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水世芳：绮琴之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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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世芳与高罗佩他们那一代人，结婚时是这么个状态吗？”儿子读罢电脑上的剧本手稿，问道。
这次我请他来校对的，我不能再冲他发脾气，我尽力和颜悦色地说：“我想不是，那时跟现在很不一样……就像他们俩相识在重庆特园，因为高罗佩和水世芳都是在那儿工作的——而今天的重庆人，有几个人知道这名字呢？”
我对儿子讲起来。特园位于上清寺嘉陵村，原是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后来荷兰大使馆就设在那儿，稍后成了民革与民盟的驻地，今天，原址已经恢复了特园旧貌。
自传稿中高罗佩回忆了与水世芳的结婚经过：
在1943年夏天。我遇到了社会事务部的女秘书，她是来自北京的22岁的姑娘，叫水世芳。在日本人入侵了北京后，她与一大批大学生离开北京逃到了长沙，然后从那儿继续南下，越过了国境去了河内，最后抵达了未被日本侵占的昆明，在那儿她在逃难者就读的大学登记入学，后来继续前往位于中国的成都，在那儿的大学里获得了社会历史硕士学位。我们开始相爱了，于是我向她求婚，我当时33岁，觉得过有秩序的生活和建立家庭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遇到过有魅力的西方姑娘，但我明白了，要和一个西方妻子永远幸福，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实现共同幸福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我应该与一个亚洲女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女人结婚。
在与卡尔?巴克曼的系列谈话中，水世芳也介绍了这段浪漫史。那位荷兰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巴克曼说：
当日本人占领北京时，一所所大学整个地撤离北京。我与大约20多个清华大学学生一起开始旅行，他们多数是基督教女青年会会员，也有几个基督教男青年会员。我父亲给了我一笔钱，够用很长一段时间，但在我先昆明后成都的大学生活后，那笔钱已经用完了，我不得不找工作，我在重庆社会事务部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工资很低，而通货膨胀很严重，我们多数人都通过给外国人教中文挣外快。
在英国大使馆的一次酒会上，我的一个叫刘默仙的女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一个荷兰外交官，他的中文说得很流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梧，很可爱，举止得体，很懂得中国人的礼貌。他希望继续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所以我给他实习，于是我发现了，他不仅很熟悉中国古典文学，而且也会书写漂亮的汉字。作为书法家，他完全可以和最好的中国书法家媲美。他也会用古琴弹奏美妙的曲子。
现在有一个进入了他的生命，我们将经常提到她的名字：水世芳，他在他的口袋记事本里写道：
1943年6月25日：两点钟水小姐来聊天。
6月26日：水小姐。
6月29日：水小姐。
6月30日：水小姐。
高罗佩请了水小姐给他补习中文。后来，熟识了之后，他把她带到戏院去看戏，和她一起出去吃饭，一起看电影《一夜爱情》（一夜风流）。口袋记事本很快出现了shih-tang的字眼，或者S。F。的简称。叶秋原最了解情况，他们常到叶夫妇家做客，他从叶氏那儿了解到：水世芳不仅是家庭出身很好的姑娘，而且受到过很好的传统教育。后来两人常去叶氏夫妇家作客，水世芳也经常跟着高罗佩出席画展等活动：
1943年8月8日：3点王世杰派他的汽车来了。到他家去了，在那儿喝茶并欣赏画作。
8月29日：9点阿克尔来了，12点写汉字和唱歌。12点世芳来了，与她和比尔一起在珠江酒楼（粤菜餐馆）吃饭，然后一起买毛笔并逛古董店等。晚上与比尔和她去了英国大使馆的音乐晚会。（阿克尔天才的美国汉学家，高罗佩在莱顿读书和东京工作时，他们交了朋友。阿克尔会弹奏中国古筝，他唱美国可惜时，高罗佩跟着哼唱。）
9月1日：8点半到英国大使馆取汽油，9点接世芳，一起乘车去歌乐山度假区，10占到达那儿访问了张守谦（世芳的六姐夫），谈到11点。从11点到12点与世芳一起爬山，参观了云林寺。1点在张守谦家吃午餐，3点乘车返回重庆。4到7点在家与世芳聊天，一点一起吃吃晚餐，8点关世芳回家，然后在家工作。
高罗佩和她几乎天天见面，直到后来“1943年9月11日：宣布订婚”。
第二天他们乘坐轿子去了长江对岸的山坡上的大使馆，在那儿高罗佩将自己网民订婚的未婚妻介绍给几个与自己亲近的同事，在喝茶后他们步行返回城内。两天后，高罗佩写道：“9月14日：6点王芃生的汽车来了，接走了世芳，然后接了比尔?阿克尔等。因为是中秋节，在王芃生家里进行了赏月联欢。”
在另外的场合，他记载：“我的朋友杨大钧在月光下弹琵琶，而我弹古琴。”世芳愉快地说，那些夜晚都很美好，在另外的记录里，他已注明：在订婚时，他所书房改名这“吟月庵”。
他还在口袋记事本中记也了他喜爱的一首和歌，是他在日本生活的回忆：“云彩消失时，/不要以为/天已经亮了。/因为天空里还有/黎明的月亮。”
