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则是雍正四年竖立于正阳门关帝庙的《关圣帝君应戒士文》，选择“四民之中，惟士居首”作为说教对象，以“科目征求”、“甲第蝉联”作为教化显应，结撰而成的。从时间上看，当然有配合雍正帝提升关公为祀典主神，比隆孔子的国家行为有关联，但是所举事例不但与《三国志》及其演义小说戏曲无关，且大多不见经传，事涉孝亲，悌弟，恩妻、拒淫、戒狎、友朋、修德、放生、守法、阴骘诸端，几乎涉及当时士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立碑具名的十三人中，有八位着籍“长白”，这是满洲的另一种书法；三人着籍“三韩”，应是朝鲜国的书法；仅有两人着籍大江南北，均为史籍不载之人士。应当视为非主流文士对于当时士风的一种匡正努力，亦不借助三国史志，独立成为士子道德神的一种标志。
道光、咸丰年间，鸦片战争带来的外侮，以及太平天国造成的内乱，形成自康熙平定“三藩”以来清廷面临的最大危局，尤其是外来宗教文化对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全面挑战和冲击，更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此时又有咸丰六年（1856年）竖立于洛阳关林的《关圣帝君新降警世文》出现，声言“前过江南，见人心风俗，日就颓靡”，指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言”的忤慢，以及“出口则以无稽之言为新闻，谈天则以闺阃之说为妙语；称富贵则抛姓而谄媚，提君子则呼名而诽谤”的社会失序，以及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种种恶习，“处丰亨则日就华靡，不计家中升斗；论人品则多生嫉妒，每求贤士瑕疵。笑贫趋富，恬不知羞，竟无一人挽其气习：人面兽心，伊于胡底！并不喜指出迷津。丧事用鼓吹，以人死而为乐；祝寿演杂着，忍害礼而不衷。奢侈成风，何况人贫财乏：天良丧尽，尚求富贵荣华。”呼吁救亡续绝，“当作顶天立地之男儿，勿为自暴自弃之凶子。”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还借关公之口，严厉指责世人敬奉不管善恶果报，惟知修庙祈福的荒谬：
“每年观吾儿所奏，问田宅、问官事、问功名、问求财富，无一个问及阴阳果报；一月计周仓所称，许挂袍，许送对，许上油，许修庙宇，无一个许开劝善经文。人心风俗，大概如斯，尽其奸险，万言莫罄。决洪泽之波，不足以洗尽其浇薄；纵横河之水，不足以荡其凶污。”
对于乾隆以后遍及城乡的关公供奉只注重形式，却忽视内涵的现象深表不满。而语气之严厉，又适足与清廷当时风雨飘摇，险象环生之政局成为正比。
与此同时，咸丰六年在边陲云南还刊刻有一部道教劝善书《关圣大帝返性图》十卷。再刻于粤东，曾在滇、粤一带传布。光绪四年（1878年）京师人王伍乔（别号洗心道人）游历至粤，发现该书，认为它是“众善之魁”，于是募资重镌，欲其流布海内。此为假托关圣大帝约同文昌帝君（张亚子）、孚佑帝君（吕洞宾），并特邀儒、释、道三界神仙佛祖共同飞鸾降喻，劝化世人的。其主旨为返性主张“返回人的天赋之本性，返回到仁义忠孝的伦理道德之中。以关帝等天神降世告诫的方式，讲述孝悌忠信的道理，从而劝世人返回其本性，弃恶从善，由此人心向化，社会稳定，世道升平。”
此书另外一个特点便是集合了三教的许多神只，以设坛降乩的方式传达“圣谕”，据统计“按照先后降笔的大小神灵统计，总共有137位圣贤仙佛临坛乩示，其中道教神仙就占有109位，儒教圣贤有18位，佛教佛祖有10位。按照降临坛场的次数多寡统计，其中临坛训谕次数最多的神是马天君（马灵官），共降临29次，其次是关帝，共临坛22次，再次是孚佑帝君，19次，文昌帝君，16次，再者是土神14次，周将军14次，王天君13次，等等。”可知也是由此书开始，关公信仰开始与其他神只组合而呈现泛化，为后世义和团抗御外来宗教侵入，捆绑多种本土民间神灵信仰创立了范式。
（第四节）《桃园明圣经》与道德救亡
于后世民间影响最大的关公鸾书，当为《关圣帝君应验桃园明圣经》，又名《武帝明圣经》、《明圣经》、《桃园经》，《明圣桃园经》、《桃园明圣经》、《盖天古佛应验明圣桃园经》、《古佛应验明圣经》等名目流传于世。有学者据咸丰年间山西太原府忻州的一个刻本研究，以为错杂的名称反映了该典籍流通的广泛与岐杂。所以现存咸丰本首有“神谕鉴定真经善本”字样，表示祗有该本才是正统无误的真经。亦不能确定起于何时。自述来历为：
