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富是建筑宅院的物质基础，山西商人实力增强恰恰是大院群落涌现的直接原因。明清时期的山西，富商大贾声名赫赫。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南巡途中，他与人谈及“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着者盖寡”。康熙皇帝是一位喜欢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英明君主，他提到江浙一带街市上的买卖人当时多为山西籍商人，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一千数百年前，就有司马迁记载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繁荣景象，当时有北贾种代、西贾上党之说，山西代、泽、潞等地两汉时其已经成为商人集聚的宝地。从马邑人（今朔州市）聂壹与北匈奴的贸易，到太原人王烈开始在东北易货，可以说，山西人外出经商很有些历史了。
山西商人发展最好的时期在明清两代。明初晋商崛起，明代中后期晋商已发展成为拥有巨额资本、活动区域广泛、经营项目繁多的地方商帮。入清以后，经过两百年锤炼的晋商无论是经营经验，还是资本积累，更加成熟，更加雄厚，纵横捭阖，称霸商海，从明代足迹半天下到清代足迹遍天下，从国内走向国外，“船帮”、“驼帮”成为旅蒙商人的主力军，又是清代恰克图对俄贸易的垄断商。及至票号问世，山西商人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长达百余年。票号鼻祖平遥日升昌票号当年的对联是“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道出了山西商人敢为天下之先的气魄，敢立商海鳌头的胆识。于是，三晋大地不乏钟鸣鼎食之家，尧舜故都几多腾蛟起凤之闾。
1933年的夏天，陶希圣曾到太原小住几月，他在《太原见闻记》里提及“山西过去是很富的。富的来源是山西人在外省外国的商业和金融业”。当这些生意兴隆财大气粗的业商者回到故乡之后，拿出巨额资金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就可以建立一个足以使整个村庄、整个县城、整个山西乃至全国人都惊羡的豪华宅院。富商大贾在高屋峻宇中团聚家人，课读儿孙，前庭逐商，后堂安居，做成了一桩桩一件件光耀祖宗激励后生的大买卖，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追求舒适生活和享受天伦之乐的生命需求。
明清时期山西境内出现一大批时代特色鲜明的北方深宅大院，气势凝重，屋舍高大，建筑古朴，装饰精美，分布在晋省从南到北的许多市县和乡镇，展示着往日晋商的辉煌。当代文化学者余秋雨考察了山西的乔家大院和平遥古城的一座座豪宅大院后，郑重其事地讲：这些历经二三百年风雨的商用建筑，虽显苍老而风骨犹在，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面对多少年风霜雨雪侵蚀、多少次战火兵燹后伫立的一座座深宅大院的高墙峻宇，面对积聚天下财富傲世称雄者们盖建的一间间曾经金银满屋的残垣断壁，借这笔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评说晋商，我感到了话题分量的沉重。
在大宅院里，我们看到了商家的财富，商人的精神，山西之所以在明清五个世纪能以“海内最富”为人称道，与当年居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人们生生不息的经商奋斗精神难以分开。正是在山西的这些宅院里，经营有方、聚财有道的商人们，运筹方院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们是一代甚至是几代无愧于子孙、无愧于乡亲们的商海英雄。今天留下供我们游览观赏的晋中几处老宅院——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榆次常家庄园，也都有一部凝聚先人血汗泪水的发家史。驻足晋商大院，鉴赏着那些沉淀了数百年历史的宅院，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晋商万里行贾、贸迁四方的艰难辛苦和勇闯天下的豪迈，体味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超常的体力付出和过人的智力支撑。
突然之间我也意识到，自己除了钟情山西的老房子之外，对晋商吃苦耐劳、勤勉敬业的创业精神，勇于冒险、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精于管理、长于计算的科学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由衷的敬佩。从这一处处深宅大院里，我似乎读出了晋商的灵魂与胆识，读出了晋商的气度与风采。
第六（节） 名臣老宅相映红