水世芳对巴克曼，也详细谈到了他们的特殊婚礼：
我们坠入了爱河，决定结婚。高罗佩问我：我们要不要在教堂里结婚？我正好也是这样想的。我们请求张海松牧师主持婚礼，他是把我给高罗佩的姑娘的舅舅。我们的证婚人是高罗佩的亲密朋友、外交部长王世杰以及王芃（音朋）生的妻子，这对夫妇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王先生在东京已很我的丈夫，在重庆他作为中国外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帮助我们通过地下渠道，把我父亲对我们婚姻的认可转达到重庆）
在婚礼仪式结束后，我们在人民外交协会举办了一次午餐，然后在家里举办了一次招待会。丹森伯格公爵用巩发表讲话，那个讲话稿我保存着，他当时说：
在这次婚礼上，各种情况都让我们意识到，今天是在战争年代中聚会的，婚礼是在中国战时首都举行的。新郎家没有一个人出席，新娘的父母亲也没来，而实际上他们都非常希望能够和我们团聚在一起。我们仍然举行了婚礼，这一次充满爱情的联欢会，让我们在片刻中忘记现在正在打仗。这次婚礼还让我们共同认识到，战争不会是永远的，这使我们感到很高兴。战争的基础是仇恨和妒忌，而和平的基础是和谐和博爱。在我们和各国民族的生活中，战争仅仅是一个暂时性阶段。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爱是更强大和持久的因素，……爱神比战神更强大。
这样，1943年12月18日——一个多雾的、可以免除日军轰炸的吉利的日子，水世芳高罗佩在重庆基督教思恩堂举行婚礼。然后又专门举行了一次中国式婚礼，用了中国的象征物：花轿。然后去到南温泉度假，并且乘坐军机到印度度过蜜月——这些，是战时一般人所难于想像的，然后，他们做到了。
我突然想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时，中国人仿佛约定俗成地也要举行两次不同的婚礼。一次是在单位或公社举办的新式集体婚礼，戴红花，放革命歌曲，领导、家长到新人代表，都说着歌颂新社会、移风易俗的话，要学习的榜样从张思德白求恩雷锋一直排到吴兴春欧阳海，也都喜气洋洋，甚至可上新闻节目。可是实际上呢，背地里晚上又偷偷举行一次传统婚礼，大碗喝酒，大块响肉，新人碰怀，旧歌老舞，大闹新房等等，一切照旧。人们说，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回到高罗佩这对新婚夫妇上来。原来，他们的新房是在胜利大厦附近一处简陋之地，后来，终于在国府路295号找到了一个像样子的房子，高罗佩像在日本时一样，亲自设计，亲自动手，将那屋子装饰一新，并且借用了军队机构的汽车，在一批工人的帮助下，搬到了新家。二人一同购置了餐具、床和写字桌之类，高罗佩自己买了一张琴桌和几个书架，还专门请来一个厨师。
在高罗佩眼里，水世芳是一个古典式的中国美人，性格上也十分热情开朗，富于一种可人的幽默感，笑起来煞是可人。这些，不啻都是令人人放心的。然而，除此之外，高罗佩还非常清单她的家庭背景，对于他而言，水世芳出身于中国士大夫家庭，而自己又是以学者型的外交官自居，简直是珠联璧合的一对。他在满意之余，对着古琴弹奏出几个音符来：
“胜桑，你还记得么？”
水世芳睁着惊愕的眼，猜不透夫君旧事重提的意思。
“我得坦白，同这样的日本女人，有过好几年的同居日子。”
“这关我什么事？”水世芳有点愠怒了，掉过头去。
“我是说，”高罗佩慌忙解释，“别人经常问我，为什么能够同时开展那么多领域里的活动——公安小说，古琴，书法，春宫画，各国语言之类——而没有患上精神分裂证，简单是不可思议的事，而我的回答是……”
“是什么？”水世芳的眼神在期待他的答案。
“是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组织方式，而这，就是中国式的的家庭生活方式，即女主内。如果我们夫妻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用中文交流；当和孩子们一起时，我们就用英文或者荷文……这就叫中国式的家庭生活原则。”
“这么说，我对外部一点也不过问罗？”水世芳不乐意地说。
“也不完全。”高罗佩说，“我的意思是，这意味着你从不谈论我的办公室工作，不谈我的学术活动，不过问我到外面做了什么。”
“不，有时我们也有意见分歧的，”水世芳固执地说。
“当然有过一些分歧，”高罗佩说，“但这些分歧从来没有涉及到具有关键意义的事情。”
实际上，高罗佩心底里认为，水世芳是一位中国官员的女儿，她作事天生地讲究策略，作为的妻子，她有非常优秀的品质，知道哪些地方用中国式的方式最好，特别是，当丈夫和别人谈论政治和外交这类的事情时，她作个好的聆听者，却从不轻易插嘴。
高罗佩举例说，某国总理有一次晚宴时从在水世芳一旁，他事后对高说：你真好运，有定个对欧洲政治如此理解的妻子——实际上，水世芳一味是在聆听，并发表任何看法，竟然就收到如此奇妙的效果。
对于夫君的爱好，水世芳又有自个独立的看法，决不随从。她可以看丈夫的用荷兰语写的侦探小说，却决不看他与的春宫图研究——她说，它们过分暴露出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妓院之类，令人不舒服。她作为外交官夫人，在那个圈子里呆了多年，却从不谈论有关的“外部世界的绯闻”。总之，中国文化传统对她影响之深远之牢固，这也是夫妻俩关系和谐的本质，就像他们共同的爱好是古琴那样。
22年以后的1965年，高罗佩在自传手稿里，不无得意地回忆这桩跨国婚姻来：
