剿奸妄众贼盗，弟兄结义成盟胞。叩首北方拜昊帝，义气参天相友好。/同胞骨肉相离分，音信全无愁煞人。袁绍大败曹操时，颜良文丑皆除尽。/盟兄消息传关中，言报流落云南境。断弃汉寿亭侯职，携带皇嫂亲远征。（口述：包旺札布。搜集整理：通乐歌）
原注言：“早时，我省蒙古族民间有信奉‘关公’的习俗，除各处广建关帝庙外，每家佛龛中均供有‘关公’举行祭祀活动，演唱《关公颂》是对关公的颂扬。”邻近的锡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今为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不但有赞颂关老爷的民歌，乾隆三十八年生员、商贾等还自发建有关帝庙。
（第三节）藏族信仰
如果我们相信《元史》记述不误，那么八思巴既然能为忽必烈设法会，将关羽作为“监坛”极为隆重地推出，由情理推断，关公神灵应当在那时已经纳入萨迦派的神只系统，并且随着元代中原与西藏异常密切的宗教联系，传入藏区。明代以后这种宗教联系时断时续，所以宗教史家每论及此，多付阙如。
除了藏传佛教之外，藏族史诗中能否见到关公身影？李福清说：
“在18世纪中关羽崇拜在蒙古族流行较广。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在俄罗斯工作的德国学者S.Pallas在西伯利亚旅行时，参观俄罗斯Kjakhta（恰克图）及对面的（属于清朝中国）买卖城时，也参观了那里的关帝庙（大概是北部最远的关帝庙）。当地的蒙古人告诉他，这就是格斯尔庙。”“这证明在蒙古人之间关帝形象很快与蒙古崇拜的藏蒙两族民间史诗最伟大的英雄汗（格斯尔或藏语发音格萨尔）合起来了。”
今蒙古族与藏族的口传史诗《格萨尔王》已经相通，且有将关羽与格萨尔王事迹混同，或称其为“汉人格萨尔王”的说法，值得寻究。韩儒林有《罗马凯撒与关羽在西藏》开始探及藏族格萨尔王与关帝关系，而颇惜其语焉不详。蒙古国学者丹顶苏伦（C.Damdinsurun）院士在研究格萨尔王传说时，亦曾着文专论此题，列举了许多有趣的事例，如藏人、蒙古人把关公与喇嘛教大神Jamsaran（藏文Icam-srin，喇嘛教战神，与关帝一样红脸，但黄红眉毛，穿红衣服）。又说六世班禅（1738～1780）曾说关公说成是文成公主的保护神，他应乾隆之邀进京时，也曾宣传关帝即Jamsaran神及他的个人保护神Begdse。证明藏人在崇拜格萨尔王的同时，也在崇拜关羽，或者把两者混同起来。
此外还可由蒙、藏两族共有的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中探索。
喇嘛教宁玛派亦据《格萨尔王传》，把他敬奉为“与生命有关的保护神、财神和其他神只进行祭祀。”亦类同毗沙门或关羽。
此外，《清稗类钞》尚有一条“蛮三旺”的记载，亦可资探考：
“西藏神话以‘蛮三旺’为最古。谓中古时妖怪横行，民受其害，刘备、关羽、张飞出而治之。战数十年，各不相下，遂鼎峙焉。‘蛮三旺’之名，盖以此也。妖之尤者名杜，三头六臂，能变化，虽数百家之村落皆能吞之。杜眠时鼻孔出长蛇一条，为人所害，蛇即入杜鼻孔，杜遂警觉。故杜之横行，人莫能制。刘、关、张中，惟关之神行能变化，每与杜战，则刘、张守营。刘、张不能守，往往为杜所袭，甚至掳关之妻子。后为关夺回，怒妻无耻，欲杀之。将妻发系马尾以拖死。马不前进，鞭之亦然。痛鞭之，马遂作人语：‘夫人罪不当死，虽杀我，亦不走也。’关不得已，遂将妻同载而归。后杜益骄横，关变为牛屎，被杜家人拾作柴料，关始入杜家。关又变为炉中杠炭，遂近杜身，杜不知也。杜眠时蛇出，关先杀蛇，后斩杜，妖患遂平。蛮民感其德，至今犹供奉之。”
经过一番“之乎者也”的语言转换，传说文本的原生形态已经大打折扣，但它的独特性仍然一望可知。其与中土宗教和小说戏曲呈现出既有联系又有极大区别。其中关羽先变“牛屎”，后变“杠炭”一段，尤堪发噱，颇有《西游记》写猴头钻入铁扇公主肚腹中之妙趣。
“牛粪”一物，虽于汉人观念觉得不够雅洁，但在密宗中却另有意义。如《大藏经》收录的唐三藏义净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无染着陀罗尼品第十三》中，就有“应作坛场方八肘，可于寂静安隐处，念所求事不离心。应涂牛粪作其坛，于上普散诸花彩。当以净洁金银器，盛满美味并乳蜜”的说法。又“神通变化”、“三头六臂”云云，本为密宗“现量发圣”的变相。《蛮三旺》此处言关羽亦能变化神通，也是同一缘故。佛教各系中惟有密宗最强调护法神或金刚力士具有“降妖伏魔”的功用。毗沙门天王又称“毗沙门夜叉王”，即所谓“佛之臂指也。右扼吴钩，左持宝塔，其旨将以摧群魔，护佛事。”密宗法器中的金刚杵（梵语叫伐折罗）、金刚橛，原来就都是降服妖魔的兵器。
其于小说戏曲的关联，亦有数点可谈。一是刘关张桃园结义时，揭出“上安社稷，下保黎民”的宗旨，是三国小说戏曲的着名情节。此言“中古时妖怪横行，民受其害，刘备、关羽、张飞出而治之”，表明认同《三国志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宗旨。
