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天纬
友人阎琦将三十余年间所写的论文结集出版，嘱我为序。犹豫再三，一则却之不恭，二则不能辜负他对我的真诚信任，因欣然为之。我读了他自己写的跋语，这篇序或可视为"跋"的补充。
我痴长阎琦一岁。"文革"前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是先后同学，"文革"后恢复研究生招生，我与他同时考回西大，师从傅庚生、安旗二位先生，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从1978年秋至1981年底，三年多的时间里就是真正的同窗了。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我"二出阳关"，返回刚刚成立的新疆师大。空间距离相隔很远了，但彼此间的感情联系却转而更加紧密，三十年如一日，这份感情历久而弥新。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真说不清。客观上，我们仍然有许多相聚、交流及共事的机会，比如，80年代中、后期，我们一起参加安旗先生主持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项目，曾有相当多的时间在一起工作。但更根本的，应是彼此在主观上有投合之处，古语曰"惺惺相惜"，排除自我标榜的意思，我倒觉得与他的情分真是这么一回事。相惜，则必相知，既知其文复知其人，而文如其人，试从其文说起。
阎琦的学术研究，如其《跋语》所说，"以唐代文学和唐代文献整理为主"（以下引他的话，除另注明者外，均出《跋语》），就中又以韩愈和李白的研究为重点。其代表性成果，当然有分量颇重的专门著作，关于韩愈的，有研究生始毕业即出版的硕士论文《韩诗论稿》，有前些年出版的上下两巨册《韩昌黎文集注释》，关于李白的，有合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安旗主编）等。然而，专著涉及面广，可能反不如单篇论文更能反映他的学术个性。阎琦为学，坚持的原则是"说自己的话，勿步他人后尘"。这一原则实为学术研究应秉持的通则，然与人的性格、思维特征及文风结合起来时，乃可形成学术个性。阎琦的研究是很有个性的，他惯于细味深参作品文本，于覃思精虑中发现问题，小心求证，如入武陵源中，一步步地探索，一步步地前行，终于到达"豁然开朗"之境，形成自己的"真知、新见"。他谨慎而谦虚地自谓"识小"，其实是大小俱有所得，试举例言之：
他于研究生一年级时即在西大学报上发表的学术处女作《李商隐"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解--谈谈李商隐就婚王氏前的几首诗》，曾使同窗的我等艳羡。我当时的感觉，首先是文章的题目新颖，像一句长而且结构复杂的话。文章着眼的直接对象具体而微，但确实把诗人在特定时期所写的那几首诗读透了，其结论"受感情上的大势所趋迫，使严于情而又多于情的诗人非赴泾原不可，并非因牛党无所托而转托于李党"也就令人信服。史书对李商隐人格颇多贬抑，谓其"背恩"、"诡薄无行"、"放利偷和"，此文推翻了这一定谳，实具有因小及大的性质。由这篇文章可见作者文心之深邃细密，其学术个性已见端倪。还有，就是文章的语言，我的记忆中，见多识广、爱惜人才的郭琦校长针对这篇文章曾说过"想不到阎琦的语言这样老练"之类褒奖的话。须知作为一年级研究生的我们，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尚处于入门阶段，对于"专业语言"也才处于习得过程中，而阎琦似先已登堂入室！话说到这里，不免心生惭愧，1980年，我也在西大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李白的文章，由于此文过于稚嫩，后来，我在编论文集时放弃了它，而阎琦的文章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失其学术价值。
严格意义上的"识小"，是《〈与元九书〉"之无"小考》这篇数百字的小文。许多年前在闲谈中，阎琦就给我说起过对"之无"的思考，我听了深表赞同。2005年，复旦大学陈允吉先生要编荣休纪念文集，向朋友们约稿，他遂把酝酿多年的想法写成这篇文章，派上了合适的用场。文章小则小矣，但论证过程和结论却给人很多启示，我相信是解决了白居易研究中一个被人忽略的疑难问题。
《识小集》中关于李白、杜甫的论文，涉及两位大诗人生平的重大问题，在我看来，实为作者的重要学术贡献，故不能不予以特殊关注：
检视目录，不难发现，以杜甫为题的文章仅有《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一篇（以下简称《考论》），这可能是作者至今研究杜甫的唯一正式成果，虽不"累累"，却是一枚"硕果"。诚如《考论》所说，杜甫之诗被称为"诗史"，"含义有两端：一、诗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二、诗中所反映的杜甫个人生活经历之史。……杜甫诗，尤其是安史乱后之诗，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诗人个人生活大多历历可考，对于杜诗编年以及杜甫行踪等，研究界虽小有歧说，其大端多倾向一致，甚少歧见。"然而，就在这"一致"之中，形成了一个盲点，即信从自《新唐书》以来的华州"弃官"之说（《考论》指出，《新唐书》之说又"源于王洙的《杜工部集记》"）。"