现在（1965）我们结婚21年了，我可以说我们的婚姻是完全成功的，世芳很好地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会说荷兰文、英文和法文，证明自己是优秀的外交官妻子，然而，她始终坚信，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比在完全中国式环境中的生活方式更美好，没有一种文化比中国的更好。……
荷兰外交部立即同意了我们的婚姻，但在世芳家一方有很多人。因为她老父亲在被日本占领的北京生活，家族中一个银行家的老伯成为了非日占区的领头人。他是极其保守和思想僵化的老先生，对一切外国事务都深深地蔑视，他把世芳与我的婚姻视为可怕的有失身份的事情，是家族的耻辱。当荷兰大全亲自询问他是否同意我们结婚时，他表示没有世芳父亲的书面许可，他无权同意。这时我的朋友王芃生将军出面帮助我们，他让他的秘密警察与在北京的水博士接触！在两个星期的短暂得无法相信的时段内，水博士写的简短信函穿越了前线，偷偷地送到了重庆。他告诉我们：他对婚姻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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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现在写作要受欢迎，还得真相信下一代人的建议。
可是，我不能够，我那个《姊妹琴》的剧本，故事早已定型，如果一改，就得伤筋动骨的，整个剧本的结构哪，情节哪，悬念的设置等等，都是来个翻天覆的变化，这在我，无异于推倒重来。我不能，我只能按照既定的想法继续写下去——
博物馆，童副馆长的办公室。
邹馆长匆匆来到童副馆长遇害的办公室，那里作为案发的现场，此刻依然凌乱不堪。
张警官瞧邹馆长进来，立即对他说：你注意到这办公桌的位置了么？
位置？邹馆长心里直犯嘀咕，但当他注意那大办公桌的玻璃板时，却忽然感到晃眼睛，不觉望了望淘汰处，这才发现，太阳光依然如此明亮，透过玻璃窗恰好落在巨大的办公桌上，并通过巨大的玻板反射回来，直晃人眼。
他迷惑地望着张警官：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张警官拍了一下邹馆长的肩头，指着办公桌玻板上面的一只烟灰缸：你注意到这景象没有？
邹馆长有点莫名其妙，他望望二十几层的高楼，看着那幕墙，此刻，从那里反射出来的光线，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办公桌上，又经过桌上的玻板反射进人的眼睛，晃得人几乎要晕倒。
张警官说：我有个想法，也许，嫌犯正是从这儿入手的，将他进入现场杀人盗窃的时间，与别人发觉现场的时间隔离开来，以造成他不在现场的假象呢。
什么？邹馆长大吃一惊，怔怔地望着王张警官，又疑怀地望望窗外。
窗外，明晃晃的太阳光透过玻璃幕墙反照过来，像后台上的追光灯一样，定格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直把远眺的目光归得云里雾里，稀里糊涂。
张警官说着，将那烟灰缸缓慢地移动起来，又点起一支烟来。终于，那玻璃的烟灰缸闪烁着耀眼的光斑，点燃起了张警官手中的烟头。
张警官：老邹，你瞧见了吧，嫌犯使用了狡猾的延后法哩。
邹馆长迷茫地望着张警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只见张警官睒睒眼，狠狠吸了一口烟，意味深长地笑了。
7
婚礼之后，高罗佩完全收敛了单身汉时随意泡妞的日子，一门心思悉心经营自己的幸福。
水世芳也谈到：“在重庆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年，我们去印度的蜜月旅行是很美好的。那个泰姬陵……太精彩了！但是，后来高罗佩和我不太喜欢印度人（如果可以笼统地评论他们的话）。他觉得他们太沉闷，常常很傲慢，幽默感很少。”
甚至，连印度人的眼光，高罗佩也留意到了：他们的目光那么悲伤，眼神都那么茫然！中国人就很不一样，他们永远硐笑容，目光炯炯。
除了使馆的工作，高罗佩最感兴趣的，不得数结识琴友，参加各种与古琴有关的活动了。这似乎与战争的时代氛围很不合辙，然而，大后方就是大后方，是同正在交战的地方截然不同的。
在高罗佩自己的记事手册中，就详细记载了在重庆的这类活动：
1945年2月9日：9点半与梁在平和杨大钧一块儿去了北岸，散步去杨少五的农庄，12点半抵达那里，吃了午餐，与杨少五和石绍夫老先生一起古琴和琵琶。吃了晚餐，聊天，弹奏音乐，在书房里睡觉。
2月10日：早上和杨大钧一起在公园里散步。很晚吃午餐，与大钧一起访问了潘天寿的美术学校，然后在学校里拜访了徐悲鸿。乘坐嘉陵江上的船返回重庆，5点和大钧在北京酒楼吃饭，然后回家，很早就睡觉。
第二天，这群学者和全体艺术家，来到高罗佩夫妇家里吃午餐。现在他俩已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之中，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们多次聚会弹奏音乐，高罗佩还修理了杨大钧的琵琶：
2月23日：7点半在吴国桢家吃晚餐，在康先生家里与中国艺术跳舞，弹奏古琴。
2月25日：11点杨少五和杨大钧来了，一起乘车去了杨少五的家，在那儿举办了盛大的午餐会，以庆贺天风琴社的成立，下午是弹奏音乐度过的，吃晚餐后欣赏灯笼。
