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明成祖朱棣下令重置洪武年间中废罢的市舶司。于是，大明朝延在福建、浙江、广东分设来远、安远、怀远三市舶司，负责接待各国来使，而于京师设会同馆以待国宾。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此后的永乐一朝中，先后有四位海外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其中三位留葬于中华大地，这的确称得上是中外关系史上的大事。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贡外交，在政治上与各国并不平等。但在当时却不仅发展成外交活动的极盛时代，而且与各国保持了友好往来，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15世纪初却是事实。
朱棣打开国门的外交政策，目的既是要宣扬大明帝国的强盛，更是要宣扬永乐盛世。朱棣需要让普天之下皆知今已有永乐而已无建文。朱棣需要万国朝贡的盛世辉煌，同时也想知道建文帝是否真的出亡海外，这一切都促成了永乐年间出使西洋、西域等地的计划。明成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七月十一日，三保太监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航海壮举，这成为后世瞩目的大事。巨大的船队和数以万计的军士，足以显示中国的强大了，船队携带的赐给诸国国王的金织文绮彩绢等，是中国财富与文化的象征。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和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62艘，远航西洋。他们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今斯里南卡）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勒石为记，于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才返回。成祖朱棣似乎对郑和的第一次出航非常满意，在他回朝的第三天就命工匠改造249艘海运船，以备郑和下次使用。
当时他们乘的船，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可容100人。郑和的航行比西方哥伦布、伽马等的航行早半个世纪以上，而且船队规模与船只之大，都超过他们几倍。郑和每到一处，都以瓷器、丝绸、铜铁器和金银等物，换取当地特产，与亚非各国加强联系，随行人员马欣著《流涯胜览》、费信著《星搓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述航行中的见闻，都很有价值。明成祖朱棣的这一举措，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大交流，对中国的文明向外传播和中国人了解西洋情况，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比两汉时期朝廷先后派遣张赛、班超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壮举，更胜一筹。
随后，郑和分别在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成祖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明成祖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及明宣宗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六次出使西洋，到达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
明成祖朱棣还派遣女真人出身的太监亦失哈带领一千名士兵和二十五艘船去管理女真人的地方，并在其地设置了奴儿干都司以行使统辖权。在西部藏地问题上，朱棣同样派遣了一名太监侯显，并且听从他的建议招安活佛间接统治西藏，实现了长时间的和平。
朱棣称帝之后，昔日的周边国家并没有否认他是个篡位者，来朝贡的依然有，只是数量比起太祖年间要少了一些。东边的朝鲜和日本朝贡很及时，一者是它们畏惧明朝的武力，二者它们在朝贡中获得了大量的馈赠，尤其是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大量钱币甚至在本国一样充当了通货。对于东南亚各国，朱棣登基后依然实行的是朱元璋的“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政策。
明朝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王朝，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控制了元朝大部分疆域，并且渐次与西域诸国交往。到明成祖朱棣时，明朝与西域诸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交往，掀起了中西交往的一段高潮。明朝在其势力强盛时期积极与西域诸国往来，并试图恢复汉唐时期对西域的经营，但明朝在明成祖后逐步放松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派人到哈密进行招抚，“许其以马市易”。对此，安克帖木儿积极回应，他遣使臣马哈木沙、浑都思贡马190匹。为了使朝贡顺利进行，明成祖朱棣特地下谕甘肃总兵官宋展，要求他将所贡的好马送到南京，对所贡之马应计值给赏，做到厚往薄来，严禁沿途军民侵扰贡马和市马。安克帖木儿的这次朝贡符合明代的朝贡惯例，选择在明朝新年朝贺的机会。对于这次朝贡，明朝予以优厚的赏赐。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安克帖木儿又一次遣使来朝，请求赐爵，朱棣封其为忠顺王，“使守其地，遂抚其民”。为了感谢明成祖朱棣的册封，安克帖木儿于这年的十一月贡马谢恩。