弃官"说的破绽其实显而易见，平心而论，我自己在"潜思维"中未尝没有怀疑过：任凭杜甫在华州司功任上不顺心到何种程度，他有什么必要置全家生计于不顾，轻率做出"弃官"的决定，挈妇将雏西入秦州，以致把全家人拖入生活的绝境？我相信与我一样抱有这种疑问的同行，恐不在少数，只是绝少有人深究。《考论》说，"陋见所及，惟一的例外是胡适先生，其《白话文学史》二编十四章《杜甫》说："依上引《立秋后题》看来，似是他被上司罢官，并非他自己弃官去。"惜未作申论。"依着胡适的指点重读《立秋后题》，我们不能不惊异于此前读诗的草率，杜甫分明自道"罢官亦由人"（"由人"是无可奈何之语），何以古往今来的论者都对"罢官"二字视若无睹，而人云亦云地重复着"弃官"的说法，甚至还要花许多心思多方探究杜甫"弃官"的原因？我不禁想起杜甫《戏为六绝句》所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杜甫身后，过了一千二百多年，胡适第一次发现了诗人自道"罢官"；从《白话文学史》出版的1928年到2002年，又过了七十五年，阎琦才第一个回应胡适，并对他的看法做了申论。《考论》以极其细密的针线考索了杜甫自"乾元元年（758）六月坐房琯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至乾元二年七月作《立秋后题》这一时期的诗作及行迹，探得杜甫罢官的原因是"与他在华州任上过于荒怠政务并触犯职律有关"。这篇论文2002年在台湾淡江大学"杜甫与唐宋诗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曾引起广泛关注，论者谓其"在彰表杜甫其人其事其文时，并不为贤者讳，而是站在新世纪学术研究的高度，回归更客观的观察与分析"，甚至认为它能"重返"现场""（毛正天《新视野新观念新方法新会风--杜甫与唐宋诗学学术研讨会观察报告》）。"重返"现场""，即对历史事实的复原，亦即肯定阎琦之文道出了杜甫"罢官"的原因。应该说，在目前人们所能掌握的史料前提下，《考论》是对这一问题最合理的回答。
阎琦在李白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识小集》中《李白卒年刍议》（以下简称《刍议》）、《再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以下简称《再论》）二文对李白卒年的考证及广德元年（763）说的提出。《刍议》发表于1985年，《再论》发表于2000年，其间相隔15年，足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执着及用功之深。关于李白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的传统说法，是凭借了李阳冰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的《草堂集序》中"疾亟"一语。质疑传统说法的研究者，前已发表过对"疾亟"含义的商榷，阎琦的两篇文章则是对"疾亟"之前和之后李白相关作品及历史事件进行系统考察，从而确定"疾亟"并非病逝。在此过程中，多有重要发见。就史料而论，比如，征引肃宗上元二年《授李光弼副知行营事制》，以制文中"剿彼绿林之盗"语证明李光弼除征伐史思明叛军外，确实负有征讨袁晁的使命，而袁晁势盛在宝应元年八月，则李光弼"出征东南"及李白从军未果均应发生在宝应元年秋。又比如，征引《新唐书·代宗纪》"广德二年正月丙午，诏举堪御史，谏官、刺史、县令者"的记载，由此判定李白在身后"被召为左拾遗，即在此时"，"谏官"与"左拾遗"在这里合若符契。以上两条史料都十分有助于确立李白卒于广德元年这一判断。更有说服力的，是在李白诗作中发现内证，兹举《游谢氏山亭》一例，诗开首写道："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再论》曰：""再欢天地清"当指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势穷自缢死事，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至此宣告结束。"我十分赞同这种解说。"再欢天地清"，其实是"欢天地再清"的意思。这首诗从题目到内容都是写实的，诗将抒情融会于叙事之中，抒写了久病初起的诗人迎来又一个春天时的欣喜之情。诗的开头四句可散绎为："我在迟暮之年，寄身于远离朝廷的地方，想不到还能亲眼看到安史之乱终于平息，大唐天下又回到太平岁月，真是令人欢欣不已。自从去年冬天那场几乎要了命的大病以来，我长期困于病榻，在寂寞中打发时光，今天才第一次走到户外，看到岁物更新的景象，真觉得辜负了这大好春光。"散绎的话语，根据读诗的语感，对诗句作了必要的填充。经验告诉我们，读古诗文的"语感"，对于理解语意至为重要，"语感"往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然而却最可靠。有论者认为"再欢天地清"不过是一般颂美之语，恐怕正是在"语感"上有隔。此诗既没有地方官之类的颂美对象，也不是以"海晏河清"一类话来颂美朝廷，而是单纯抒发诗人自己内心深处的庆幸感和轻松感。《再论》还说："最值得注意的是诗末"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二句，"稚子"当然不可能是伯禽，而是伯禽之子。当广德元年，伯禽已有二十五、六岁，是已娶的年龄，他的儿子已懂得迎接晚归的爷爷了。