王芃生将军身材高大魁梧，性格开朗爱笑，是高罗佩在东京时结交的老朋友，在重庆担任国外情报局的局长，也常常来作客。水世芳说：“他来我们家做客时，常常用日文相互交谈，他们的话我听不懂，当然常常是讨论政治秘密。”重庆的一批日本专家，高罗佩、比尔?阿克尔等人，都属于这个圈子，他们在盟国情报机构里担任职务，经常聚会，定期与王芃生联系。这方面，记载得最仔细的，是使馆的工作人员巴克曼，他是随高罗佩夫妇参与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一个：“有一天，高罗佩邀请我出席一次欣赏中国古琴古典音乐的晚会，那是我在重庆逗留的一个高潮。高罗佩是一个中国古琴协会即天风琴社里唯一的国人，甚至是该社的秘书。要加入该社是极其困难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主持人笑着说：按照自上而下以来中国执行的规则，不可以给蛮人弹奏中国古琴，但我说了你是汉学家后，大家同意对你例外对待。”
在高氏眼里，像天风社那样的俱乐部或精神联合会，并不是在社会或地理的同一性的基础上组建的，因为只有掌握了这门艺术并且按照严格的规则从事它的人们才可以入会。所以，加入它的门槛儿也比较高：第一要对古琴有所造诣，第二也需要热爱书法字画，所谓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么，此外还要有一定的涵养。
很好，当时的陪都重庆，正麇集了一大批这样的人，实在是再美妙不过的事：其中有著名的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和像于右任老先生那样的学者，也有几个相貌非常美丽的女士。一张古琴被高置在案上，一位蓄着灰色山羊胡子、脸庞线条很精致的老人，开始使它发出的一个个微弱的音量来。琴声的音调时而如小溪流水，时而如裂帛刺耳，时而如云雀高呜……无论怎样，都极其动听。这是一套固定的做法，完全符合中国文人的情致和需要。
巴克曼是只菜鸟，他无法听出曲调来好坏高下，只知道这样的聚会充满了一种神圣的、甚至是一种诡秘又如泣似咽的氛围，令人捉摸不透，且又美不胜收。
然后该进餐了，餐后是以笔会友，拼书法。众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然后书者铺开一张宣纸，挽起袖子，再倒水少许，磨砚蘸墨，再龙飞凤舞地书写一通。在巴克曼看来，与其说是在写莫如说是在画——画了一大堆既凌乱又流利的符号，后继者既可续作诗词（即唱和），也可新作绘画。高手们乐于参加此类即兴创作，对高罗佩来说，更不在话下；因为这样的即兴发挥，可因文字内容、风格、时代和心境来决定或细致或粗犷，或工整或流畅；最狂放的发挥，莫过于将那墨汁儿油漆倒在宣纸上，然后用火柴棍以及能够拿触及到手的任意之物去涂鸦——最奇妙的是，这种趁酒兴或饭后余韵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也是最受赞誉的。
通常，在观看的嘉宾中，高夫人水世芳无疑兴致最高，也最沉稳，在不动声色地暗自为丈夫加油，那是一种只有他们二人交会时才能领会的目语与眼神。
“如此说来，非高雅之士，是不能参与古琴活动的罗？”巴克曼这样问道。
“诺，你这问题提得很好，”高罗佩让助手取出一本自己写的书——《琴道》，一边翻一边说，“请你记住，这里有不宜弹奏古琴的十四条禁忌，”然后他读起来：
1．刮风下雨特别是有暴风骤雨时
2．发生日食或月食时
3．法庭里
4．市场上或在商店里
5．蛮人面前
6．下流人面前
7．商人面前
8．歌女面前
9．喝醉了酒时
…………
“懂了吧？”高罗佩接着说，“在实践中，第8条规则仅仅指最低级的歌女，而第9条规则，琴社会员们都不那么严格遵守。”
“谁能做到呢？”巴克曼不觉砸了砸舌头。
“她能做到，我的绮琴！”
高罗佩说罢，得意地笑了。他笑得有故，因为他的妻子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是个善解人意的尤物：
因为是中国官员的女儿，她天生地善于讲策略，所以作为外交官的妻子，她也非常成功。她不是真正感兴趣的，但她是非常好的聆听者，而这正是男性外交官和政治家特别赞赏的特质！在一次晚宴，某国总理坐在S。F旁边，他事后对我说，的话风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说我真有好运，因为能有一个对欧洲政治如此理解的妻子。实际上，S。F。在长达两小时的交谈中，只是一直聆听了他关于自己对欧洲的看法的详细解释，中间只是偶尔礼貌地点了点头，并且说了他绝对说得正确。
因为她有使命感，她对话时荷兰语掌握得很好，她偶尔也读荷兰小说，特别是那些描述19世纪家庭生活的小说。因为那里的生活很像中国。她看过我的《大唐狄公案》小说，但不喜欢它们，{她更不喜欢明朝那些春宫图}，因为它们过分暴露了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妓院和非法的爱情关系都属于外部的世界，都是守旧的中国年轻姑娘相互之间不谈论的话题。虽然她在国际圈子里待了二十年，但每当听到西方女人谈论这结事情的时候，她总是深感震惊，她看过的电影了没有使她对西方文明形成很高的评价，反而使她越来越维护中国传统。
8
其实，在与水小姐结婚仅仅几年之前，他在日本早已经熟悉了这样的“婚姻”生活，而且颇具家庭气氛。不同的是，那只是临时的组合，同时是三人组合。譬如，1939年2月21日：“2点到4点在城里买东西，5点胜桑去接美代子来，首先一起在家喝茶，接着吃了中餐，然后继续工作。胜桑和美代子打牌。”
这是一个何等温馨的家庭生活场景啊：学者安宁地坐在书桌前面研究他的古书和文稿，或者用毛笔书写漂亮的汉字，或者在一块石头上篆刻古老的字体。两个年轻女人坐在榻榻主上一会儿打牌，其中胜桑更是一个把高罗佩哄得团团转的高手。如果她足够明智的话，是不会轻易表达任何的想法的。她的策略主要是让美代子参与管理家务，以建立起某种三角性爱关系，使自己的固定伴侣高罗佩更多地待在家里。
然而，这并能持久。虽然高罗佩对这样的家庭生活是向往的。他后来甚至对巴克曼说过：同时与两个女人生活，一切就变得刺激得多，也能做更多的事情！——你看，跟两个女人周旋，还能做更多的事！还有一个好处是，她们可能预热他的床铺。