第二，元明无名氏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描述刘备酒后醉卧，关，张目睹一条赤练蛇从他口中钻出走进鼻子去，一会又见有蛇从眼中来到耳去。原来这是“蛇钻七窍”，大富大贵之象，故乐于与之义结金兰。这种现象道家修炼称之为“元神出窍”，而藏密瑜珈中亦有暂时以神识（灵魂）离开自己肉体，以便去往肉身不易到达的地方，完成肉体不易完成的事情，再回到肉体当中，则称为“灵体出游”或“神识出游”，都是修炼已成，道行高深的象征。此谓杜妖魔“眠时鼻孔出长蛇一条，为人所害，蛇即入杜鼻孔，杜遂警觉。”恐怕用错了典故。
“关羽杀妻”一段描述朴拙，尚留存着少数民族“抢婚”、“夺妻”习俗的影子。按明成化本《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之一《花关索出身传》曾写桃园结义后打算共同举事，关羽曾建议“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约定互杀妻小，然后“将身回到桃源镇，弟兄三个便登呈【程】。前往兴刘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将军。”此谓关羽疑妻失身妖魔，故欲杀之，已具宋元理学提倡的道德观念，而座骑忽然“作人语：‘夫人罪不当死，虽杀我，亦不走也。’”何由得知？或者正缘赤兔之马通灵故也。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故事里还没有出现关羽崇拜“黄金组合”中须臾不离的周仓、关平及青龙偃月刀，显示出关羽崇拜在藏族地区早期传说的形态。
（第四节）满人呼为“关玛法”
清人吴振棫言：
“本朝崇祀关帝，宫内祠宇亦多。顺治间封忠义神武大帝。旧时惟五月十三日致祭。雍正六年，定春秋二祭，如文庙仪。乾隆、嘉庆以来，屡加封号，纂四库书时，命将《三国志》之谥，改书‘忠义’。内府陈设书籍，一律刊正。咸丰间，楚粤逆匪之乱，显佑昭昭，大军克捷，因升春秋二祭为中祀。”
但在谈及满人初入中原，何以会崇祀关羽时，今之论者率以努尔哈赤、皇太极未入关前，便喜读《三国志演义》为据。其实不确。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卷三里说：
“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
“玛法”在满语中为“爷爷”之意，可知被视为民族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亦可见出崇祀程度之深且亲切。后世“关老爷”之称，或即源于此说。李福清曾转述俄罗斯汉学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于晚清采集的一个传说，略谓：
“努尔哈赤请明神宗（万历）给他送一个保护神之像，神宗送给他关帝像，努尔哈赤认为关帝很像他的父亲，便把关帝宣为他建立的清朝的保护神。”
前辈同事马昌仪在沈阳采集的传说，则是努尔哈赤定都盛京时请人图像，第一个像不好，第二个像关帝面太肥，皆不满意。第三个画师白脸像，介乎关帝与努尔哈赤之间，于是大喜，命塑为像，置于盛京关帝庙正殿。
还有另外一种“托梦战胜”的传说：
“努尔哈赤早在少年儿童时期即在其外祖父王杲家中学习了汉语文字，在青少年时代，他就熟读了《三国演义》等许多古典名着，尤其对三国人物关云长的忠、义、勇品格大加景仰，极力崇敬。至今，民间还传说着满族入关前的‘关玛法显灵’的传说故事。《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新宾资料本》就有一则《赫图阿拉城》的故事，说努尔哈赤战败正坐在赫图阿拉城内苦思良策，悠忽睡去，忽梦见仙人指点，关羽显灵。次日，他即以‘关羽显灵’冲杀，战败明军，保住了建州老营。在建筑赫图阿拉城时，努尔哈赤为纪念关羽助战有功，特在城西高阜建筑了关帝庙，以示纪念。类似这样的传说故事，还有数则。”
上述三种传说都表达了清中叶后满人自己对于何以会称关羽为“玛法”（爷爷）的不解，遂与努尔哈赤联系一起的种种诠释，而非历史本来面目。蒙人巴鲁特崇彝曾任清末户部文选司郎中，为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之孙。他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说：
“满州人家所供神板（在正室西墙高悬）。相传所供之神为关帝、马神、观音大士三神。”
盖其本为家祀，风俗秘不示人。清末风气稍开，始有满族秘祀的记载陆续披露。光绪十七年《吉林通志》言：
“祭礼：满洲无论富贵仕宦，其内室必供神牌只一木板无字，亦有用木龛者。室之中，西壁一龛，北壁一龛。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龛设于南，龛下有悬帘帏者，皆黄云缎为之，有不以帘帏者。北龛上设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方之座。西龛上设一杌，杌下有木三。春秋择日致祭，谓之‘跳神’，其木则香盘也，祭时以香末洒于盘上燃之。所跳之神，人多莫知，相传以为祭祖。按所奉之神，首观世音菩萨，次伏魔大帝，次土地。是以用香盘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