伯禽之子在当涂，说明伯禽遵父之命，已举家南迁，且定居当涂，准备长远侍奉于父侧了。"扣住"稚子"二字生发出这段话，由此判断李白"疾亟"而并未病逝，逻辑很严密，如果李白宝应元年即逝，伯禽是来不及举家南迁的。《再论》又引来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作为"李白病体复苏的旁证"，并就诗题考曰："杜甫自天宝初与李白别后，所写关于李白的诗，都是在不知李白确切地址、确切消息的情况下写的，诗题或曰"怀"（如《天末怀李白》），或曰"梦"（如《梦李白二首》），或径题曰"不见"，唯独此首曰"寄"，可知是在得知李白确切地址、对李白近况有了准确了解且李白有了相对稳定居住之地以后写的。"《再论》细绎杜诗"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二句，曰："此二句句法同于杜甫《春日怀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前句写自己，后句写李白，而且，"病起暮江滨"明明是说李白已经"病起"，说明杜甫听到的不止是李白病发当涂的消息，听到的还有李白病发之后经疗养已经"病起"的消息。假若李白病体复苏在来年春天，则时间已在半年左右，宜乎远在成都、梓州的杜甫能得知李白的消息并"寄"诗给李白表示他的慰问了。"我这里之所以做成段的征引，是为了比较完整地展示《考论》作者"精细入毫发"的文思和文风，所谓"读书得间"，此其一例乎？当初我们在安旗先生带领下进行《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的工作，曾认真讨论了《刍议》关于李白卒年的考证成果，决定采用这一新说。此后又有《再论》的进一步深入考证，在我看来，这个说法已基本成熟。2007年夏，在中国李白研究会湘潭会议上，我受学会委托，作《纪念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20周年学术总结报告》，将阎琦关于李白卒年的新说做了重点推介。我在那个报告中讲到近三十年来"李白生平事迹研究"方面的成果，列举了七项，阎琦关于李白卒年的考证为其一。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阎琦的结论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识小集》载入大小文章凡50篇，三十年间写成，年均不到两篇，就数量而论，不算多产。这首先是因为阎琦做文章坚持要有"真知、新见"，同时，在我看来，也与他为人行事的"低调"有关。他平日只是从容做事而不事张扬，他甚至很鄙弃那种"张扬"的作派。但他又是很自信的，每做成一件事，做得满意了，也会有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读他的《跋》，不难感受到这一点。退休以来，他常常说"今后什么都不干了"一类话，似乎真如跋语所说要退出"人生的竞技场"，但其实并没有闲下来。近些年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主编了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编（隋唐五代部分），作为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的配套教材，有周期地印刷，发行量十分可观。做成这件事，于"沾溉后学"自然是不小的"功德"，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精神满足、包括每年都能得到一笔不菲的版税（"不菲"的标准，当然是对我们这个阶层而言）。他曾对我说："想起来当年我们编李白编年集，辛苦数年，最终仅得到一千元左右的稿酬！"此中感慨，我自能理解。在阎琦身上，很能体现读书人的传统品格：一方面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与世俗拉开一定距离，在做人上保持几分清高。当今年月，社会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我很茫然，但如我辈者，在衣食无虞的前提下，既能为社会做点事，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我以为就很不错了。他因为对政治淡漠、远离"组织"，被认为是清高自负，连共青团的门槛都没迈进；平日评论时事，月旦人物，颇有些魏晋名士风度。一件很巧合的事情是，就在他被宣布退休一个月后，却被省政府聘为参事。既为省参事，当然算得上"长安名士"了；但他参加了参事的一段活动，又说"乏味"，没有多大意思，活动也不好好参加了。所谓"参事"，其实无多少事可参，宜其清高如故。阎琦亦能诗，能作联语，西安大唐芙蓉园西门（正门）联语"炎汉宜春苑曲水千载相如赋中皇家气象；大唐芙蓉园柳烟三春唐人诗裏帝里风光"即出自其手。诗，所作多为七绝，但轻易不为，我所读到的两组七绝，都是悼人之作，其中有悼念英年早逝的同窗李云逸君的一首，见于本集之《中文系忆旧》，可知阎琦非到情绪不可遏抑时绝不写无谓之"诗"，他是很重感情的。
阎琦告我，我们的另一位研究生同窗费秉勋答应为他题签。秉勋是西安著名书法家，是另一风度的"长安名士"。我应命为《识小集》作序，吾辈得成三位一体，不亦美事乎？序成，于心实欣欣然、亦戚戚焉！
辛卯元日于京东八里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