荷兰来日本大使馆办事的罗恩?范登布兰德勒尔（后来任驻重庆的武官），一次去日本某地滑雪，一个晚上他被邀请到高罗佩家吃饭；据他后来讲述说：当时高罗佩居所里有两个美丽的日本女孩子，她们给他们端上了非常可口的日本菜肴。“直到我离开时，她们中的一个用日文对高罗佩说了一些话，于是罗伯特（高罗佩）笑着对我说：‘她们现在要一起去预热我的床。罗恩，我在这里已经被如此宠坏了，以致再也不可能建立爱情和友情起重要作用的西方式婚姻，你对此能够理解吗？’”
但是，现在是重庆，是在特园，一切过去在东瀛时的单身汉特有那种的浪漫、时髦或不堪，都不容许再来，他要过一夫一妻的正常生活，需要遵守琴社的一切规章，现在看来，高罗佩做到了，这其中肯定有水世芳的功劳，至少，将丈夫曾经放荡不羁的心，给牢牢束缚在自己的身边，她做到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高罗佩能够这样自律，也跟他在琴社里受到关于做人的教育有关。他入社不久，得到一个发言机会，高罗佩用完美的礼貌和中文发表了讲话，之后主席用对与会者说：“我们刚才很高兴地听到了我们中间的一个外国人的讲话，我们注意到了，他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让我们理解他。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外国人，以后也永远是个外国人。当然他在这里永远是个特别受到欢迎的外国人。”——高罗佩认为，那虽然是一次不痛不痒的指正，含蓄地批评了他的年轻、不会婉转地表达之类，但他还是乐意地接受这种“友好的批评”。
在高罗佩心目中，中国的古典文学多半是枯燥无味的，比它们更具有吸引力的是，中国文人们活动的其他领域，例如书法、诗歌、印章、古琴、绘画、青铜器、瓷器以及享受大自然，这样的兴趣爱好，无疑有助于他接触到更广泛的中国朋友和中国文化。这一点，水世芳显然非常喜欢。巴克曼回忆说：
他享受重庆的非常特别的气氛，他曾经这样对我说：看呀，巴克曼，战争造成了些什么呢？来自中国各地政治家、学者、诗人、书法家都逃到这里来了，但还有酒楼老板、厨师和美丽女人，你可以在这里享受中国的一切产品，尤其是中国烹饪艺术的产品……我们和高罗佩一起在书市和古董商店里找书的古董，看来，不管在哪儿，他都关于说话和开玩笑，有时使用的语言甚至是对方的方言。交谈中偶尔发生误解，他就把钢笔或毛笔拿出来，用他的漂亮的清晰的汉字，把要说话写出来，由此博得人们的钦佩。
“他爱他的记事本儿，就跟爱好中国的一切一样，形影不离。”水世芳不止一次对人家这样说他的夫君。
9
电脑打开着，儿子正聚精会神地爬在电脑桌上观看，没注意到我进去。
“传苏坦！”我大喝一声。
“老爸，你真会开玩笑，吓死人了咧！”儿子几乎跳了起来。
“对不起，”我说，“你看，《姊妹琴》这一章写得如何，可达到了你那林肯?莱姆式侦探的标准？”
“嗯，不过，还是嫌俗套了点儿！”儿子说。
“俗套？是有点儿，不过，我的重点可不在破案上……”
“接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等整个剧本完成了，你自然会明白的！”
“哦，老爸还卖起关子来罗！”
童副馆长的办公室内。
张警官将手中的烟蒂朝桌上的烟灰缸狠狠一拧，然后厉声招呼他的助手：传苏坦！
邹馆长不放心地试探：张警官，你……何以能肯定就是苏坦犯的案？
张警官鼻孔里哼了一声，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的确，门卫老彬已经证实，苏坦是在一点左右去到童副馆长办公室，以后再也没人进去过。可是，当时苏坦已经对童副馆长下毒手了！门卫老彬之所以三点四十五分钟进来，还发现烟灰缸里的一缕青烟，不过那是中了他的延时之计去了，他人为地推迟童副馆长的死亡时间，以便造成他自己不在现场的假象而已！
邹馆长吃惊地：那……童副馆长三点多钟还在抽烟，是老彬进来时亲眼所见啊。
问题正在这时。张警官走到窗前，指着博物馆一侧的玻璃幕墙：奥秘正在那里，那不就是一面巨大的反光镜么？
邹馆长：你的意思是说，苏坦用了一面镜子，通过反光的原理聚焦点着了那支香烟？这才造成了三点多钟童主任被杀害，而他苏坦不在现场的假象？
张警官大笑起来，点头称是，并说：现在的悬念是，那张松风古琴他藏匿在哪儿，作为脏物的古琴在，一定有一面精巧的镜子相伴……
邹馆长：这不难办，不怕他不开口，只要搜查一遍苏坦的宿舍或者办公室就成。
10
战争结束了，水世芳终于得以回到北京城，并将高罗佩带回家去，亲眼让父亲看看这位于老外女婿。
她的父亲水钧韶，本是生于1878年的前清和北洋军阀时代的老派高级官员，曾在清朝时被派往法国和德国任外交官，还在铁路部门担任过要职，以后有历任天津市长、驻俄罗斯大使等；他曾乘坐自己的专列旅行，抵达列宁格勒后，到那里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这里，我在哪儿可以玩麻将呢？
因此，拜访这位作为官场高手的岳父大人，对高罗佩这样的洋女婿而言，是颇有挑战性的。因为最初，水世芳的家人答应这桩婚姻时，还在北平的父亲只送去信件表示了祝福，而世芳先前的一些亲朋好友，还是同这对异国夫妻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这点，高罗佩后来才知道原委：某个水家的老先生对这桩婚姻作了悲观的预测：与洋鬼子结婚的中国女人，永远不会生儿育女——这是中国惯用的诅咒方式，也是断子绝孙的一种含蓄表达。但谁知，水世芳婚后不久便怀孕了，当第二年——1944年9月30日，便分娩了一个八斤半重的健康男婴时，这就是他俩的第一个儿子。如此事实，让水家人的态度完全变了，从此他们也完全接受高罗佩为他们的一员。