“汉汉寿亭侯，略节《桃园经》。书于玉泉寺，夜梦与僧人。”
其强调与玉泉寺佛教授受之源，最初或许出于佛教为其适应其信众对于关公道德神形象日益增长的需求而造的。研究者注意到，光绪壬午年（1882年）刻本却将“僧人”改为“凡人”，或许与当时民间宗教崇奉关帝者，不欲让僧人独擅传播《明圣经》之美有关。但我认为更明显的是反映出此经在不同宗教间传布过程中的泛化。证据便是该书首叙，即以关帝口气谕令：
“太上老君三界灵，众圣五岳雷电神。五湖并四海，日月斗星辰。天下城隍听号令，万方土地各遵行。万圣朝真均奏议，普天之下尽颁行。于是救苦大仙、太上真君、太白金星公同注解，复奏明章，行于四海。皇图巩固，万民永赖。”
实际上已捆绑了道教系统三界五岳，城隍土地神只，都与佛教无虞。何况其后刊登《文昌应化张仙宝诰》、《灵官王天君宝诰》、《圣帝宝诰》等三种宝诰，亦皆道教神灵，包括“宝诰”之称，亦与佛门毫无瓜葛。
《桃园明圣经》的起源不能考实，但忻州刻本中刊载有道光八年因平息张格尔乱，加封关公“威显”的“上谕”。而方光锠、周齐据该书四序探考，第一篇署为“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正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当年，其后有分别题署为咸丰二年、五年的序文，分别对应着太平军占领南京，改称天京之年，及太平军占领武汉，声威席卷长江中下游之年。显然有以关公神威显灵，平息当时的内忧外患之意。考虑到咸丰刻本序二卢昌棨声称他是于咸丰二年始得该《明圣经》，曾于咸丰五年新正特意到江西关帝庙求正补遗，然后刷印传送。而序三邓显隆则称是于咸丰五年得到《明圣经》，并称该书“从外省传来”，可见最迟至咸丰初年，本经已经在南方诸省广泛流传。这就更加显露出在当时外来宗教侵蚀中国的情势之下，儒、道亟须合一，连手阻挡的趋势。后文又附有前述《觉世经》、《戒士文》等，亦可以径视作同期类似经文后出而集其大成者。
《明圣经》经文虽然不长，内容却颇驳杂。但其大旨可由其末所附“王钦奉汉室汉寿亭侯关圣大帝敕令（嘉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窥知：
“大帝曰：吾曾言，日在天上，心在人中。心者，万事之根本。儒家五常，道释三宝，皆从心上生来。仁莫大于忠孝，义莫大于廉节，二者五常之首。圣人参赞化育者，此而已；仙佛超神入化者，此而已。自有天地以来，这个无极太极之理，浑然包罗，古今长悬。”
明确以“忠孝、廉节”诠释儒家“仁、义”之大要。其中“汉室汉寿亭侯”之称，已寓有强调正统之义了。又在篇首《功德文》中明言：
“圣经所言：孝弟【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化解。愿世人敬而诵之，体而行之，庶足挽人心而维风俗。”
正式推出儒家“八德”之目，继续显现出儒道合流的一贯趋势。
经文除了多次、反复引用当时已十分流行的《三国志演义》、戏曲中人们熟悉的关公及其组合的形象、情节之外，还为关公另加封号，增加神格。如《圣帝宝诰》介绍关公说：
“太上神威，英武雄文；精忠大义，高节清廉；协运皇图，德崇演正。掌儒、道、释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六天星辰云汉，下辖七十二地冥垒幽鄷。秉注生功德，延寿丹书；执定死罪过，夺命黑籍。考察诸佛、诸神，监制群仙、群职。高证妙果，无量度人。至灵至尊，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大慈大悲，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
这显然是由元末皇帝敕封之号，尤其是明中叶《关王忠义经》赐号沿袭发展而至的，事实上已将关公置于上天诸神之首，人间万事之主，阴界诸司之掌的至尊位置了。而“翼汉”二字又突出了民族主义主旨。不过此时明清之际的满汉隔膜已近消失，所以可径视作代表中华本土传统文化。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经文也将中国民间的关公信仰推到了极至。近年台湾鸾坛所以坚执认定世界儒、道、释、耶、回五教教主曾公推关公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亦称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且上溯至道光四年（1824年），或同治三年（1864年），亦当秉此而来。