最近读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陈廷敬与皇城相府》，想推荐给对名臣与老房感兴趣的人们，因为文章的研究水准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特别是阳城县的皇城相府作为山西省的旅游景点，能集结起诸多史学、建筑学的同仁，共同关注研究名臣陈廷敬和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老宅院，这种情况还不多有。
陈廷敬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主持《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明史》《大清一统志》《平定三逆方略》等典籍为世人知晓。陈廷敬伴随康熙皇帝在朝四十余年，位极人臣，官至宰辅，以其才艺双优、为政平和的个人修养、个性魅力，成为康熙盛世的一代名臣。《陈廷敬与皇城相府》收录了清史专家王思治、隋唐史专家阎守诚以及省内外知名学者专家任茂棠、张海瀛、刘凤云、魏忠禹、靳生禾、冀满红、张玉兴、彭海等人的十几篇论文，从不同侧面展开对陈廷敬的研究考证，论述其为政思想、诗歌创作、文化成就、历史地位的同时，对陈廷敬的家族和这座庞大的府第建筑，都有精辟的论述和科学的概括总结。在享受专家学者们深厚研究功力和严谨治学态度结出的果实之余，我们对生养陈廷敬的这个家风严谨、长于诗文、推崇理学、乐善好施的官宦之家及其陈廷敬的个人成就，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面对这位声名卓着的一代儒相，不由得为自己的才学匮乏和见识浅薄而惭愧。因为写《屋宇春秋——山西老宅院》的缘故，两年前曾在皇城相府有过一次短暂的考察活动，后来为这座有十几个大型院落、六百余间房屋组成的清代建筑群写下了专门的章（节）。几年前，写过一篇题为《陈廷敬说廉政》的短文，对陈廷敬的有关史料进行核实时，对这位泽州名相所说“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以俭”一段话，印象深刻。陈廷敬还说：“督抚之职在察吏……上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贪则吏虽欲为廉而不可得。”他将治理国家的根本定位在高官者的行为取舍方面，也是颇有见地的。
书中有学者提及1998年10月赴阳城出席“名相陈廷敬暨皇城古建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难忘的历史文化之旅，不仅因为聚学界师友而受益颇多，更因为陈廷敬“午亭山村”故址的“林霏山色”，使人感触弥深。对此我有同感。在这古室老房鳞次栉比的院落里，当年砖瓦脱落、椽梁断折、荒凉颓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相府在“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中重现魅力，重现光彩。同时因其“一门九进士，三世六翰林”的家族显赫以及康乾盛世的浩荡皇恩，与同时期修建的山西其他宅院相比，气势更胜一筹。由于家族中长期有人仕宦的缘故，这座庞大的建筑群从兴修到扩建，都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资料，今天《陈廷敬与皇城相府》的出版，对我们了解皇城相府的来龙去脉，认识陈家的文化精神，无疑是种福音。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古建旅游正在成为一项高雅的文化休闲活动，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着古建观赏带来的愉悦，在古朴厚重的青砖灰瓦庭院深巷间追寻历史的踪迹，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位。去年中央台热播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许多外景取自相府，在皇城相府高大建筑群背景的烘托下，剧情与景物相得益彰。皇城相府正在走出偏僻的太行村庄，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筑美学的亮丽风景。驻足明末崇祯年间修建的内城“斗筑居”，漫步康熙中期扩建的外城“中道庄”，踏着厚实坚固的堡墙，迎着与几个世纪前同样清冽的山风，俯仰370年前砌筑的五间七层河山楼，在“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的“午亭山村”，寻古探幽，不乏“人去台空江自流”的萧索，但更多的还是“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豪迈。
拂去时光留给名宅相府和名臣陈廷敬的尘埃，相信不远的将来，阳城相府与名臣陈廷敬交相辉映，定会创造文化对接中的奇迹。
第七（节） 晋商与中国的建筑、戏曲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十四世纪以后，经济活动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明显增强，晋商通过商业贸易和金融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中国建筑文化与戏曲文化也有独特贡献。
晋商老宅、晋商会馆丰富了明清建筑的内容和形式