抗战胜利那年，水世芳提议，该是赴北平去见泰山大人了！高罗佩一听就满口答应了。出乎意料，在岳父面前，他对中国渊博的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尊重，颇得水钧韶好感，用水世芳的话说，“高罗佩对我父亲很关心，也很有礼貌，我父亲和其他家人非常喜欢他。此外，他对我们的文化和习俗的了解，都给家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水钧韶一高兴，就决定将自己的一件清廷官服——龙袍赠送给高罗佩，看他穿上那副滑稽样，大家开心笑了。水世芳开心地松了一口气：“欢迎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同时成为一名昔日的朝廷官员！”
在此前，高罗佩还出人意料地作了一件事，再次说明这位洋人，看问题想问题的细致周到：在来北平之前，他还特意去瞻仰了一回水世芳的母亲家人！
因为世芳希望看他在北京的父亲，1946年4月13日，她和我们的儿子离开了重庆，而我作了穿越刚收复的地区的一次旅行。一路上都是朝北边的方向。在苏州，我在我妻子已故的母亲墓地逗留了一周——世芳才4岁她就逝世了，但世芳的外祖母即前副总理孙宝琦的女儿还一直活着，并且还和世芳的家人在那里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一个星期。
北平省亲时，高罗佩和水世芳住在东交民巷的前荷兰大使馆的院子里。在自传稿中记载，高罗佩说他曾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文化活动，他还对妻子的家人和家中每个成员感兴趣，那些成员照片的原始版本，以前都挂在他们家的祠堂，现在那个祠堂不存在了。在高罗佩逗留期间，他请人复制了这些照片，好像预见了未来可能会这种变化。
关于与世方家人的见面活动，高罗佩记事本里记载：
1946年5月28日：11点到12点去了水家，取走了照片。
1946年5月29日：吃午饭后和S。F一起去了外祖母家。
这位外祖母，即水世芳后妈的母亲，是一位满族女人，外祖母对世芳和其他孩子照顾得很好，比世芳后妈对他们的照顾更好；因为后妈每天晚上都打麻将到凌晨3点，早上睡到12点。总的说来，水世芳的童年不很幸福。她和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的子女，都没有与父亲住在一起，而住在另一栋房子里，他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保姆；长大之后去了她姨妈家，总之，对再婚后父亲一家人还是比较陌生的，这也是水世芳特别自立的精神的一个源头。
1946年5月30日：去了摄影师瓦尔亚索夫那儿，复制了家庭的照片。
6月8日：2点到5点安世霖[前文提到的****过分强盛的观主]和管平湖来弹古琴，6点水博士夫妇、外祖母、十三北和关平湖来吃晚餐。关平湖演奏《水仙》和《墨子悲丝》。
6月9日：四哥和他妻子、七弟和他妻子和十二妹来吃晚餐。
6月18日：4点去了水博士那儿，核对了家谱，在那儿吃了饭。我一个人去了王孟书[音译]那儿，看了书，弹琴到10点。
通过这份记事本，可以看出，高罗佩对中国人的家庭认识所下的功夫。他看到，所谓七弟则是水世芳的弟弟，而她自己是八妹——中国人的家庭体系里，兄弟的子女不被视为堂兄弟和堂姐妹，而被视为兄弟和姐妹，按照出生顺序给他们编了序号，这个制度也适用于前辈，祖父的弟弟被称为二爷爷，等——在高罗佩看来，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一个事实！
高罗佩一行在北京逗留期间，多次参加当地一些音乐团体的聚会的活动，还尽可能多地拜访各界人士，参各种古迹。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妻子一起，多次访问了北平著名的古老道教建筑白云观。这是因为，白云观观主安世霖，是一位卓有造诣的学者和优秀的古琴弹奏者，很自然地成了高罗佩的琴友。但是几年后却听说，安世霖在私生活上十分放纵自己，他利用若干年轻女子去做各种玄妙的实验——实际很可能是骗奸或****术。所以，犯了众怒，在共产党的军队逼近北京时，道观里的道士们把他活埋了。这便是促使高罗佩写作《朝云观》的最初动因，也是其题材的线索和来源。——当然，他有理由追溯到过去，在重庆，他结交最多的一位琴友杨少五，也是位拥有庄园、许多土地的一方豪绅，所以，自然也逃不脱历史的惩罚，他被当地政府镇压了。
高罗佩的一个儿子也在父亲的传记前言中写道：
在槟城的小岛上，他访问了极乐寺，该寺庙有许多楼阁和附属建筑物，一条长路通往山的顶峰，寺庙就位于山顶上。小说的灵感则是父亲到北京白云观，从那儿的道士们和一个道长那儿获得的。
《朝云观》的成功令高罗佩一发不可收拾，紧跟着，他后来又连续写了《红阁子》和《四漆屏》，从此走上专心写作狄公案小说的轨道。
11
“可得三颗星！”
儿子看完剧本《姊妹琴》最后一页后，打起分来。
“仅仅及格啊？”我不甘心地问。
“是啊，你瞧，这尾声就写得不好，老套死了！”他对着电脑大专念了起来——
当那一张漂亮的松风琴——姐妹琴再度出现在人们面前时，邹馆长不觉百感交集，它既为古琴的失而复得而高兴，又为馆里出了苏坦这样的败类而悲哀，更为护琴而付了生命代价的童副馆长惋惜不已……
“怎么个悲哀法，惋惜法，你表演给我看看？”儿子噘起嘴来。
我一想，这是怎么啦，写着写着，又忘掉电影需要形象化表达方式了。
我拉开儿子，便趴在电脑前动手改起来……
但是，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想了想，旋即在键盘上噼噼地打起来——
阿姆斯特丹机场。
乘客正走下飞机。托马斯走出机场。突然，手机响起。