这套经文还仿照佛教诵经日课的形式，创立了一套《诵经款式》，包括奉像，斋戒沐浴、点烛上香、茶酒鲜菓、三跪九叩；并要求信徒先跪诵《王灵官宝诰》与《关圣帝君宝诰》。这大体相当于佛教在诵经前奉请八大金刚，做法事时奉请诸天神祗之类。接着念诵《关圣帝君降笔真经》，最后念诵《关圣帝君应验桃园明圣经》。诵完一遍之后，“叩头起身，又停一息间，养顺其气，然后再诵”。要求“总以心到气到为第一要紧”。还要求最好在四更后、五更初诵经，说“此时养足精神，元气清醒，万物静寂，烦躁不生。兼以彩烛清香，光辉朗照，心专气聚，诵之倍觉神灵英爽”。方、周论文认为：“这说明这种诵念法实际相当于一种宗教的修持，且这种修持是以道教的修持法为基础发展而来，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这部经书毕竟是托言神灵“降乩”而来，文词不免通俗鄙俚，但也毫不隐讳流传初期曾经受到质疑。如咸丰忻州刻本但序一就承认该经虽然文字并不文雅，但无非欲传正气。希望诵此经者，以四书五经目之。而在《王火善钦奉汉室汉寿亭侯关圣大帝敕令》中，又针对时人批评，诸如文字“骄矜”、“浅近”、以及“投胎转劫”之说作了一番辩解。一方面说“以我为骄，我固不辞；以我为浅，我亦不辞”；另一方面又恐吓说：“如再有擅行诋毁者，轻则令瘟火灭之，重则命周仓斩之。毋悔。”由此亦可窥知，《明圣经》在初期流传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
或许意识到毕竟文词亦须雅驯，此经方能广其流播。于是后来有好事者因“书于玉泉寺”一语，嫁名宋儒朱熹，又造出《朱子删正〈桃园明圣经〉奏议》一文，意图补苴罅漏，争取儒生支持，至少减弱他们的反对声浪。该文骈四俪六，将经文之始上接汉魏，中历五代北宋，迤逦至清。且谓儒生之《小学》、《格言》篇目，不如道教之《阴骘》、《觉世》经文通俗易懂，化人既迅且捷矣。
尤以台湾通行的《桃园明圣经》，对于“忠孝廉节”一段增饰特多。其言：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日用朝廷禄，当思补报功。报国臣之本，惜卒将之宏。不饰文臣过，不灭武将功。纪录文华殿，举劾建章宫。丹心如赤日，位必至三公。秦桧世为犬，岳飞四帅中。
为人子，孝为先，孝顺两字紧相连。勿恼怒，常使欢，暖衣饱食毋饥寒。病医药，必自煎，即须尝过献亲前。夜不解衣朝不食，时时刻刻在身边。尔能孝顺尔子孝，点点滴滴看檐前。大舜孝，帝传位，二十四孝极周全。在生不供养，死后祭灵前。不孝子，惹灾愆，虎唅蛇咬病相缠。官刑牢狱遭充配，水火之灾实可怜，或自悬梁刀毒死，不孝之人苦万千。速速改过莫迟延，世人孰无过？改之为圣贤。人无过，笃行全。
廉生畏，洁生严。细检点，避疑嫌。希贤希圣由天命，学礼学诗听自然。却周粟，隐山川，为人似玉无瑕玷，立志如同铁石坚。守己禄，莫侚偏，损人利己子孙冤。廉者不受嗟来食，志士不饮盗之泉。辞俸原宪洁，畏金杨震廉。坐怀不乱柳下惠，闭户无容鲁仲连。
食曾如螬李美，瓜祭何胜菜根甜？俸禄止堪供礼仪，举家食费仅盘桓。百篢抬回失节物，满箱装裹昧心钱。笞杖徒流谁不怕？劝尔抬头看上天。纵容男仆如狼虎，谋占军民地与田。势败运衰参诘告，拔冢平房冤报冤。妇男穷极为娼盗，恨杀当初恶要钱。
人之节，如竹又如月。广大与高明，圆容更清洁。一生直不弯，挺挺欺霜雪。一劲参天秀，舞风弄明月。娥英泣竹林，点点班皆血。即如苏武杖，数有十二节。李陵污其奸，苏武敬其烈。仲升使西域，三十六国却。节义全，神圣悦。或掌天曹事，或补城隍缺。或生公与侯，富贵千年业。乱臣弄贼子，每把忠良灭。一见虚欢喜，心口各相别。心藏丈八矛，意存三寸铁。舌下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贪酷克奸谗，自殒儿孙绝。
“吾不吃长斋，吾不信异说。地狱即城隍，三宝星日月。救济急难人，就是解冤结。”
其中所引历史典故甚多，如言“忠”之秦桧、岳飞，“孝”之舜帝继位，“廉”之原宪、杨震、柳下惠、鲁仲连，“节”之苏武、李陵、班超（字仲升）等，多是儒家经典中耳熟能详的中国故事，叙来也的确平易亲切，满足了非佛徒，非异教的信众心理。
《桃园明圣经》民国以后在大陆究竟有何影响，讫无专门研究，姑存阙疑。但此后在台湾的发展却非常迅速，而且至今不衰。台湾学者蔡相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