根据《明太宗实录》的记载，从明成祖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免力帖木儿被封忠义王到明成祖驾崩之间这十多年时间，除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公元1416年）、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17年）两年没有贡马外，其它时间每年都来朝贡马。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出现了六次之多。其次，哈密对明朝的贡马规模越来越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所进的马匹和其它贡品的数量大，其二是随队的人员多。第三，贡品除了马匹外还有方物、豹鼠皮、卤砂、羊、驼、玉璞等，不过大宗贡品仍以马匹为主，其他贡品只是在永乐年间后期出现的多一些。第四，在永乐皇帝朱棣最后几年里出现了西域诸国联合来朝的现象，主要有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哈密与土鲁番、哈密与柳城的贡马和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哈密与撒马儿罕的贡马等。
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期，虽有南侵安南，北征瓦刺之举，但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在这方面，朱棣比其父朱元璋走得更远。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九月，刚刚通过发动“靖难之役”登上皇帝宝座的明成祖立足未稳，就匆忙遣使携即位诏书告谕安南、逞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腊、占城等国。同时指示礼部大臣：“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肴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
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八月至十月，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明成祖先后8次派遣行人、给事中、宦官分赴安南、爪哇、西洋、苏门答腊、逞罗、占城、真腊、朝鲜、满刺加、柯枝等国，对诸国国王予以赏赐，邀其入贡明朝。在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沿途，陈成奉命四度往返，所访哈密、吐鲁番、撒马尔罕、别失八里、失刺思、哈烈等国皆遣使朝贡于明朝。当时，不仅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的国家数量众多，而且先后有渤泥、满刺加、苏禄、古麻刺朗四国国王亲赴天朝勤见明成祖朱棣。后世史家称颂明成祖统治时期，“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不仅采用延长贡期、拒收贡物等办法对中外朝贡关系予以限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一些海外国家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逞罗许入贡”。
与此相比，明成祖朱棣既强调对沿海居民出海贸易的“防”，也注重对海外国家来华朝贡的“放”。为此，朱棣不惜重金，遍赏诸朝贡国国王及其使臣，免征其在华贸易之税。在巨大的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外国使臣四面而至，“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朝贡贸易空前繁荣。自唐末与中国中断数百年官方联系的日本再度将自己纳入朝贡体制，便是显例。在这以后明朝诸帝对中外朝贡关系和朝贡制度的态度及其举措，大致不出洪武、永乐两朝的框架。
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鉴于四夷外国朝贡者日众，明成祖朱棣下令设立四夷馆，分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专门翻译外国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并负责培养翻译人才。后来，明延于明武宗正德年间增设八百馆，明神宗万历年间增设逞罗馆。其中，西番，明代亦称土番，即唐代吐蕃；西天指天竺；百夷指云南西南地区的傣族；高昌，元代称畏兀儿，明代也称火州；回回所指地域广泛，包括撒马儿罕、天方、土鲁番等，“此外如占城、日本、真腊、瓜（爪）哇、满刺加诸国皆习回回教，遇有进贡番文，亦属本馆代译”。