——你是？
——我是重庆的邹馆长，你是托马斯吧？非常抱歉，因为失窃的案子，你没能见到姊妹琴中的另一张松风琴，告诉你吧，案子已经破了，松风琴也找回来了。
——啊，那太好了，姊妹琴又可团聚啦！
——欢迎你再度来中国，到重庆来参观。下一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啊，那我一定再来，一言为定！下次，我想，是不是将父亲遗留下来那张古琴制作成的图片，再将重庆找回的新发现那张古琴的照片PS上去，让其成为真正的姐妹琴，也让九泉下的父亲母亲能继续听到他们熟悉的爱的琴音……
——啊，好主意！哈哈！
“还是老一套啊，”儿子探头看了看，依然一撇嘴，“爸，你台词里都有‘姊妹琴又可团聚了’，怎么就不具体表现出来呢？只是说说好玩啊？太忽悠人了吧？”
我这才发现问题所在，一时却想不出来该怎样改，便啪地一声按了消除键，抹去了这个尾声，闷着头走出门去……
下面，该发生了什么事呢？
12
水世芳了解到，出于对中国古琴的热爱，高罗佩多次到北京寻师。继1936年后，次年暮秋，他再次来到北京，但他的琴学老师叶诗梦先生经在这年春天过世了。叶梦诗与高罗佩的师生琴缘为时甚短，但他对高罗佩影响极深。高罗佩对老师念念不忘，他做了两件事来纪念先生。第一件是：在三年后出版的《琴道》一书的扉页上，他满怀深情地写道：“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第一个古琴导师叶诗梦先生：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和伟大的文人”。第二件事是：他到重庆以后，手绘了一幅叶诗梦小像，并在画上题词道：
丙子秋谒诗梦先生于宛平，请受琴学。先生出示所藏昆山玉，为鼓《良宵引》，声韵铿锵，知此为周鲁封旧物，乃稀世之珍。丁丑莫秋，重游京都，而师于是春物化，藏琴四散，呜呼!沧桑变幻，人琴俱亡。癸未春余复来华，追使渝州，公余抚弦，辄复感怀旧谊，因画斯图以传其人，并传其琴云尔。
对于《琴道》一书，水世芳记得，在结识高罗佩这前，她就听说过了。原文是用英文写的，全名叫《琴道——琴的思想体系之论著》，作者在《前言》的开头冠以两排竖排的中文字：“琴声虽可状，琴意谁可听”。这两句诗出自欧阳修的《江上弹琴》，高罗佩引用这两句，其意义就是他在《前言》中指出的：此书主要是从文化层面探讨琴的文化意义，而较少涉及其音乐分析。此后他还发表了其它几篇英文论文，诸如《中国古琴在日本》（TheChineseLuteinJapan）、《作为古董的琴》（TheLuteasanAntique）、《琴铭之研究》。到1940年，高罗佩又申请到一个月的假期去北京旅行，有机会向管平湖(1895～1967年)学了几首琴曲，还在中国的某大学作了一场演讲，介绍东皋禅师东渡日本的情况。
1943年，高罗佩作为荷兰驻中国公使来到重庆时，他简直高兴透了，这对于酷爱琴学的他来说，可谓如鱼得水，正中下怀。对水世芳而言，既多了一位懂琴的知音，更结识了自己的意中人——是的，先生并非水货，他是货真价实的，这点于她来说十分重要。天天接触，她需要接受他的一切，容忍他的一切：那份典雅，那份率真，那份情真意洁，都令她暗自叫好；尤其是那一手漂亮的中文楷体，令她神往不已。例如，《琴道》一书也有用中文写成的后序，文与字都堪称典范：
夫此者内也，彼者外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蝉蜕尘埃之中，优游忽荒之表，亦取其适而已。乐由中出，故是此而非彼也。然众乐琴为之首，古之君子，无间隐显，未尝一日废琴，所以尊生外物养其内也。茅斋萧然，值清风拂幌，朗月临轩，更深人静，万籁希声，浏览黄卷，闲鼓绿绮，写山水于寸心，敛宇宙于容膝，恬然忘百虑。岂必虞山目耕、云林清閟，荫长松，对白鹤，乃为自适哉。藏琴非必佳，弹曲非必多，手应乎心，斯为贵矣。丙子秋莫，于宛平得一琴，殆明清间物，无铭，抚之铿锵有余韵。弗敢冒高士选雅名，铭之曰“无名”。非欲以观众妙，冀有符于道德之旨云。
余既作《琴道》七卷，意有未尽，更申之如右。然于所欲言，未磬什一云。
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
一日，一位琴友来拜访高罗佩，但他临时有事外出，水世芳代为接待了客人，临走时，客人掏出一纸，对水世芳说道：
“我看高先生的《琴道》一书，收获良多，只是有一事不甚了了。想请教高先生。那问题已经写在这里了，不知夫人可否代为转交？”
“没问题，你放心吧。”她接了过来，一看，那字条上工笔楷书写道：
高先生：
晚生翻看大作《琴道》，同意先生诸多论证，只有一事稍稍感到困惑：高先生读过明清以来的大量琴谱，广陵派的五大琴谱当然也不例外。在本书第三章论及琴谱时，你在书中言道：“全然剽窃他人琴谱者少见，余止见一，即《蕉庵琴谱》全类《五知斋琴谱》。”笔者看罢似觉得有些偏。，便特地将《蕉庵琴谱》和《五知斋琴谱》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书的目次、编排和所选曲目都不一样，不知高公“全然剽窃”此言有何依据？还望指正。
读者严然
水世芳顿时心潮难平静，她推测，问题会不会像高罗佩所说的那样，是一书抄袭了另一书呢？她一时拿不准，但又不想告诉高罗佩，于是，干脆自己悄悄研究起来。
《五知斋琴谱》（徐祺）：
中国清代以来流传最广的古琴谱。共8卷，前2卷为论琴文字，后6卷为古琴曲谱，共收33曲。书前行款汇纂者为周鲁封，实为清康熙间著名琴家徐祺、徐俊父子所编写。徐祺，字大生，号古琅老人。其子徐俊，字越千。两人曾四处游历，遍访名师，博采众长，成为独步清初琴坛的著名琴家。《五知斋琴谱》就是徐祺早年游历燕齐赵魏及吴楚瓯越等地，对各家传谱的“可因”“可革”之处，精细推敲30余年，在清康熙六年（1667）编成的。
《蕉庵琴谱》（秦维翰）：
