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笔者如此费力提要钩玄，发掘资料，但历代关羽崇拜中究竟还隐藏着中国文化演进的多少秘密，仍然是一个需要众多学人共同努力探究的课题。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了“和平崛起”。关羽崇拜到底还需不需要保存，以及以什么样的形式保存的议论已经开始，但那是热心建言之策士面临的形而下学问题，已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大体而言，近代中国屡败之余，“保国强种”的目光也开始逐渐西移。民国初立，孙中山先生虽然也提出民族复兴的目标，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已无暇从容规划实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又把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最后抉择，押在了“西欧化”还是“东欧化”的现成模式之上。“东欧化”的指向一度是“国际化”，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本土文化似乎已无存续意义，遗址亦经陆续扫荡，几乎一空。不料四十年后，作为东欧化象征和堡垒的苏联，居然也“红旗落地”，联盟解体，重新回复到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状态，中国发展的东欧化选择，也随之遭遇颠覆。逮至2003年，“民族复兴”的呼声才再一次以官方决议的形式重现于中国。这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回味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华复兴的一段归纳性意见：
“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事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惟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民族复兴的确需要经济强国，技术创新，物阜民安，但是也需要自尊自强，不卑不亢，待人以诚。尤其是在市场初兴，商品大潮，追求“快速致富”的过程中，见利忘义的行为越来越普遍，已经到了影响经济正常运行，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价值观念及其体系支持的问题又重新提了桌面上来。2001年南京一名考生在应对主题为“诚信”的高考作文时，“以熟谙的三国故事为基础，编撰了赤兔马为诚信而殒身的感人故事，突现了‘真英雄必讲诚信’的主题”，成为全国的一时热门话题。如何认识和评价关羽信仰，又重新摆在21世纪中国人的面前。看来这还是一个需要持续进行探讨的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华人的“寻根”热潮，与外国商家、民众亟需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热情彼此激荡，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旅游潮。硕果仅存的几座关帝庙也重新包装上市，日进斗金。各种专家也“趁热铛子”摇笔为文，写出了多少煌煌大着，凄美文章。但是我们究竟对于历时两千年的关羽文化了解多少？对于它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意义、地位懂得多少？对于是否传承接续这个传统准备了多少？学人论着，每每上接先秦经典，动辄《老子》、《论语》，但是对于古人留下精神遗产的传承、演进、沉淀、汰弃、升华过程，却往往视若不见，尤其是其于民间的流变，更是所知甚少。
孔子在《论语·为政》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国。”既然“民族复兴”的进程已经起步，那么回顾传统价值观念及其体系的构建过程，以便在传承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以极大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应该是必要的步骤。而关羽信仰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它何以具有深厚坚实的民间根基，包容四裔的融汇能力、绵延不绝的历史积淀和跨越时空的现实影响，值得认真研究总结，并重新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是为全书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