生平最得意之事
夺得侄子的皇位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辞世，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燕王朱棣则在加紧活动，准备起事夺取皇位。朱棣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朱棣在王宫后苑修建了很大的地下室，圈以高大的围墙，墙下埋着缸瓮，以防止声音传到外面。同时养了许多鸭鹅，用鸭鹅的叫声掩饰打造兵器和操练的声音。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建文帝朱允炆听到一些燕王的行迹，愈发猜忌叔父朱棣。由于还没有准备充分，朱棣决定亲自去南京，借以缓和气氛，争取时间。他当然知道此行的风险，说不定会有去无回，但是朱棣相信自己会回来，会使仁弱的建文帝相信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还可以探听朝廷的虚实。
明惠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二月，朱棣来到了南京。对于燕王朱棣自投罗网，户部侍郎卓敬劝说建文帝将燕王徙封南昌。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然而，建文帝优柔寡断，没有采纳卓敬的建议，几天后将燕王放归北平。朱棣的这次自投罗网，体现了一位雄才伟略的政治家的成熟和胆色，收到了奇效。
明惠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向朝廷告发燕王朱棣的两个部下为燕王招募死士。经过审问二人，供认了朱棣的一些谋反事情。但建文帝没有更多的证据，所以没有削燕王，而是下诏训责。朱棣害怕这是削藩的前兆，遂生一计，用以迷惑建文帝朱允炆。
于是，朱棣开始装疯。北平的人听说燕王突然疯了，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乱跑、乱喊，有时躺在大街上昏睡。建文帝朱允炆听到传言，命北平布政使张昺和都指挥使谢贵探听真情。建文帝眼线张昺、谢贵入王府“探病”。盛夏暑天，他们看见朱棣披着大棉被在一个大火炉子前“烤火”，连连摇头大呼“冻死我了！”
张、谢两人密奏，建文帝朱允炆等人还真有些信以为真。幸亏燕王长史葛诚为内应，密报朱棣即将举兵。兵部尚书齐泰确也当机立断，马上发符遣使，命有司迅速前往北平，逮捕燕王府邸内相关人等，密令张昺、谢贵等人相机行事。
于是，朱棣大开王府大门，在东殿端坐，对外声称自己重疾得愈。事先，朱棣在殿门及端礼门内埋伏壮士，约定以令行事。然后，朱棣派人召唤张昺、谢贵两人入王府。
起先，张昺、谢贵怕中计，不来。为了诳骗两人，燕王又派人拿着写有诏逮官属的详细名单送给二人观看，表明是请两个军官入内查验“犯人”正身。张、谢两人思虑再三，加上建文帝朱允炆诏令只说是逮捕燕王官属，和这位皇叔还没完全撕破脸，踌躇片刻，便按剑前行。
临入王府大门，张、谢两人身边的众卫士被门卫呵止。由于朱元璋时代，皇族高于天的余威，王府确实不能随意进入，本着惯性思维，张、谢两人也没有坚持带护卫入府。
进入燕王府大堂，张谢二人看见朱棣曳杖而坐，俨然大病初愈的样子。两旁府属齐集，音乐声起，赐宴行酒。酒过三巡，有侍女端献精美漆案，上有瓜片排列齐整。“正好有人进献新瓜，今与卿等尝之。”说着话，朱棣站起身，亲身拿起两片瓜，朝张、谢两人走来。两人起身躬谢，正要伸手接瓜。不料，朱棣忽然变脸，大骂道：“就是平常编户齐民老百姓，兄弟宗族尚能相保全。我身为天子亲属，朝夕忧恐自身性命。朝廷待我如此，天下又有何事不可为！”言毕，朱棣掷瓜于地，嗔目怒视张昺、谢贵。
燕王府内顿时伏兵大起，众卫士拥上前把张、谢两人绑缚起来，葛诚等建文帝“内应”也被当即拿下。朱棣扔掉手中拐杖，大叫道：“我根本没病，是迫于奸臣陷害不得不为此计”。朱棣把手一挥，叱出张、谢等人，皆斩于王府堂前。
最后，包围燕王府的军队一下子溃散了，燕王迅速占领了北京九城。当时还没有南城墙，还是北京九城。朱棣控制了北京地区，宣布造反。
其实，朱棣并不是第一次装病。早在周王被废之后，朱棣就一直称病不出，借以韬光养晦，麻痹对手。不过，当时朱棣确实有一块心病，他的三个儿子在南京，可能已被扣为人质。一旦他有异谋，三个儿子性命堪忧。于是，朱棣借口病重，请求建文帝朱允炆让三个儿子归府照顾自己。这是一箭双雕之策：如果朝廷放归三个儿子，则免去了质于人的情况；如果不同意放归，可以探知朝廷的意向，早做谋划。建文帝拿不定主意，后来在徐增寿的蛊惑下竟然将朱棣三个儿子送归燕国。朱棣大喜过望，连称“天助”，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几个月后，毫无顾忌的朱棣造反，建文帝真是后悔莫及！
朱棣正式起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明太祖洪武三十二年（公元1399年）。朱棣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战争开始后，朝廷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四十余万军队北伐，军队驻扎在真定。燕王躬擐甲胄，率师至涿州，连败官军，耿炳文退守真定。耿炳文是硕果仅存的老将。他的失败，引起建文帝的忧虑。太常卿黄子澄却认为无足虑，并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建文帝朱允炆亲饯江浒，赐以斧钺，期在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