秦维翰是清道光至同治年间（1821年—1874年）发展广陵琴学卓有成效的著名古琴家。他自幼即精琴理，成年以后，他弹奏的琴曲，虽然因为当时的条件限制，没有留下音响资料，但可以推测，确实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秦维翰还将平生孜孜不倦所练习的三十二首琴曲悉心参考，去芜取精，掇其简要，于同治七年（1868年）编成了《蕉庵琴谱》四卷。由于这三十二首琴曲师承有序，而且秦维翰对它们也是深有体会，因此，《蕉庵琴谱》有别于收录他人琴曲而入谱的琴谱，能较真实地反映广陵琴派传统琴曲的面貌；如广陵派四大名曲《樵歌》、《渔歌》、《墨子悲丝》、《佩兰》及其他名曲如：《梅花三弄》、《龙翔操》、《山居吟》、《潇湘水云》、《普庵咒》、《风雷引》、《静观吟》、《平沙落雁》、《离骚》、《秋塞吟》、《梧叶舞秋风》等都是现今广陵派主要的风行之操。
原来，高罗佩误解了两本书，他们是体例不同的两本书。前者《五知斋琴谱》是后者的母本，结构上分为两部分，理论和琴目心得，而后者只有琴目心得；前者共8卷，后者共4卷。容易引出误会的，是二者曲目的雷同。水世芳想，中国的琴人，大都以自己的理解去写作，少于顾及别人的经验和体会——就是说，虽然曲目相同，但技巧却不一样，体会也各异；这就好比一本《红楼梦》，可以容纳多人去评注去解说去引伸，但是我们却很难说他们是“抄袭”。
当水世芳将两书的比较写成文字，告之高罗佩以后，他看了直是瞪眼，旋即他承认，《琴道》确有疏漏和失误之处，他连声道：“谢谢夫人，谢谢我的中国夫人，帮我更正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下次有机会再版时，定加以更正。”
“谢我作甚？还是赶紧先给那位认真的读者——严然先生写个回信吧。”
水世芳甚感欣慰的是，夫君终其一生在荷兰都是以语言学家著称的，所以，他也经常鼓励自己多学点语言，尤其强调学好英文的重要性。最令水世芳折服的是，一是他对遥远的印第安土著人黑脚英语的了解，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帮助自己的导师编撰过黑脚语词典；而在重庆岁月，他又运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技能，帮助中美合作所设计了一套黑脚语密码，而且是在语言运用上进入到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得心应手的地步。二是关于“琴”的英文译名，高罗佩也是煞费苦心。著名音乐学家萨克斯曾于该书出版后和高罗佩商榷，建议使用“Psaltery”（索尔特里琴）。这是是一种古代希腊拨弦乐器，与中国古琴形状很相似，有12根弦，中文《圣经》译为瑟。高罗佩却认为“索尔特里琴”虽然在外貌上与中国的古琴更接近，但文化内涵上与古琴相去甚远。而他使用的“Lute”（鲁特琴），在欧洲文化中多与吟游诗人及高雅的娱乐活动相联系，因而在内涵上与古琴更为相近。
这样，一出以古琴纽带结成的跨国婚姻就意外地成功了；而且是在处于战时的重庆，又是在中西两个差别如此大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的人之间；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这场婚姻，主要是基于跨国文化的原因，或者说，基于文化的差异悬殊，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他们的误区在于，没有看到水世芳这个奇女子的适应能力，只凭一己想法——带着一种类似“昭君出塞”“探春远嫁”的观念看待它，多少有点儿凄凄惨惨切切那种“分骨肉”的意味，但水世芳跳出了这一蕃蓠，而且是带着善良美好的笑来看待这一切，正如高罗佩记述的那样：
当我在订婚后开始更好地认识我的未婚妻时，我发现了，能够导致婚姻生活变得幸福美满的一切因素，她都具备了。我们出身于同样的社会层次，因为她父亲是外交官，可以上溯到清朝，是北京老官宦家庭的后代，世芳受到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但也对西方的方方面面十分感兴趣，尽管这种兴趣从来没有强烈到要使自己西化的程度。就像我们对外国书籍感兴趣那样，她对外国事务也感兴趣。由此，在接触到西方影响时，她丝毫不像许多其他年轻的东方女性那样感到紧张和犹豫。
这切中肯綮之言，到今天，或许能为跨国恋的男女们，提供一面可次借鉴的镜子吧。
13
终于，我想好了《姊妹琴》的另一个结尾——
重庆江北机场。
一架波音飞机着陆了。舱门打开，我们看见，托马斯先生走出机舱。
博物馆，邹馆长办公室内。
邹馆长：托马斯先生，你瞧，这就是上次被盗走了那张松风琴，你仔细看看，跟荷兰保存的的那张，题词是否一模一样？
托马斯从皮夹里掏出莅的那张父亲遗留的松风琴照片，对照着，把那张琴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这张琴身中，“中和琴室”四个纂字赫然入目。琴身再翻过来，另有凹印的“松风”二字。
他地笑了。不禁坐一来，立即拨弄起琴弦，《阳关三叠》的琴音响彻大厅。
末了，邹馆长将一幅手书的高罗佩怀念重庆岁月的诗赠与托马诗，并即席朗诵起来：
漫逐浮云到此乡，故人邂逅得传觞。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宦绩敢云希陆贾，游踪聊喜继玄奘。匆匆聚首匆匆别，便泛沧浪万里长。
“这个结尾还勉强可打及格！”儿子笑了。
“多谢考官夸奖！”我也高兴地冲着儿子，傻傻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