晋商大院遍及山西全省，其中以晋中的太谷、平遥、祁县、介休、榆次，晋北的保德、大同、浑源，晋东南的沁水、阳城和晋南的临汾、襄汾等县市更为集中。现存的晋商大院以其宏大、厚重、古朴、多样的特色，展现了明清时期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特别风采。山西现存的晋商老宅院，规模大，建筑精，品位高，占地动辄几十亩上百亩，屋舍少则几十间，多则上千间，结构多为窑洞和楼房的结合体，院子多以长方形为特征，高墙深院，美屋峻宇，亭台楼阁，廊厦栏榭，折射出中国民居建筑文化的魅力所在。这些建筑物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深化对明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认识。
晋商老宅是明清晋商的巨额财富与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科学技术结合的建筑实物。工业化以前的屋舍建筑，赋予其中的是完全的人工制作，因此每一处晋商老宅都可能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标本或明清北方民居的独有模式。这些建筑的美感、韵律，是许多人沉迷其中的主要原因，祁县的乔家大院就被几代中国建筑师誉为“清代民居建筑艺术的一颗明珠”。现存的晋商老院中，乔家大院的浑厚，王家大院的恢弘，常家庄园的闲适，渠家大院的清雅，三多堂的坚实……晋商依托山西人文地理环境，营造出山西民居多姿多彩的建筑风格。晋商老院的一土一木一砖一石，一面照壁，一扇门窗，一截烟囱，一段望柱，都蕴涵着主人的生活情调、对生命的理解以及主人或建筑者的匠心独运。这些保留下来的晋商老宅院，以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商业文化、建筑风格和艺术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眼光。
山西会馆是山西商人客居他乡、联络情感、交流信息、关照生意的重要场所。康熙南巡时就特别感慨道：“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着盖寡。”晋商从明代初年开始崛起，到明朝中叶形成气候，再到清代山西商人的贸易经营遍及天下，晋商在故乡留下了一处处有价值的老宅院，在外省也留下了足以让家乡父老骄傲自豪的山西会馆。山西商人在国内经常往来的繁华市镇建会馆，筑戏台，一则招揽客户，联络情感，二则听听乡音乡曲聊解思乡思亲之苦。各地的会馆，屋宇高大，殿舍齐全，华美的牌楼，精巧的戏台，楹联、门匾佳话满院，石雕、木雕移步换景，成为明清晋商出色经营活动的最好见证。晋商通过山西会馆把明清时期的商业建筑推至一个新的水准。建筑精美的山西会馆，是明清晋商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又一突出贡献。
晋商为修建和修缮明清建筑物提供了财力支持
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号称是中国明清县城的活标本，除了有高12米、厚5米、周长12华里的古城墙外，还有序地排列着明清时期的各类建筑物，形成了东城隍、西县衙、南观音、北关公、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佛寺的标准格局。现存的平遥城墙，是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在旧城墙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据史书记载，平遥城墙此后有过四次修缮，而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咸丰年间，这次修缮历时三年之久，完全由平遥商人出资和主持。明清街是两三百年前晋商的经营场所，属于典型风格的北方街面商铺结构。晋商对平遥古城各类建筑的修建维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晋商对城市建筑、寺观庙宇的维护修复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山西境内的明清建筑今有千余处之多，而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占了半数以上。这些寺观庙宇能够很好地保留下来，甚至经常得以重建翻修，有些就得益于晋商的支持。在《儒商常家》一书五百年纪事中，明代的纪事共有5条，其中4条是常家人从明中叶起捐资修庙的记录：嘉靖三年（1524年）常仲林子常廒为村里成家寨菩萨庙捐资；万历三年（1583年）常廒长子常廷和为车辋村寺庙捐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常廷美之子常现为南庄村大雄寺捐资；崇祯六年（1633年）常家5人为村里的东菩萨庙捐资。清代以来，常家捐资修庙的记录就更多了，晋中的富商常氏家族如此，其余商家也不甘心落他人之后，巨商大贾们给寺庙院观施舍钱财，多少年多少代乐此不疲，留存下来的寺观庙宇的碑碣中，许多都记录下晋商在地方上捐资的义举。庙宇修缮“非一人一家所能办，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晋商的捐资善举客观上保护了一批古代建筑文物。